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们只得到附近城市的劳务市场去拐骗女孩子，并且拘禁她们；

　　在这样的生存境地之中，小姐们普遍不使用安全套；

　　小姐中性病泛滥，而且随着小姐的外逃，不断地远距离扩散。

　　在这个机制中，并不是先有了性病，然后再危害社会；而是先有了社会问题，然后才出现了性病的传播。

　　虽然上述个案并不具有代表性，但是如果我们从最近20年来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艾滋病传播的全部三条途径（血液传播、性传播、母婴传播）在此前的中国基本不存在应该是一个现实的认知。这意味着从宏观上来看，中国的整个艾滋病问题是后于某些社会问题而出现的。

　　其中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局部地区的农民因为卖血而感染艾滋病这个在世界范围内罕见的实例。迄今为止，尽管吸毒传播与性传播在不断增加，但在已知的艾滋病感染者当中，关联着贫穷甚至是当地政策的、经卖血途径被传染者仍占多数，（注8）继续昭示着“自然传播”说法的不实与“社会产物”判断的明晰。

　　2、社会阶层状况加剧了艾滋病传播的选择倾向

　　艾滋病并不是人人“机会均等”地传播的。它首先和主要地危害到我们社会中某些特定的阶层与群体。因此在当前中国这个特定的时空中，与其说艾滋病是依赖个人行为而自然地传播的，不如说它是基于现存的社会阶层状况而具有选择倾向的。这又要分为两个方面来看。

　　在血液传播（卖血与共用注射器吸毒）与母婴传播方面，艾滋病的受害者更多地属于社会下层，因为在国家实行免费救助之前，该群体的经济条件与社会地位都阻碍着他们脱离这些高风险行为，也阻碍着其采取相对昂贵的预防措施。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艾滋病更可能是一种“贫穷病”，是一种“因贫致病、因病致贫”的恶性循环（注9），从而成为“艾滋病问题”来源与作用于社会的例证之一。

　　但是在性传播方面，艾滋病却具有“富贵病”的倾向。

　　根据本文第一作者主持的1999—2000年全国20—64岁总人口的随机抽样调查结果，男性厂长、经理、老板这一阶层不仅发生嫖娼行为的现实发生率是所有9个阶层中最高的，而且其嫖娼的可能性是城市男性工人的10倍，农村男性的22倍。同时，他们平均还有过6127—6141个妻子之外的其他性伴侣，也是社会各阶层中最多的；且其拥有“多性伴”的可能性是城市男性工人的1195—2160倍，农村男性的2187—3137倍。此外，男性中占5%比例的那些收入最高者发生嫖娼行为的可能性，是那些占40%比例的收入最低者的33倍。（注10）

　　这说明此类“经济精英”作为艾滋病传播“桥梁人群”的可能性远高于普通阶层，而且既有的社会控制力量很难制约这样的性关系，也就难以减少其传播艾滋病的可能性。

　　3、至少在性传播这个途径中，艾滋病传播的社会性别选择倾向也是源于社会问题的。根据上述全国随机抽样调查的结果，有过多个性伴侣的人（具有传播艾滋病的可能性），在男性中占到23%；而女性中只有9%。这就是说，在艾滋病通过性途径的传播中，女性主要是被传播者，是被动的受害者。

　　此种状况从根本上来说是源于社会现实中还存在着“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体系”。这也可以成为社会问题先于艾滋病传播而存在的例证。因此，如果我们仅仅努力去解决“艾滋病问题”而忽视作为其基础之一的社会性别不平等的问题，那么女性在艾滋病传播中的受害地位就难以根本改变，中国关于男女平等的各项制度就难以落实，甚至有可能在艾滋病高发之际引发“社会性别冲突”，乃至危及社会和谐。

　　艾滋病对当今中国特有的危害

　　1、恐慌的危害远甚于疾病本身

　　对于整个社会与社会的运行来说，艾滋病的最大危害不仅是感染者或死亡人数的上升，更是它所带来的社会恐慌。在中国，原本属于慢性传染病的艾滋病，被赋予了太多的道德含义，甚至某些旨在预防艾滋病的宣传教育也在不自觉地强化着这种道德含义。“艾滋病恐慌”即由此产生，而且恐慌的程度会几何式地大于实际的传播程度。2002年初发生在天津的谣传“艾滋病人扎针”的事件，不仅造成了当时当地最大的一次社会恐慌，而且相当严重地波及到了北京。（注11）

　　随后的“非典”再次说明：此类公共卫生危机（包括艾滋病的高流行），如果仅仅是死人，如果仅仅是影响经济，那么现行的社会及其运行机制都可以较好地应对。但是，它却带来了普遍与深刻的恐慌。正是这种大范围的社会恐慌，而不是某种疾病本身，在局部地区严重损害了社会的正常运行。中国政府当时所采取的一系列重大举措以及随之提出的诸多重要社会政策，也都不仅仅是针对特定疾病的，而是以减少恐慌再次发生的可能性、维护社会稳定为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