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注射针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医生（7）

　　在乔治·艾略特的小说《费利克斯·霍尔特》（Felix Holt）中，一位绅士的贴身男仆有神经痛症。"他不喜欢任何人知道自身疼痛这回事：身体不好降低一个人的市场价值。"因此，他用鸦片抑制他的神经痛，"自我安慰……心里想，如果疼痛变得更加频繁难以忍受，大大地增加药量或许会完全结束这一切"。尽管有这些事例，弗朗西斯·安斯蒂，《神经痛》（Neuralgia,1871）的作者，把维多利亚时代的神经危机，归咎于咄咄逼人的道德教化和管教给人们神经带来的破坏性影响。这一点他完全正确。他警告说，把情感和向往训化到崇高理想境界，尤其是崇高宗教理想境界，这种努力常常受最崇高动机的驱使。这种努力的直接后果，是对神经系统确实造成有害的影响，尤其是对年轻人"。这种理想主义要么通过公立学校的精神特性加以培养--"教育有意淡化神经能量，旨在保护大脑不受无信仰和罪恶情感的侵蚀"--要么通过"清教徒"体系，力图通过永久内省的自责净化人们。

　　关于提高自我意识的教育给大脑造成恶劣影响这方面，我们的心理学家很快得到教训，迫切需要普遍应用到神经疾病的病理方面，首先是神经痛方面。信教的父母和教师让年轻人脆弱、极度易变的神经系统承受精神上自我询问最重大话题的巨大压力。常识和人类的常性，一旦与医生的知识结合，就会强烈反对这种做法。当男孩子和女孩子们处于可怕的性发育折磨期时，更要特别谴责这种做法。这个时期……特别适于神经官能症的产生。我必须强调我的观点，在严肃的英国中产阶级家庭里，更特别的是，他们的生活一定乏味和单调，因此产生的不幸既严重又普遍。泰纳支持这种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基督教观点--"它使清规戒律服从于道德规范。它实行'自律'，强化意识的权威性和意志的培养。"--用同样适用于美国清教主义的术语说。吗啡瘾与维多利亚时代的性态度交织在一起。

　　神经官能症在19 世纪70年代初期，被视为本质上常常与性有关--归结于性冲动以及性挫折--在医学斗争中鸦片剂被用作克服它们（的良药）。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极其厌恶手淫，也许因为不同于其他性行为，它从不使人伤感。安斯蒂认为，手淫的男孩变得"自私自利，不仅仅经常遭受莫名其妙的恐惧和莫名其妙的痛苦，而且实际遭受神经痛"。"有坏习惯的"男孩们受偏头痛的折磨，类似于"在相似情况下小女孩的歇斯底里"。

　　厄伯同意性欲导致疾病的看法：生命的性阶段对神经痛的发展至关重要。青春期前后生殖器官对神经系统施加的巨大影响，整个机体中产生的巨大变化，由于性活动的觉醒，强烈欲望造成神经系统的极端不适，过度频繁或不自然满足产生的疲惫，所有这些是神经系统营养发生变化的非常有效的因素。这些变化造成神经痛体质。因而我们看到，青春期和大更年期，月经的发生，怀孕和分娩期，特别能导致神经痛症。而且我们也看到，性冲动，尤其是手淫的恶习，现在如此频繁地被男女两性使用，常常受到患神经痛症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