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注射针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医生（11）

　　在《飞龙奥秘》(The Wyvern Mystery,1869)中，爱尔兰小说家谢里丹·勒·法奴(1814-1873) 勾画了一个备受神经痛折磨的荷兰坏女人波莎·维尔德考斯特。她在小说中表现出"怨恨、愤怒和残忍自大的报复"。除了大量的白兰地外，她用鸦片制剂消除她的痛苦，因此呈现出一幅"令人疯狂的堕落和残忍的画面"。法奴对上瘾者的描述有时取决于基督教罪孽的概念（她不仅是冷酷无情，也是非常可怕地邪恶和凶猛），有时取决于精神错乱的医学模型（她是狡猾的，野蛮的……有点疯）。阶级划分同样也存在于对上瘾者的其他方面评判。一位英国医师谴责穷人上瘾者，但原谅那些"社会中产阶级，在严重的精神压力下，求助于鸦片……或回想伤心往事时"使用。然而，中产阶级上瘾者的不诚实臭名远扬。维尔吉·柯林斯在恩格丁旅行时，恐怖"地发现他用光了所带的鸦片酊。他和一位德国朋友"以医生的身份出现，从科伊尔的药剂师那里，后来从巴塞尔的药剂师那里，得到瑞士法律准许的最大量的鸦片酊，以至于到达巴黎后，没有出现柯林斯用惊人来形容的灾难"。

　　冯·C夫人(1842年生)生完孩子后，为治乳房脓肿用吗啡而上瘾，1874 年获许住进德国一家水疗院治疗吗啡上瘾。在那里，她的药量被减少到一个稀释剂量，但是当她被允许与她的仆人在院内外自由走动时，"她晚上偷偷注射和以前一样的量"。这样的事件让列文斯坦坚持认为，上瘾患者得明白，他们必须"在自由支配自己的意志之前，无条件服从医务人员的嘱咐"。他的慕尼黑同事冯·博伊克同样警告说，用吗啡者"不值得信任，非常不顾真相, 特别是当问到他们的毒瘾时"。可恶的是，医生们倾向于用鸦片和吗啡治他们自己的头疼、失眠和忧虑。长时间工作、半夜被叫醒、令人担忧的病例、苛求的患者、专业傲慢、金钱忧虑和家中龃龉都是造成臭名昭著的医务人员上瘾的因素。"我们的职业代价昂贵，"克劳斯顿哀叹道，每一个乡下医生都不得不半夜翻身起床，跑许多英里疲劳的路，历经许多风雨如磐的夜，（而且）不是因为他的患者比前一天状况更糟。"

　　正是部分由于这样的工作条件，冯·博伊克19 世纪70 年代抱怨说，"大量的吗啡注射器出现了……主要是年轻医生，……干这种有害的事"。例如，1875年列文斯坦治愈了一个医师，他"是为了克服在职业生涯中所犯的错误而自责带来的烦恼和忧虑"开始注射吗啡。美国多数男性上瘾者是医师。保守估计，美国医务人员的10%是"鸦片鬼"，也有人估计是20%。在英国，乡下医生服务范围很大，让人筋疲力尽，据说最容易上瘾。"这种恶习的夺志作用是明确无误的，"阿朗佐·考金斯宣布了一个这样的案例，"鸦片一旦进入，责任感立即消失。不再赞赏真理的道德价值，这个人会刻意地重复撒谎和歪曲事实，表现出最谨慎的辩驳也只会恶化精神的反常行为。"在医疗机构使用吗啡方面，有许多致命的不谨慎的事例。布赖顿医师詹姆斯·科隆比(1844-1883)，1873年被《英国医学报》批评，因为他发明了一台吸入器，用于自己吸三氯甲烷气：自我吸入麻醉剂导致睡眠的方法……发现有害、危险，并不幸地带来致命后果。"然而，科隆比被证明是一个难以对付和足智多谋的劝诱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