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注射针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医生（19）

　　这些吸鸦片者不是爱默生式的乐观、自力更生、刚毅、自制和爱自然的美国先驱，而是他们的反面。他们显示出不自制、犹豫不决、依赖性和渴望都市生活。一个英国上瘾者后来写道：鸦片对一个活泼、紧张、卑鄙、怯懦的法国人的影响，对一个有天生负疚感的英国人的影响，或对一个把任何事情都推向极端的美国人的影响……几乎肯定导致灾难。"美国道德严厉，对错界限分明，增加了阻止滥用毒品的困难。美国清教徒总是无法理解深刻真理的对立面也是深刻真理。

　　更不可理解的是，正如乔治·桑1871年认识到的那样，"每一次滥用隐藏着它的对立面"。19 世纪70 年代末和19 世纪80 年代初的一个教训是，对道德卫生的需要，意味着对道德不卫生的同等需要。警察马哈尼用他的方式明白了这一点，凯恩博士也是如此。1860 年以后的四分之一世纪里，欧洲人和美国人对吸鸦片的反应有明显的分歧。在两个大陆上，都认为它是不健康的习惯。欧洲鸦片馆的评论者倾向于通过强调对毒瘾的美学反对来表达这种看法；美国人常常把它当成是一个道德权威问题。就这个理由来说，毫无疑问，抽鸦片第一次成为父母权威的问题。

　　1875-1876年的美国城市法令部分是试图支持父母的权威，对察觉到的中产阶级年轻人的监管问题作出回应。美国的道德与英国和德国新教徒的思想不是分隔开来的，但是它的激烈对当时从美国产生的最重要的潮流做出了贡献：一种新形式的宣传手段。欧洲评论人经常是自鸣得意地讲鸦片剂的危险，专家们例外(如列文斯坦或奥尔巴特) ，他们很谨慎，严格遵循事实和依据。相反，在美国，一些反毒品运动家热衷于不可避免地妨碍达到预期目的恐吓手段。这些恐吓手段源于盛行的基督教文化和商业竞争规则。美国报纸在争夺读者上无所顾忌。他们的新闻业是基于竞争而不是基于事实--噱头、恐吓、丑闻和耸人听闻的标题，都是发行战中的武器。这种手段的最早使用者是矿业继承人威廉·伦道夫·赫斯特(1863-1951)，他1887 年接手《旧金山调查》。赫斯特有对"一般最低水准"的"一种淫色欲望"，是典型的"住贫民区的人，（他）看到的只有妓女、鸦片馆、脱衣表演，然后回到城区，说他了解工人阶层地区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