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阿富汗塔利班囤积毒品的行动，正在构成新的巨大的威胁。据估计，阿富汗塔利班现在囤积的鸦片已经在10000吨以上，[11]相当于1000吨海洛因当量；又相当于两年的全世界毒品消费量。一旦国际形势或者阿富汗塔利班的处境发生变化，而塔利班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考虑开始疯狂抛售这些毒品的话，它将对世界毒品交易以及周边国家构成怎样的威胁，思之令人不寒而栗。

　　综合上述情况，笔者认为，中国禁毒形势出现暂时的稳定，除了中国禁毒机关长期的艰苦努力之外，与国际禁毒形势的变化，与原来全世界最大的毒源地“金三角”在国际社会的压力初步实现罂粟“禁种”，从而引发新一轮世界毒品犯罪格局大调整所引发的全球性反应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两方面的因素至少处于同等的重要性。不承认这一点，就没有科学的态度，也就不可能正确认识和把握当前的毒品犯罪形势并设计正确的应对之策。

　　二、如何把握当前的禁毒形势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世界毒品生产格局调整导致的全球禁毒形势的暂时稳定，对于中国来说，不仅影响深远，而且含义复杂。一方面，它说明，中国禁毒斗争面临的严峻形势没有本质意义上的改变。一旦伴随着毒品产地来源格局调整而重新建立的贩毒网络重新开通，毒品生产者、犯罪集团囤积的大量毒品将重新倾泻而入，我们将重新陷入严峻的苦战。另一方面，暂时的形势稳定，也为我们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甚至可以说，我们第一次获得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先敌布局、先敌构建堵源截流防御战线的难得机遇。虽然这种机遇可能时机短暂，甚至可能稍纵即逝，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紧紧抓住这个难得的机遇，就可以掌握战略主动权，一举从根本上扭转被动局面。两者的区别，仅仅在于能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客观的科学精神。真理与谬误，就在一步之间。

　　世界毒品生产、贩售格局的大调整，与中国密切相关。在缅甸毒品存量输入不绝如缕、化学合成类毒品试图取代传统毒品输入增加的同时，阿富汗毒品正在大举入侵。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指出，“自2005年以来，犯罪分子开辟了由巴基斯坦和中亚取道中国和印度的走私新路线。”[12]该机构《2007世界毒品报告》中“所提到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新动向是阿富汗生产的鸦片进入中国。……阿富汗的鸦片正在流向中国，……现在鸦片更多的是从阿富汗经巴基斯坦、中亚然后流向中国。”[13]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的报告得到国际麻管局的支持。国际麻管局指出，“据巴基斯坦官员估计，阿富汗生产的非法鸦片剂中有35%经由巴基斯坦偷运。”“通过对缉获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有更多的阿富汗鸦片剂经由巴基斯坦偷运到中国。”[14]如果巴基斯坦官员的估计正确的话，每年从巴基斯坦过境的鸦片制剂可能高达200吨~300吨海洛因，经过中亚各国和巴基斯坦输往中国的海洛因极有可能高达上百吨、甚至超过数百吨。

　　联合国的结论也得到国内相关报道的支持。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新疆喀什、伊犁地区和宁夏、甘肃等西部地区的毒贩已经开辟了西部至上海的运毒路线。但是当时有关人士认为，新疆喀什地区的毒品中约有90%是从“金三角”地区渗入后辗转贩运到此地的，来自“金新月”的仅占约10%。当“金新月”取代“金三角”成为全世界鸦片和海洛因的主要产地和最大输出地之后，直接导致中国新疆地区海洛因的输入猛烈增长，新疆西部某些地区正在沦为毒品走私的主要输入口岸和消费市场。有资料表明，“2000年，公安部门估计乌市每年消耗的海洛因数量为1吨，而现在（即2006年-引注）的估计是7吨。”这意味着2006年乌鲁木齐市的吸毒人员可能达到近7万人，已经超过2005年云南省吸毒人员的总和，新疆很可能已经取代云南成为中国毒情最严重的地区；同时“金新月”的毒品也已经在广州、深圳毒品市场现身，“金新月”毒品蔓延全国的战略通道已经开通。紧接着，毒品运输、扩散的西北线将可能取代西南线成为毒品贸易的主要通道。乌鲁木齐市、兰州、银川等城市中的一个或者数个有可能取代广州，变成新的毒品集散地和非法贸易中心。

　　世界毒品生产格局的调整对于中国缉毒工作提出了严重的挑战。由于直接面对阿富汗的新疆地区存在云南没有的活跃的“疆独”势力，急于利用毒品贸易筹集资金的“疆独”势力势必千方百计地破坏和阻挠当地的缉毒工作，并且一定会竭尽所能推动毒品贸易的扩张。与云南相比，新疆的缉毒工作面临着更加严重的困难。

　　同时，从年度《中国禁毒报告》反映的情况看，2006年和2007年、2008年度等连续多年中，云南为重点的西南地区破获毒品案件数、缴获毒品数量、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的数量均远超过新疆为重点的西北地区。这些情况说明，同西南地区相比，新疆等西北地区警队，对于正在置身于其间的缉毒攻坚战的思想、物质、技术、装备、训练等各方面的准备，还远远不能适应形势的变化。

　　鉴于中国禁毒形势的严峻，根据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原则，从“料敌从宽”的精神出发，笔者认为，国家禁毒委等最高领导机关对于国内外禁毒形势的判断不能陷入盲目乐观情绪，尤其不能错误判断形势，从而导致指导思想方面的严重失误，造成难以挽回的严重后果。在这方面，1980年代中期云南及南方各省禁毒工作启动迟缓的教训殷鉴不远。

　　笔者认为，中国禁毒工作的当务之急是加快全国禁毒力量的战略规划、战略调整和应急部署，全面调整全国缉毒工作重点。

　　从国家战略的层面考虑，应该对中国国家战略进行积极的调整，以更好地维护中国国家利益。国家应尽快果断决策，动员更多的资源，采取必要的外交、军事措施，稳定缅北形势。国家应该要求缅甸政府承但防止毒品生产死灰复燃的国际责任，尽快政治解决缅北冲突，防止武装冲突进一步扩散和长期化；同时，应该重新检讨中国处理阿富汗问题的政策，认真研究在美国要求中国加强反恐合作的前提下，控制“金新月”毒品问题的各种战略选择，采取更加积极的战略，将“金新月”的毒品拒之于国门之外。

　　从禁毒机构专业建设的层面考虑，首先，应该大力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应该尽快投入必要的资金、技术，人力物力，除了正在建设中的涉毒人员数据库和毒品数据库之外，应该立即建立毒品样品数据库和毒品流通追踪系统，利用微量物证分析技术，确定毒品的产地和流通范围，实现针对毒品犯罪的全程、动态数字化管理，使毒品犯罪无所遁形。同时，应立即建设全国化学品生产企业数据库和化工产品流通追踪系统，在化工企业推广产品电子标签，实现对公斤级化工产品的电子标志和终端用户追踪，以最终彻底解决易制毒化工产品和化学合成毒品的监管问题。其次，继续加强云南为重点的西南地区的缉毒工作；加大针对缅甸等“金三角”地区的替代种植力度和当地基本设施建设、工商业投资援助的力度，帮助“金三角”地区重建正常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从而彻底摆脱对毒品经济的依赖。再次，尽快布局，建设西北地区堵源截流的多重防线。既要加强边防建设，严厉打击镇压“疆独”分裂势力和各种宗教极端势力。也要建立广泛的战略纵深，建立多层次、立体式堵截毒品的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