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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纪实•调查
《LSD 我的惹事生非的孩子》
2016-08-14 15:57:41 来自:杜新忠戒毒网 作者:阿尔伯特.霍夫曼 乔纳 阅读量:1

文明的成就与东方思想的智慧相融合,以达到把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富有成果地结合起来的新文化。一种从蘑菇中得到的神奇药物moksha(在梵文中意其为“释放”、“解放”)在Pala人的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这种药只能用于生命垂危时期。Pala的年青男人们在成年仪式上接受这药,在一次生命危急的情况下这种药被分发给这个小说的主人公,在心理治疗的范畴内与一个精神上的朋友对话,它帮助即将死去的人放弃凡人的躯体,从而转化到另一存在之中。

  在苏黎世的交谈中,我已经知道奥尔德斯.赫胥黎还会在他将要发表的小说中提到心理致幻药物的问题。书出版之后,他寄送我一本《海岛》,题字为“送阿尔伯特.霍夫曼博士,moksha药的发现者,奥尔德斯.赫胥黎。”

  赫胥黎于1962年2月29日写给我的信的主题是把心理致幻药物当成激发洞察力体验的一种方式,并希望把这些物质用于日常生活之中:

  ......我真诚希望这个以及类似的工作会发展成一种真正的洞察力体验的自然史,显示出由不同体质、性格和职业所决定的洞察力体验的所有类型,并在同时发展出一种应用神秘主义的技术─用于帮助个人从他们超越体验中获得最大收获,并把这种从“另一个世界”得到的洞察运用于“这个世界”的事务中。埃克哈特(MeisterEckhart,1260?1327,德国神学家和神秘主义者,中译者注)曾写道“必须以爱献出从沉思中所获。”这才是必须从根本上发展起来的─在爱与才智中奉献来自于自身超越和天人合一的体验和洞察中所得的艺术......

  1963年夏末,在“世界艺术与科学学院”(WAAS)年会上,赫胥黎常与我见面。他在这次会期中对讨论议题的建议和贡献,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重要性上来说,对会议进程都有重大影响。

  WAAS的建立,是为了使最有能力的专家们在一种超越意识形态和宗教限制的论坛中,以涵盖整个世界的国际观点来考虑世界问题。该组织建立的结果是:以适当出版物形式的提议和想法可被置于负责任的政府和执行机构的处理之下。

  1963年的WAAS会议讨论了关于人口爆炸、原料储备和地球食物资源的问题。这些相应的研究和提案收集在WAAS第II卷,题为“人口危机和世界资源的使用”。早在计划生育、环境保护和能源危机成为流行用语之前十年,这些世界问题在此受到最严肃的探讨,关于它们的解决提案被送到了政府和负责的机构。此后,上述那些领域中发生的灾难性事件充分表明,在意识到问题的存在、有解决问题的愿望和解决问题的切实可行之间,存在着悲剧性的差异。

  作为一种对斯德哥尔摩会议上“世界资源”议题的继续和补充,奥尔德斯?赫胥黎提出了一项议案,讨论“人的资源”问题,即对人的潜藏的、尚未被利用的能力的探索和应用。一个具有更高发展的精神能力、对事物的深度和难解之奇妙有着扩展的意识的人类,能够更深刻地理解和更周全地考虑地球上生命的生物和物质基础。最重要的是,因为西方人具有的理性优势,如能发展出一种对现实的直接的、情感性的、不被言词和概念所阻扰的体验,将会有进化上的重要性。赫胥黎认为致幻药物可以成为这个方向教育的一种手段。曾创造了“心理扩展”(psychedelic)这个词的精神病学家奥斯蒙德(HumphryOsmond)博士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做了关于使用致幻剂的有意义的可能性的报告以对赫胥黎表示支持。

  1963年的斯德哥尔摩会议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奥尔德斯.赫胥黎。他的身体已经明显患重疾,但是他的智力个性、他对人的内外世界的博大精深的全面知识仍然丝毫未减。在他的文学作品中,他以天才的、充满爱的、善意的和幽默的方式把他的学识展现得淋漓尽致。

  同年11月22日,奥尔德斯?赫胥黎逝世了,就在这同一天肯尼迪总统被刺杀了。我得到了劳拉赫胥黎给她丈夫的兄弟姐妹朱利安(Julian)和朱利特.赫胥黎(JulietteHuxley)报告她丈夫最后一天的信的复印件。医生们让她为最坏的结局做好准备,因为奥尔德斯赫.胥黎所患的喉癌晚期通常伴随痉挛和窒息发作。但他是在安详和宁静中离去的。

  在那天早上,当他已经虚弱得不再能讲话的时候,他在一张纸上写道:“LSD,用它肌注,100微克。”赫胥黎夫人明白他的意思,她无视守护医生的疑惑,亲手为他注射了他想要的东西,她让他得到了那个moksha药。#p#分页标题#e#


与诗人医生瓦特.沃格特的通信


  我与医生、精神病学家兼作家瓦特.沃格特(WalterVogt,1927-1988,中译者注)的友谊也是因LSD而发展起来的。从以下我们通信的摘录可以看出,构成我们通信主题的,并不是对医生来说重要的LSD的医学方面的问题,而是让作家感兴趣的精神层次上的意识改变的效应。

 

   亲爱的霍夫曼先生,昨天晚上,我梦见我被罗马的一个朋友家邀请去咖啡馆喝茶。这个家庭也认识教皇,所以教皇也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和我们喝茶。他全身白装,还戴着白手套。他坐在那儿是那样的英俊。他默不作声。

  今天,我突然想到把我的《桌上的鸟》(VogelaufdemTisch)一书寄给您?如果您愿意,可以把它当成一张访问名片─不足挂齿的一本书,但有我不后悔的思考,虽然那位意大利翻译家肯定地说它是我最好的。(啊,对啦,教皇也是意大利人。所以就......)

  也许这本小书让您感兴趣。它是1966年写的,那时我仍对致幻物质一无所知,也读不懂关于这类药物的医学实验报告。但是自那以后,没什么变化,除了现在的怀疑是来自另一方。

  我以为您的发现造成我的“作品”(也是用词过大)的一个突然的风格改变(像罗兰德.费舍尔(RolandFischer,美国实验精神病学家和药理学家,中译者注)说的,这不是像在宗教中直接把索罗门转变成保罗......)?确实,我自那以后写的东西已经变得更现实主义或至少具有较少的表现力。不管哪种情形,没有您的发现,我就不能创作出我的电视剧《力量的游戏》(SpielederMacht)中的冷酷的现实主义。那些不同的草稿如果仍堆在什么地方就能证明这一点。

  如果您有兴趣和时间与我会面,我会非常高兴去拜访您并聊聊天。

  W.V.1970年,11月22日,写于穆里/波恩(Muri/Bern)

 

 

     亲爱的沃格特先生,如果落在我桌上的鸟是自己找到了她飞到我这儿的路,那我对LSD神奇效应又欠了一次感谢。不久的将来我要写一本书介绍从那个1943年的实验衍生出的所有的后果......

  A.H.1970年,11月28日,写于博格(Burgi.L.)

  
     亲爱的霍夫曼先生,附一篇日报上对杨格的《接近》(Annahenngen)一书的评论,也许您会对它感兴趣......

  对我来说迷幻/梦幻/写作总是与日常意识相对应,它们的功能是互补的。在这儿,我自然只能站在自己的角度说话。如果对别人说可能就不一样了?也真很难和别人讨论这类事,因为人们常常用不同的语言说话......

  但是由於您在收集手书作品,如果也把我的一些信件收集在您的收藏中,真是莫大的荣幸,下面给您附上我的《遗嘱》一诗的手稿?在那儿,您的发现成了“20世纪唯一欢乐的发明......”

  W.V.1971年,3月13日,写于穆里/波恩(Muri/B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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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特.沃格特大夫最新的遗嘱1969

  我希望没有特别的葬礼

  只有昂贵而俗丽的兰花

  数不清的小鸟有着欢乐的名字

  没有裸体的舞者

  但有致幻剂的衣裘

  高音喇叭挂于每一个角落

  只有甲壳虫乐队(Beatles)的唱片《修道院之路》(AbbeyRoad)(甲壳虫乐队是20世纪60?70年代风靡世界的英国乐队,《修道院之路》是其有名的曲集,中译者注)

  千百万遍地唱着

  并为所欲为[《盲目信仰》("BlindFaith")]

  在永不完结的曲子里

  不过是受人欢迎的耶稣

  戴着真金的光环

  以及令人爱戴的哀悼者们

  体内注满了酸液(“酸”=LSD)

  直到他们走向天堂[《修道院之路》,第二面]

  一二三四五六七

  在那里我们或许再相遇

  最诚挚地献给阿尔伯特霍夫曼博士,1971年早春

 

 

     亲爱的沃格特先生,您又向我呈现了一封可爱的信和一个很有价值的手书作品,即那份《遗嘱1969》.....最近几次非凡的梦引得我去测试晚餐的成分(化学上)和这些梦的质量的关系。是的,LSD也是人可以吃的东西......

  A.H.1971年3月,写于博格(Burgi.L.)

  

     亲爱的霍夫曼先生,在Murtensee的周末[霍夫曼注:那个周日,我的朋友E.I.带着我作为他的汽球上的乘客,翱翔在Murtensee之上],我常常想到您?在一个最彩烂的秋日。昨天,星期六,感谢一片阿斯匹林(因为头痛或轻度流感),我体验到一种很有趣的意识回闪,像吃了仙人球毒碱(我只吃过一点,仅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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