作者：潘绥铭，1950年生，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100872）；黄盈盈，1977年生，社会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研究人员（北京100872）；李，1947年生，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法律政策工作委员会主任（北京100084）。

　　自1985年首次报告艾滋病病人以来，艾滋病在中国的流行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国外病例传入期（1985—1988）、散播期（1989—1993）和高速增长期（1994—现在）。截止到2004年12月中国的艾滋病感染者估计已达到84万人，而且“艾滋病由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扩散的态势仍在继续”（注1）。为了预防与控制艾滋病，中国政府、社会各界以及国际组织投入了空前巨大的力量，国务院更是在2004年把这项工作提到了“关系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国家安全和民族兴衰”的高度（注2）。卫生部把这一论断诠释为：“艾滋病防治工作作为关系民族素质和国家兴亡的大事”，必须“作为一项关系全局的战略性任务”，“也是中国对国际社会和人类生存发展高度负责的具体体现。”（注3）

　　艾滋病之所以在目前的中国被定义为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具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与社会内涵。如果不搞清楚艾滋病在中国实际上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在认知这个“问题”的过程中究竟存在着哪些与什么样的学理冲突、其背后的逻辑是什么、这些学理冲突对于问题的建构又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那么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层面，都难以找出解决该问题的最佳方案。

　　中国目前所见的艾滋病研究文献大多数仍然局限在卫生领域与操作层面上。生物医学、流行病学以及公共卫生学的话语已经成为艾滋病研究中的统治话语。人文社会科学的不多的研究，也主要是针对预防艾滋病工作中具体问题的分析或者对策研究。这类研究虽然给“艾滋病问题”掺入了社会文化方面的视角，或者从“艾滋病问题”反观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注4）但对艾滋病“问题”形成机制的分析、对其中学理内涵的深层探讨，尚均感缺乏，因而也就难以形成对主流艾滋病话语的质疑与解构，不利于发挥人文社会科学对求解这一问题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即尝试对以上问题做出初步回答。

　　一、艾滋病“问题”的中国独特性

　　任何一种较大规模的传染病，都存在着被视为“社会问题”的可能性。但是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艾滋病传播与“社会问题”之间的作用关系恐怕是相反的。同时，艾滋病传播对于中国的危害也不仅仅是国际上通常所说的影响经济增长等表象化问题，而是涉及中国在发展中的价值取向的根本问题。这两者共同构成了艾滋病“问题”的中国独特性。

　　艾滋病“问题”的缘起

　　中国之所以会出现艾滋病流行的现状，更多地是由于各种社会因素造成的，而不是艾滋病病毒“自然地”传播的结果。它并不是一个仅仅作用于社会的问题，更是一个来源于社会的问题，是基于制度、组织、文化、社会环境、思想信仰等社会发展中的负面因素而产生并加剧的问题。（注5）

　　1、一些地方发展经济的盲目决策加剧了性病的传播

　　嫖娼卖淫是传播艾滋病的重要途径。国家卫生部最近的判断是艾滋病“通过性接触传播的比例增加”（注6）。可是本文第一作者带领的课题组，2002年夏天却在西南某镇调查到了这样一种性病传播的机制：（注7）

　　当地领导要在这穷乡僻壤之镇创建开发区；

　　推平了两个村的土地，但是只修筑了两条宽大的过镇公路；

　　路两边的房屋都是当地农民与居民用土地补偿金或者集资修建的；

　　但是一直没有什么人来投资，出现了“卖东西的人比买东西的人还多”的现象；

　　当地人只好用这些房屋开办了娱乐场所，“养小姐”成为主要“产业”；

　　但实际上客源很少，小姐们因此不断逃跑；

　　结果这里成为“小姐培养基地”（当地人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