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如此，我们对艾滋病的最大关注不应该仅仅是流行程度的增减，而更应聚焦于高流行可能出现的具体时机。

　　近年来，一些主要从疾病角度来看问题的国际组织与受其影响的国内学者不断地警告说：中国将在2010年出现1000万到1500万个艾滋病感染者（注12），而且倾向于把出现高流行的时间说得离现在越近越好。

　　其实，民间智慧已经说过“来得早不如来得巧”。艾滋病的高流行如果恰恰与其他某种严重的社会风险或者危机同步出现，那么双方就会形成“互构”，一起出现几何式的膨胀。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并不是在跟艾滋病的“自然传播”抢时间，而是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进程中与可能来临的其他风险或者危机争速度。

　　这种状况在其他发展中国家不是不可能出现，但中国改革与发展的举世瞩目的高速度与大力度恰恰构成了艾滋病“问题”的中国独特性的基础。

　　2、艾滋病生命危害的意义正在变化

　　艾滋病无疑会危害生命，但国家之所以越来越重视防治艾滋病的工作，却不仅仅限于单纯的“少死人”的考虑，而是把艾滋病“问题”（包括所有的公共卫生问题）定位于提高执政能力以保障和发展人民的健康权的重大问题。

　　正是在这样一个高度上，艾滋病“问题”对当前中国的意义可以被解读为“关系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国家安全和民族兴衰”。这也是艾滋病“问题”的中国独特性的另一主要依据。

　　二、艾滋病“问题”认知中的学理冲突及其意义

　　最近20年来对艾滋病扩大传播的态势的焦虑，掩盖了对在认知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所发生的相当严重的学理冲突的昭示，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相关研究与对策制定中的理性思维力度。

　　唯经济视角与人文社会科学理念的争论

　　此方面的争论，主要集中在“艾滋病的社会经济影响究竟有哪些与多大”这个题目上，而且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学术论战。

　　一般来说，主流话语倾向于从经济学角度出发，使用量化数据来统计出艾滋病传播对于经济发展的危害，以此警醒世人，强调防治艾滋病的必要性。从这一认识出发，论者常常提出拨款、诊治、帮助相关人员就业等对策。这些当然是积极的、必要的，但是对于防治艾滋病的要求来说还远远不够。因为造成艾滋病传播的是人们的社会行为，这种行为又是社会系统的产物。如果没有这个视角，提出的对策就会有局限性。

　　反之，社会学与人文学科的理念则认为艾滋病的传播是一种社会行为，它在一定程度上折射着社会结构中的问题，所以不能脱离社会体系来考虑防治艾滋病的问题。质言之，只有把防治艾滋病作为一个社会系统工程来对待，方能取得预期效果。这种观点认为，防治艾滋病的工作应该以社区建设、社会发展与人类发展为基础来设计与实施。

　　纯思辨地看，这两种视角似乎完全可以相辅相成。可是在防治艾滋病的具体实践中，它们却会引出不同的技术路线，而且得到大相径庭的结果。例如，某个防治艾滋病的项目是在一个镇里开展的。它沿着唯经济视角的路线前进，基本上解决了艾滋病感染者在当地就业的问题，即避免了劳动力损失对于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注13）但由于这种解决方法主要是依靠项目的经费来启动与支撑，感染者并没有形成自己的组织力量，也没有能力与当地行政体系进行协调与博弈；结果其自主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并不理想，大规模推广应用的可能性也存在疑问。此外，在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的社会大环境中，这种“当地就业”的解决模式的现实效果也值得讨论。反之，如果该项目一开始就按照人文社会科学的理念把社区建设与社会组织建设作为主要目标，不但防治艾滋病的成功可能性会极大地增加，而且还可以给当地的全面持续发展提供契机与动力。

　　这种学理冲突对中国防止艾滋病社会政策的制定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直接体现在对防治艾滋病必要性的认识上。

　　唯经济视角的典型表述是：如果艾滋病大规模传播开，那么“改革开放成果将毁于一旦”、“将严重影响经济发展”、“减少劳动力”、“降低GDP多少个百分点”等等（注14）。在这种思维中所潜含的逻辑是：人主要是物质生产者，因此可以使用各种经济指标来评价人的价值与人的生死。

　　反之，人文社会科学理念所强调的则是：防治艾滋病更主要是为了保障个人的健康权，而健康权是一种基本人权，体现着医疗公平等一系列社会基本价值取向。这种思维的内在逻辑是：人首先是社会的主人，因此人的权利的实现程度是评价防治艾滋病工作的成效与社会发展进程的根本指标。

　　这两种基本理念的冲突，最突出地反映在如何估计当前中国艾滋病传播的广度上。

　　从前一种理念出发，夸大艾滋病的流行程度与实行“恐吓策略”的倾向就很容易成为不自觉的选择。尤其是很容易靠定位艾滋病于经济发展之大敌来引起上级的重视，其结果是呼吁警惕艾滋病的良好愿望往往会带来社会恐慌、资源倾斜错位、歧视艾滋病感染者等这样一些不良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