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注射针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医生（15）

　　1856年，中国政府拘捕了一条在英国注册的船只上的中国船员。这件事被伦敦用作造成外交关系紧张升级的借口，虽然1857年初孟加拉当地军队的反叛推迟了战争的即刻爆发。反叛对鸦片政策有持久的影响。1858年期间，印度原有的统治体制，东印度公司和管理委员会共同管理的体制被废除。公司的土地、税收和军队交给了王国。一位国务大臣在15个专家的助理下掌管这一切。印度的第一任总督在此情况下走马上任。英国反鸦片贸易者发现，这些管理体制的改革破坏了他们的运动。鸦片贸易正式成为印度帝国政府税收的来源（1876年印度女王的桂冠戴到了维多利亚女王头上）。没有多少议员关心印度，或者参与关于印度政策的辩论，这限制了议会抗议的机会。

　　反叛一平息，一支英法远征军被派到中国，发起被错误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战争。西方军队占领了广州，强迫中国人屈服。许多进步人士和福音派道德家认为，鸦片贸易是英帝国近代史上继在奴隶贸易之后最大的罪恶，他们惊恐万分。慈善家、下院议员罗伯特·福勒(1828-1891)1857年专门祈祷说："主啊，慈悲为怀，带领我心爱的国家停止这恶毒的贸易。"外交谈判随着《天津条约》的签订达到高潮，英国要求为外国人扩大商业设施，但没有表示出在中国享受独家贸易特权的愿望；对关税体制做了有利的修改，包括鸦片的关税率，从而鸦片进口被正式认可。在商定的其他部分中，对外国外交官驻北京的事作出让步；允许外国人在内地旅行；接受基督徒传教士；允许外国商船在长江航行；制定贸易条例。梅里梅告诉一位英国朋友说："在我看来，中国正在像16和17世纪的美国一样，成为欧洲人掠夺的场所。大家都打算抢夺他们那份蛋糕，正准备为此厮杀。"

　　19世纪70年代，焦点转向在伦敦、加利福尼亚和其他地方的中国鸦片馆，或者叫"烟室"，所产生的影响。上瘾的中国人在国外分布很广，很容易见到。早在19世纪60年代，在英属圭亚那，威廉·德斯·沃克斯爵士就看到了骨瘦如柴的中国乞丐，反映出抽鸦片的悲惨结局。在同一时间，在伦敦定居的中国人的数字开始增加(从1861年大约147人上升到1880年的600多人)。他们集中在波普勒和斯特普尼。从查尔斯·狄更斯(1812-1870)和威尔士亲王(1841-1910)1869年的多次造访判断，中国人的鸦片馆最初是诱人的，而不是令人厌恶。狄更斯参观了位于布鲁盖特费尔兹远离维多利亚大街在纽考特一带的房屋。几个月之后，他在《埃德温·德路德之迷》（Edwin Drood）中描述鸦片馆情景时，利用了这次参观的经历。书中的景象就像大仲马《基督山伯爵》中的哈希什蒙幻景一样令人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