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注射针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医生（12）

　　他哀叹"注射器的昂贵和纤巧"妨碍较贫穷阶级的人皮下注射吗啡，设计了一种便宜的皮下治疗方法。他给细丝线涂上一层吗啡，用针在皮肤上划一个口子，在里面拉丝线，让吗啡粘在开口的皮肤下。科隆比1875年出版了一本专著《疼痛：原因和疗法》（Pains：Its Cause And Cure）。他发现吗啡有致命的吸引力。他死于过量注射吗啡。据说他是在做了手腕手术后，用吗啡保证睡眠。《柳叶刀》评论说，尸检显示，非常重要的是，不仅要禁止专业患者用一种致命药物自医，而且要小心不要让他得到这种药"。

　　医生们的妻子常常死于粗心大意使用吗啡。卡莱尔一名年轻医生的妻子安妮·麦克劳德(1848-1873 )的死就是一个悲惨的例子。她连着几个夜晚照顾生伤寒病的儿子们。最后当她有机会休息时，因紧张过度而睡不着。她丈夫因此每隔三个多小时用葡萄酒杯给她喝吗啡。然后她进入昏迷状态，如此令人担忧，麦克劳德博士寻求其他的医疗援助，但所有挽救患者的努力都失败了"。一些英国医师认为，禁酒运动增加了鸦片在农村地区的使用，驱使穷人使用廉价的致醉替代品。但是，在美国"禁酒"地区，没有证据证明鸦片上瘾或滥用乙醚升高。虽然美国妇女喝酒不合礼数，但礼数公开或悄悄地被边远地区的乡下妇女或长期与丈夫分离的海员们的妻子打破

　　。尽管强调仪态，一些时兴的妇女在酒精或吗啡里找到防御办法，抵御她们周围的白热化竞争。上流社会的压力太明显了。"作为个体，人们足够好，表现得亲切和有礼貌，但彼此的嫉妒和辱骂却惊人，"达弗林蛳艾瓦侯爵夫人(1826-1902)1874年参观纽约后记载说，"每个美国女士似乎都为她最好的朋友感到羞愧。的确，你经常被弄得感觉好像你住在仆人房间里。"有毒瘾的人当然不都是神经紧张的妇女、富有的浪荡子、贫民窟的居民或医院里被毁的医务人员。在这个期间，金融投机商也与毒瘾有关。根据1871年的报告，华尔街经纪人抵抗住"一种兴奋, 黄金热；用的是另一种兴奋, 刺激的鸦片制剂"。B夫人，一个25岁的纽约人，定期造访证券交易所，她把吗啡注入直肠。"一天要注射几次，在国内、国外都一样；经纪人事务所里的空间，或一条偏僻街道的一个角落，任何偏僻的地方都是注射之处。"她所有戒毒的努力都失败了。

　　安斯蒂认为，某些人气质上易于上瘾。在《兴奋剂和麻醉剂》(Stim-ulants and Narcotics，1864)中，他区别了两类使用者。有"不谨慎的人"，他们使用鸦片制剂止痛或治病，并且被说服，增加药量会增加效果。这样的事例特征不是"喝醉的欲望"或为了忘却；相反，真正浪荡子"喜欢陶醉和热衷逃脱"所有现实生活环境"，进入"傻瓜"的天堂，充满肉体快乐的幻觉。在欧洲, 直到1950年以后，安斯蒂的"不谨慎"类别--由于治疗的原因染上鸦片瘾的人--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了"浪荡子"。到20 世纪末，后一类在西方世界的毒品问题中占支配地位。安斯蒂判断，浪荡子增加酒精、鸦片或古柯的消费量，因为他们"低劣的道德品性喜欢非自然的欢乐，这种欢乐现在只能靠这样的增加获得"。他认为这样的低劣品质是一个人自身性格固有的，不取决于毒品的渐进作用。浪荡子"要么生来就有明显的玩乐倾向，要么特别对某些外部印象敏感"。这种致瘾个性的纵欲理论忽视了19世纪关于毒瘾一个公认的特点：一些战争中战斗人员的易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