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各种对策性研究具有现实的紧迫性，本文也尝试提出一些解决问题的思路与视角。

　　建设中国的社区与社区文化机制

　　在国际范围内，人们在从医学视角转化到公共卫生视角再转化到（个体）行为学视角的长期实践之后，终于认识到艾滋病传播中的社会文化因素的重要性，终于开始以社区这个社会文化的细胞为基础来推动防治工作，总结为“以社区为基础（community-based）的艾滋病防治”的发展方向。（注25）它提倡从依赖垂直的行政系统向组建社会力量的网络转变；从专注于卫生与健康的模式向建设生活方式与地方文化的模式发展；从强调外来的针对个体行为的干预前进到激发与聚合社区主体的精神力量与文化能动性。它已经被认为是有利于动员各种社会资源从基层出发切实预防艾滋病的最佳方法之一。

　　但是在中国，城市“单位所有制”下的人口分布状况与乡村地区传统的村社大都处于迅速瓦解的过程之中。因此无论我们采用什么样的定义，现在中国究竟在多大范围内与多大程度上存在着“社区”，本身就是值得商榷的问题。所以外来成功模式中的几乎所有具体内容对于现今中国社会的适用性都不可高估。尤其是“以社区为基础”的预防模式所强调的“社区领袖”、“社区精神资源”这样的实例更是罕见于日常中国人的生活之中。相当多的城市基层工作与其说是社区化的，不如说是机关化的。（注26）

　　其根源就在于经济发展、体制改革、人际关系与精神生活方面的变化这几种最重要的社会推动力是具有方向性的。在它们会合为正向的合力的理想状态下，“社区”、“中产阶级”、“理性社会”这些美好的事物就都会应运而生。但在中国社会现实中更多地被观察到的却是相反的情况。这意味着在中国，与其说是如何发挥社区作用的问题，不如说是如何首先促使分散的个人形成一个真实的社区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在研究与探索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建设社区，推动社区文化的发展，以便为艾滋病防治提供坚实的根据地。

　　“流动人口”的社会组织化

　　艾滋病预防工作格外注意“流动人口”，认定它是很重要的传播渠道之一，而且已经对其进行了不少的干预工作。但在现实生活中，除了其巨大的人数之外，“流动人口”既已经远远脱离了流出地原来的群体，又没有有机地融入流入地的社会组织与社会运行，往往不仅仅是在社会地位上处于“边缘”状态，甚至在人际交往方面处于“无缘”状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现有的社会运行机制尚不足以为他们提供尽快实现“人的城市化”与“本地公民化”的有效途径。

　　在此方面人们很容易注意到那些既不是工人又不是农民的所谓“农民工”，却容易忽视那些在人数上与农民工很可能相差无几的“白漂”（漂泊打工的各类白领人员）的类似境况。一方面他们对于社会发展合力的贡献往往被局限于纯粹经济意义与工具意义之内，是造成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动力资源短缺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他们的差序格局式的社会网络与社会的金字塔式结构之间又存在着相当大的张力，存在着他们从“游离”社会恶变为“背离”社会的可能性。

　　此种现状已凸显出调整社会组织的必要性与迫切性。

　　倘若防治艾滋病的工作者忽视这种社会状况，仍然按照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老办法动用行政组织的力量来进行宣传教育，那么很可能就连应该受教育的对象都难于找到，接下来的工作效益也就很难预期。

　　如果扬弃传统的金字塔式的工作方式，转而更多地发挥社会网络的作用，那么对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推动与提高的作用之大可能超出我们的想象。既然艾滋病是通过社会网络传播的，那么使用这一途径来预防它也就是最为有效的。

　　对青少年的重新认识和青少年工作的重新定位

　　艾滋病预防工作也非常重视青少年的“同伴教育”（peereducation）。可是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青少年所接触的同龄人往往倾向于只有两极化的“同学”与“同伙”（负面意义上的、“团伙”的），缺乏的恰恰是那种足以互相讨论“性”、怀孕、吸毒、卖血这类内容的“同伴”。结果中国相当多的“同伴教育”仅仅是把讲课人从医生换成了好学生，而宣讲的内容与双方的相互关系则基本未变，（注27）其效果也就为之大减。

　　这也不仅仅是预防工作者的问题。我们的社会开始逐渐意识到：21世纪的中国青少年需要一种学校体制之外的新的社会聚合形式，例如网络论坛（BBS）、网络聊天室、“泡吧”（邂逅式的相聚）等等。

　　实际上，青少年已经创造出或者引进了这些形式，成年人社会应该更好地帮助与引导他们而不是倾向于压制与管束，以减少青少年“同伴社会”中“越轨行为”的发生概率。否则青少年里的艾滋病预防工作停滞于“要我做”而不是“我要做”的境况的可能性就会增大。我们应该推动青少年的这些新的个人组合方式，更多地参与社会活动乃至政治活动，相信他们中昂扬的爱国热情会给中国的发展带来更多的朝气与防治艾滋病事业的卓越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