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个人的含义
价值的变化
拉兹洛：昨天我们说，在我们周围的世界中，很可能危机已经迫在眉睫，但也有了意识转化的迹象，这就有可能超越危机。我们身外的客观世界和我们内心的主观世界的转化都在进行之中。现在，后者中的价值观起着重要作用。什么是价值的本质?在社会中，价值向哪个方向转化?我认为，这是关键问题，是从个人和集体两方面都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
罗素：我把目前价值观的转化解释为对自我依恋的松动。我们的价值从根本上说就是我们认为重要的东西，我们认为宝贵的东西，我们认为是生活中重要内容的东西。在西方社会，许多价值都有一个自我为中心的因素，在它的后面就是自顾自。他人怎样看我?我是否将得到我所需要的东西?我怎样保证自己的安全?我是否拥有金钱?是否拥有物品?是否拥有能使我愉快的经历?我是否足已经控制我自己的世界?这些就是我们认为重要的东西，是我们的价值所在，这些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行为的先决条件。昨天斯坦谈到了深刻的精神转化，这种转化会使以自我为中心的观念开始松动，随着它的松动，或者说随着我们的日益成熟和明智，在我们认为什么是重要的内容这个问题上就发生了转化，我们的价值也就发生了转化。这就自然地产生了一种关心他人、关心动物和关心环境的能力。当更多的人从与他们更深层次自我的接触中有更多的领会时，个人就不会如此依恋个体意义上的那些东西，我们就能够指望社会价值的总体转化。
拉兹洛：一个大问题是个人价值观的转化是否强大到足以改变我们的制度和行为模式。因为当一个人担当起某种社会或专业角色的时候，就会按照他人所期待的方式行事。也许当一个人有了一种转化的体验并得到了新的顿悟之后，在他的意识中就会发生革命。而他是否会回到原来的状态，担当起从前的角色并按照从前的方式行事呢?我不能肯定是否多数人真的有所改变，真的按照不同的方式行事。
格罗夫：多年来，我看到很多人们都有了显著的变化，不仅是内心变化了，而且深刻地影响到了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中有很多人仍然从事原来的职业，生活状况基本上没有改变。如果是医生、律师或教师，则继续从事这些职业，但他们有了新的意识，所以从事原来的职业时是以另一种方式进行的，用不同的着眼点。但有一些职业与这种认识客观实在的新方式显然是不相容的，因此人们就不可能继续从事这些职业了。有一个例子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我有一个朋友是物理学家，他的博士论文写的是大地磁场对导弹弹道的影响，这篇论文被定为机密文件，他本人则应聘到五角大楼工作。他告诉我，有一天，他和他的同事接受了一项特殊任务，研究怎样最大限度地发挥多弹头导弹的威力，以彻底摧毁100平方英里土地。正当他们用数学解决这个问题时，他突然领悟到，这不是一个抽象的问题。这不仅仅是100平方英里土地的问题，而且它关系到人类的生命，这片土地上有母亲、儿童、家庭、学校和医院。他看到了他的所作所为将要产生的后果，就神情恍惚地走了出去，再也没有回来。他后来成了一名健身师和信仰疗法术士，对灵性有很大的兴趣。
拉兹洛：我也听说过人们受到启迪后改变了自己的生活。不久以前，我见到一位男士，他在德国很出名。他年轻时当过屠夫，而且与驻德国的美军司令部建立了联系。并得到一份合同，向美军食堂供应香肠，从而很快就富了起来。后来，他建立了一个大型肉类加工企业，专门生产各种香肠。成了富翁，拥有庞大的屠宰场，有几千人为他工作。有一天，他到撒哈拉去度假，在那里度过了两个星期，很像一个贝多印人。后来，有一个念头突然在他脑海里闪过，他从事的职业对动物是极其恐怖的，对人也没有多大好处。他明显地感到自己浪费了生命；觉得不应该干屠宰这个行当。他回家后，变卖了全部财产，建立了一个基金会，负担起生态责任。他的“觉悟”很可能与他在沙漠逗留期间意识发生转化有关。这种情况可以发生在个人层面上，但要想实现全社会的转化，它就应该发生在很多个人的身上。怎么让众人都经受可以改变他们生活的体验呢?这可能吗?我们能做些什么才能对此有所帮助呢?
格罗夫：可供我们使用的方法很多，古代的和现代的都能促进这种转化。广大群众在这方面的追求似乎越来越强烈。这种转化是自发产生的，这方面的例子有很多。肯?林(KenRing)讲过这样一件事情，有一个男子曾是黑手党成员，他经过一次垂死的体验后彻底转化了。肯?林谈论的“终极体验”，参照的是夏尔丹(TeiharddeChardin)的人类进化的终点概念。在终极体验中，除了垂死体验外，他还包括了自发性的神秘状态，幻觉体验，被不明飞行物绑架的体验和自发性的心理危机，或者叫精神紧急状态，如贡荼利尼(Kundalini，瑜伽教理中的生命力，据认为蜷伏在尾椎部，当上升至脑时，即激发悟道———金山词霸)的觉醒。
罗素：上述这些转化涉及的人数众多，我们自己的文化中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吃肉。仅仅是在20年前，素食者还不多见，而且往往被视为心血来潮。如今，却被很多人接受了，很多餐馆都供应很好的素食。在这一转化的后面有好几个因素。有些人是为了健康；有些人关心的是肉类生产所付出的环境代价；有些人对动物饲养的方式感到恐惧，因而不愿意支持这种残忍的行为；其他人只是感到他们不应当吃本不是培养出来害死他们自己的任何东西。结果，人们稳定地向少吃肉过渡，但不是完全的素食，而是更为平衡的膳食。这种价值的转化是因为人们开始更深刻地理解和思考世界了。
格罗夫：欧文，你曾问过我们怎样才能使群众做出重大的转化。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而且采取了许多不同的方式。有各种各样的体验，这种体验能够促进意识的转化和进化。就像我说过的那样，有肯?林的终极体验。所有这一切对人格、世界观、价值等级系统和人生观的影响是深刻的。它们可能都伴随着在震惊中领悟到我们正走向毁灭和自我毁灭的过程。有时，这些体验包括了天灾人祸的情景，如果我们不改变，天灾人祸就在前面等着我们呢。终极体验自然会产生地球公民意识、深刻的环境意识、包罗万象的普遍灵性，它们要取代目前诸主流宗教的宗派主义和不宽容。我觉得，对于我们的前途来说，重要的是发明出“宗教性的技术”，使人们通过大众转播媒介就能得到，从而创造出一种支持系统，以支持那些发生了自发性转化体验的人。
拉兹洛：让我再来谈谈那个吸引我的问题，这些非凡的体验是从哪里来的?对于个人来说，它们是否完全是内心的?对于整个人类来说，它们是否完全是内心的?或者说，它们是否是我们今天目睹的一种体验的浪潮，是由超越人性的东西引发的?
格罗夫：在精神体验中，我们经常有这样的感觉，我们正在与一个超越个人源头建立联系，即一种更高的权力和更高的智慧。它采取是原型存在的形式，或者超越了一切形式。如果是后一种情况，它可以就被称为宇宙意识，普遍心灵，道，或者我们想用来称谓那无任何特征的神圣性的任何名称。在不明飞行物的体验中，这个源头似乎是地球以外的智慧，是从宇宙其他地方来的生灵。内心是什么?外部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当然总是存在的。从一个更大的超越个人的角度看，被视为神圣的东西实际上就是我们自己的更高的方面，而地球以外的体验可能来自集体的无意识。就像在印度教中的个人灵魂—宇宙灵魂概念，个人的灵魂最终似乎与万有同在。
罗素：我有时感到纳闷，什么东西出自于我们的内心?什么东西属于外部世界?这类问题到底有多么重要?的确，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的区别也许只是一种幻像。重要的是，体验本身是有价值的。精神体验几乎永远是有力量的，是能打动人的，在许多情况下，这些体验能改变人们的生活，使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格罗夫：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这些体验似乎来自超出人们个体的认同，超出“被皮肤封闭的自我”的一个源头。因而这些体验又使人们有潜能并且能够极大地拓展他们有限的自我概念进行彻底的扩展，使它远远地超出通常的界限。
拉兹洛：也许什么是我，什么不是我的这种二分法的确不能很好地概括这个问题。也许应该说那内在于我们的同时也是那外在于我们的一部分。
格罗夫：这肯定是许多密教系统的基本教义，即人是微观的宇宙，他反映出宏观的宇宙，通过微观可以通往宏观。地界如天界。内在如外在。在古老的耆那教中的灵魂概念中，在佛教的华严经中，在坦陀罗和犹太神秘哲学的喀巴拉，以及在炼金术的传统中，我们都能找到这个原则。在现代，类似的思想见于莱布尼兹的单子论、宇宙的全息模式、怀特海的过程思想，当然，欧文，也见于你本人的概念系统中。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所有这一切模式都彻底改变了内部和外部、个人和宇宙之间的那种严格和僵化的二分法。
拉兹洛：是的。我认为，人是围绕在他或她周围的世界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真不是一个分隔开的事物。在西方，这是新的观点。个体价值是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发现。人的个性受到尊重是因为他是惟一的，是有别于其他一切人和物的。在今天的文化中，我们仍然认为，独一无二的个人已经达到发展的一个更高层次，要高于更具集体主义取向的个人。但近来，我们又回归到这样的认识：个体的人并不是完全处于分离状态，他或她是一个更大的、具有包容性单位的组成部分，是他或她所处的人群和环境的组成部分。这种认识的确使人害怕人仅仅是机器上的齿轮，或是全球大脑的一个神经元。
罗素：我们应该看到，人的个体性的增强并不一定就是坏事。它是我们发展进化的重要部分，没有它，我们的文化不会发展成现在的样子。现在，重要的是要用一种补充性的意识对人的个体性进行制约，这种意识就是：我们是一个更大的整体的组成部分。这是我们促进更广泛的合作和更强的凝聚力的方式，即向一种更广泛、更具包容性的意识转化，而不是想要抑止进化过程中我们已经取得的最伟大的进步之一。我们不应该抑制我们的个体性，而是必须促进它充分地发展。在我们的文化中流行的自我感觉在许多方面毋宁说是受到限制的自我感觉。许多人的身份感都来自于我们拥有什么，我们从事什么，别人怎么看我们，我们的社会地位，我们在生活中起的作用，我们的信仰，我们的职业，甚至我们开什么车这类事情。这种情况有很多的不利之处。从我们拥有什么或我们从事什么职业这类事情得到的身份感在这个世界上不断地受到威胁。如果那些决定我们自我感觉的事情发生了变化，甚至于只是看上去好像变化了，我们的身份就会受到威胁。我们的言行就不是出自于我们的意愿，而是出于支撑自我感觉的需要。自相矛盾的是，这种情况会使我们压制自己真正的身份。我们压制真正的身份是为了与社会规范保持一致，是为了得到社会的认可和赞许，这样我们就会自我感觉良好。人们并没有面对真实的自己，而是经常要包装自己，结果，我们做了许多事情，但并没有真正思考这些事情是对还是错。
拉兹洛：我完全同意。个体性没有错，错的是被隔绝的个体性，那种被视为与社会和自然界处于分离状态的个体性，甚至与社会和自然界完全断绝了关系。
罗素：这种盲目的个体性是很成问题的。我认为，我们需要的是更全面的个体性，而不是片面的个体性。我们必须找出帮助人们从自我中解放出来的方法，使人们能够感觉到有更深层次的智慧存在于他们自身当中，并能够在他们的生活中有所体现。进化到更高层次的个体性是不会与当一名更具合作精神的社会成员有冲突的。相反，这种个体性能够加强合作。如果你超越了人为杜撰出来的自我感觉，你就超越了自顾自的状态，清除了同情心的障碍。你就会更好地看到和感觉到他人的需要。
格罗夫：西方工业化文明的主流世界观不论对集体还是个体都没有起好作用。它的主要信条是谬误的。它提倡的生存方式和人生战略最终是不能奏效的、破坏性的和不可实现的。它让我们相信，在为了金钱、财产、社会地位、权力和名望所进行的竞争中取胜就能使我们幸福。但正如我们前边所讨论过的那样，这种说法不是事实。就这个方面说，西方文明就是在这种错觉的诱惑下起家的。追求这些就是追求海市蜃楼。这是失败者的战略，不管我们能否达到我们为自己设定的目标。就其本身和本性而言，它不会给人们带来满足和完善。肯?维尔博(KenWilber)在他的《生命计划》一书中，提出一个有趣的概念。他探索和描述了从那些断言我们真实的本性具有神圣性的永久流行的哲学的基本信条中得出的具体结论，即分析到最后，我们与宇宙创造性的本原是同一的。虽然这一创造过程把我们和我们神圣性的认同分离和异化了，但对这种联系的意识从来没有完全丧失。从我们发展的各个层面看，在人的心理上，最深刻的动力就是渴望回归到我们神圣性的体验中。当然，只要我们还认为我们是在物质世界中行事的躯体自我，这就是不可能的。要实现这一点，我们恐怕必须与一切存在融为一体。
拉兹洛：斯坦，你能说得详细一些吗?
格罗夫：有一个关于亚历山大大帝的故事能够很好地说明这一点。当然，他是个体的人，他在世俗方面的造诣是独一无二的，很难有人与之相比。就像任何一个人所希望的那样，他希望在这个物质世界里得到神圣的地位。人们实际上常常称他是神圣的亚历山大。故事是这样的：他取得了一系列空前的军事胜利，后来，在他自己的祖国马其顿王国和印度之间占领了大片领土。最后，亚历山大到达了印度。在印度，他听说有一个瑜珈修行者具有非凡的能力，其中包括预见未来的能力。亚历山大决定访问这位瑜珈修行者，并询问自己的命运。当他来到瑜珈修行者住的山洞时，看见这位圣人沉浸在他日常的修炼中。亚历山大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沉思，问他是否的确有预见未来的能力。瑜珈修行者默默地点了点头，继续沉思。亚历山大再次打断了他，急切地问：“你能否告诉我，我能成功地占领印度吗?”瑜珈修行者抬起头来，温和地看着亚历山大，过了好一会儿才慈悲地说：“其实，你自己最终需要的也就是大约六英尺的土地。”很难找到比这更为辛辣的例证来说人类的这种两难处境了，我们拼死拼活，竭力用物质的手段寻求实现我们的神圣性，这种做法带有由我们自己用肉体自我的认同感加在我们身上的局限性。只有通过内心的体验我们才有充分的可能性成为具有神圣性的存在物。这就需要分离的自我的死亡和对分离的自我的超越，死亡的是我们那种“被皮肤封闭的自我”。由于我们害怕灵魂和肉体的毁灭，由于我们贪图自我，我们不得不满足于宇宙灵魂的替代物或代理者。在我们走过生命的过程中，这些总是在改变，总是在某一特定阶段有某一特殊形式。对于胎儿和新生儿来说。宇宙灵魂的替代物就是在子宫内和母亲的怀抱里充满喜悦的体验。儿童的宇宙灵魂就是满足心理愿望和对安全的需求。到了成人的年龄，宇宙灵魂的表现就变得极其复杂。宇宙灵魂的替代物目前囊括的范围很宽，除了食欲和性欲以外，还包括了金钱、名誉、权力、外貌、知识和其他许多事情。同时，我们感到从最深层的意义上说，我们的确与创造的本原和创造的整体是同一的。因此，任何级别和大小的替代都不能令人满足。解决贪得无厌最终的办法在内心世界，任何级别和大小的世俗追求都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只有通过人的意识的非常态对神圣性的体验才能满足我们最深层的需求。
论生命的目标
拉兹洛：现在，我们来谈一个较为世俗性的问题，但并非不重要。在当今的世界上，意义的丧失是一种普遍现象。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在他们的生命中，真正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我们也许能对这些问题做一些说明。让我们先问一个问题，以此开始我们的讨论。这个问题是，在我们现在正进行的对话中，什么是重要的?我认为，除了使人们能集中讨论预定的论题以外，关键的因素是确保参与者理解别人所谈的内容。他们必须明白，正在谈论的内容对讨论是很重要的，其中有些需要理解的尚未得到正确理解。他们必须认识到，理解别人讲的内容比为自己辩护更为重要。如果人们超越了对自己的钟爱，并且明白需要通过对话有所收获，那么人们的思想就会更开放，就会对“到底是谁的观点”这类琐事不介意，而集中考虑应该考虑的问题。
罗素：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原则运用于我们的生活。在我的生活中，真正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我们真正想要什么?仅仅是提出这个问题就是一种很深刻的行为。首先得到的答案往往是我们的体验和社会调教的结果，或者局限于我们认为是可能的。但如果我们反复追问这个问题，步步深入，同时，还考虑我们为什么需要它，大多数人都会得出相似的结论。分析到最后，我们全都寻求内心感觉更好，我们的处境更和平，免受苦难。我们认为，我们想要的身外之物，即金钱、晋升、良好的人际关系、度假，都是到达另外目标的手段。最终。我们要的是改善我们意识的状态。这并不意味着个人要放弃工作以寻求内心的平静。重要的是，我们要时刻意识到工作和金钱本身并不是目的，而只是一种手段，一种达到更为深刻的精神目标的手段。
拉兹洛：人们从事的工作有不同层次的意义。最低的层次是为工资而工作，做什么工作是无所谓的。显然，有些必要的工作并不具有特别深刻的意义。没有其他工作时就可以做这些事情。而当这些事情可以指望由机器做时，人们就可以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了。第二个层次是因为有兴趣的工作，我们做这些工作可以得到一些乐趣，或这些工作是我们的爱好。我们从爱好的工作中挣钱是好事情。这似乎是一种理想的情况，但还不是最高的层次，因为它只是一种娱乐。在更高的层次上，人们问自己，我的工作是否真的有意义?它是否能实现某种目标?它是否使个人得到满足?如果人们找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者说，如果谁能够找到这样一种活动，从事它既有乐趣又能实现目标，那么，谁就是幸运的人。当然，这种高层次的目标不那么容易实现。有时，需要牺牲。想想那些烈士们，我觉得，如果他们认为实现目标无关紧要，他们是不会自愿牺牲自己的。再想想那些伟大的艺术家，他们身居屋顶层，牺牲了自己享受舒适的日常生活的乐趣，就是为了在艺术上实现自我。有什么样的抱负就能达到什么层次。如果人的手头不是很拮据，就应该超越第一个层次。如果人们工作只是为了挣钱，工作一旦完成，就立刻被遗忘了。人们关上办公室或店铺的门就开始考虑怎样花工作中挣来的钱。我认为，最好的情况是，把自己的私人生活和社会生活以一种既有娱乐性又有意义的方式结合起来，在实现自我的同时把肉体和灵魂结合起来。重要的是，要敢于追求自己的意愿，敢于追求自己生活中的目标。当然，这里有一个疑点，虽然不是在所有人的生活中都有这个疑点，但在很多人的生活中出现，尤其是在西方世界，它本质上是怀疑论，对能否有益于社会，对能否与自然界和谐地生活在一起的愿望，乃至于能力抱怀疑态度。我指的是这样一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谈论目标、意义就是在迷惑自己，从根本上说，人们工作是因为需要金钱。从办公室的勤杂工、街上的清道夫一直到公司总裁和国家总统，每个人外出工作都是为了谋生，能致富就致富。这种思想否定了超出领取月薪以外工作还有意义和成就的一切可能性。
罗素：这就引出了人们为什么如此迷恋金钱的大问题。金钱本身不会使我们快乐，有了一捆捆的钞票、有了黄金、有了银行存折不会使人感到快乐。金钱的价值在于我们可以用它买东西。我们可以用金钱买来各种各样我们认为能使我们幸福的东西，能使我们感到更快乐、更安全，感到内心更平静的东西。这就又回到了这样的信仰：我们的自我感觉取决于我们在世界上的所作所为和我们拥有的东西，取决于我们能够得到什么样的体验。我们拥有的金钱越多，我们就越快乐。这就是我们所想的。但在财富和幸福之间实在没多少联系。我认识的一些富人，他们生活凄苦，没有安全感，灵魂不得安宁。而我也有一些朋友，用西方的标准衡量，他们是穷人，靠打零工勉强度日，但他们快乐、善良、充满爱心。
拉兹洛：他们已经逃出了消费社会。所有赚钱的圈套和诱惑都对你说，如果你有了钱，就可以买东西，这些东西会给你舒适的生活，给你地位和声望。你拥有的东西越多，你就越是好人。不久以前，我在印度看到了一条电冰箱广告，上面只有几个简单的字：“拥有者的骄傲，邻居的嫉妒”。如果你购买了这个产品，它就是你的骄傲，而你的邻居就会妒忌你。这就成了购买它的主要动机。你买得起的东西越昂贵，你就越是好人，这是一种谬论。你自己就可以是你的骄傲，邻居将嫉妒你。
罗素：只要看一看任何一种商品和服务的广告，你就会发现，在广告背后所给予人们的信息是：买它你的感觉会更好。它诱使人们相信，你所拥有的东西和你的所作所为将决定你是否能够感到心理平衡。正是因为相信了这些，人们才不断地往圈套里钻，在这方面，广告则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格罗夫：广告心理学引起了兴趣。我们都知道，广告人员经常利用的就是人们的自尊、贪婪甚至性意识来推销他们的产品。尤其是利用性意识这一点特别明显。有些顾客受过良好教育，处世老练，还熟悉弗洛伊德心理学，对这些情况一目了然。他们不但能够看到性意识可以明确地用于促销的目的，而且还能破译那些巧妙隐含的性方面的象征手法。但很少有人能意识到，广告行业正在越来越多地使用神圣的内容来引诱顾客。克里斯蒂娜收集了大量这样的广告，这些广告把各种各样的产品同黄金、宝石、神的光环、布满繁星的天空、彩虹、孔雀的花纹、山峰以及其他各种宗教传统普遍采用的象征联系起来。这种情况显然说明，对于西方工业文明来说，物质上的追求和市场这个聚宝盆取代了我们失去的精神生活。
罗素：我们谈论的意识革命的重要内容是人们开始觉醒，开始认识到真理，即我们内心深处的真理，这个真理说不，情况并非如此。我可以选择自己感受的方式。我们不必成为外界情况的牺牲品。人们正在鼓起勇气维护内心的真理。我们每个人在这方面越有所作为，我们就越是有力量鼓励他人维护他们了解并感到是正确的东西。这就是觉醒的全部内容，它解除了我们对物质世界的依附关系。
拉兹洛：如果认识到这一点的人有很多，就不会有我们谈到过的那种广告了，至少不会有那么多。这是一个自我实现机制，是一个恶性循环，当人们需要时，就买产品或服务，然后他们被告知买得好，所以他们就又去买这种商品或类似的商品，不管他们是否真的需要。只有当人们认识到购买不需要的东西不会给他们更多的幸福时，才会打破这种循环。把生活的物质标准和生命的质量等同起来是错误的。人们可以在生活的物质标准比较低的情况下有很高的生活质量。人们可以在不花费大量金钱、不使用大量的能源和资源的情况下过高质量的生活。生活方式是可以选择的，从选择职业、选择家具到选择朋友。人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是朴素而高质量的，也可以是奢华、昂贵和炫耀的。这取决于选择。在西方世界里，我们生活在一种具有进攻性和竞争性的文化中。但同样是在西方社会里，有一批人处在前沿，是先锋队，他们越来越多地通过转化的体验触及到自我、触及到世界。但绝大多数人还没有经历这种体验。他们体验单调乏味，他们被局限在一个不可抗拒的体制中只能同他人竞争，竭力保住自己的职业，竭力把肉体和灵魂保持在一起。他们的信息主要来自新闻媒介，来自广告和公共教育体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很难超越这个层次。当然，在传统社会中，人们一般更多地接触展现在他们周围的现实，但即使是在这种社会里，许多人也还是热衷于取得西方模式的进步。这就是说，在当今世界上的60亿人口中，想拥有转化体验的人不超过几百万。绝大多数的人仍然踩着另外的鼓点儿前进。除非大多数人都具有这种新的意识，否则，我们将处于困境。不管在加利福尼亚有多少人转化了观念，但如果中国人不转化观念，他们就会效法西方的价值观，就会重复我们的错误。如果西方主流社会不改变意识，就会强化这种价值观。我们一定不能只对别人宣传，而必须按照自己所宣传的去做，因为在我看来意识必然使世界进化。
格罗夫：几年前，捷克总统哈维尔在接受拉尔斯顿奖(JacksonH.RalstonAward)时发表了一篇有趣的讲话，批评西方民主近几十年来所采取的形式。他指出，西方民主最初是建立在深刻的精神原则上，但现在已经堕落成一种消费者的战略。西方世界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主要由输出技术和消费品构成。但这种影响的代价是，压制和毁灭了这些国家真正的礼仪和精神生活，取而代之的是物质主义和无神论。在许多情况下民主国家使用不道德的和反民主的手段来扩大他们的利益。哈维尔强调指出，这种“民主”的形式丧失了高尚的精神原则，不会给我们这个处于困境的世界带来大的希望。
拉兹洛：生活在欠工业化世界的人们着眼于我们是要弄明白什么是向往的生活方式，什么是好生活的本质，但他们常常得到一些错误的迹象。
格罗夫：现代技术对生活在传统社会中的人们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它提供了许多器具很吸引人，使人们的生活更舒适，更轻松，至少从表面上看是如此。然而，它对于那些所谓的“发展中”国家的文化生活具有毁灭性的影响。现代技术不论走到哪里，都会摧毁那里的传统价值观、礼仪、精神生活，以及在工艺与艺术中的创造性的表现。
罗素：我们输出的最危险的东西就是我们的价值观。通过我们鼓励人们购买产品，通过传播媒介，尤其是电视，我们鼓励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接受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物质主义的价值系统。我们集体精神错乱的根源正是这种意识模式。因此我觉得，问题不是我们怎样使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改变意识，而是我们怎样促使西方改变意识。这才是最需要的。为世界其他地方树立榜样就靠我们了。
格罗夫：我完全同意。把我们目前的价值系统和生活方式输入到发展中国家，是全球性自杀。想一想中国、印度、非洲和南美的人口吧。我们不应该向这些地方输出我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而应该让我们社会中正在发生转变的人的数量增加，使他们变成大多数。
拉兹洛：在西方，意识革命已经开始，但人们怀疑，其速度是否足够快。
罗素：我觉得不够快。其问题在于，我们能做些什么才能促进改变。我经常听到人们在说，别人需要改变；政治家需要改变，商界的领导人需要改变。大街上的普通人需要改变，在我们把改变的重担放在别人肩头时，却忽略了自己。说“他们”必须改变很容易，但我们必须记住我们也属于“他们”。我是那些需要提高自己意识层次的几十亿人之一，我是这个星球上的人，我对这个星球负完全的责任。对于我来说，没有人能够改变我自己。因此，我觉得首要的问题是，我怎样能进化得快一些，我还能为改变自己的意识做些什么?但这并不是说，我自己的责任在我这里就终结了，而是说由我自己开始。责任从每个人开始扩展到我所说的个人影响的范围。我们的影响范围是所有与我们有联系的人，包括我们的家庭、同事、邻居和社会关系。我们三人都是作家，交际广，所以就包括了我们的读者、和我们交谈的人、在收音机和电视中听我们说话的人。但并不包括地球上所有的人。多数大型跨国公司的总裁们不在我的影响范围之内，除非他们碰巧读到我的书。所以当我们问我们能否帮助别人转化时，我觉得我们需要考虑谁在我们的影响范围之内。我能做些什么才能对这些人自己的心路历程有所帮助呢?
格罗夫：从我们自己开始当然是关键的。生活在幻想中是很容易的，这一点我们已经做到了，需要改变的是世界。但是，欧文强调的那个问题仍然存在，即我们怎样以最佳的方式促进我们外部世界的转化。我们已经谈过了改变范式、修改西方工业文明世界观的某些根本方面的重要性，谈到了使得现有的转化技术更为人所知和更容易让人们得到的重要性。我认为，还有一个同等重要的任务是，找到更好的方法支持已经发生的变化。我刚才提到过，克里斯蒂娜和我对意识非常态，即神秘状态和心理精神危机状态的自发体验很感兴趣。例如，贡荼利尼觉醒，死而复生的连续过程，个体分界面暂时消解宇宙整体感，戏剧性的心灵开放，与过去生活体验的斗争以及类似现象。当代精神病学治疗这些症状已经形成惯例，即用镇静疗法，并认为这些都是精神病的表现。我们认为这些实际上是转化的危机。如果能够正确地理解和对待这些情况，就可以治愈它们，甚至使它们成为进化性的转化过程。还有一个前沿性的问题很有趣，就是酒精中毒和上瘾的问题。就像你们知道的那样，这些问题正在蔓延，令人难以置信。在跨越人际的领域中，人们越来越感觉到这些问题体现了那些没有实现的精神渴望，体现出一种被误导的对超越的追求。人们对灵性有强烈的需要，但又不能马上找到它，就选择了上瘾的事情，这是一种极为的不利替代。比尔?威尔逊(BillWilson)是嗜酒者互戒协会(AlcoholicsAnonymous)的创始人之一，他和荣格(C.G.Yung)之间有交往。威尔逊把创立十二步戒酒法的荣誉给了荣格，他让经过荣格治疗的一个病人照着做。情况有所改善，但这只是暂时的，之后，这个病人旧病复发，荣格拒绝再为他治疗。他告诉这个病人，惟一的办法是加入一个精神团体，并寄希望于精神体验。病人加入了牛津社团，并确实有了转化的体验。在他身上发生的事情启发威尔逊创立了戒酒者互戒协会。荣格提出，病人对酒精的渴望，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说，实际上是渴望超越，用中世纪的形式表达就是对上帝的渴望。因此，正确的做法是：用精神追求战胜滥用酒精(spirituscontraspiritum)。治疗嗜酒成瘾的正确策略很有可能对人类心灵的转化有所贡献。
罗素：我们要问，为什么人们总是首先想到毒品，用了这种又换那种。我们可以很轻易地把原因归咎于人们可以获得毒品，但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人们选择使用毒品。滥用毒品是一种症状，它反映出社会有一种深层次的缺失。如果人们为了内心的解脱而求助于毒品，就表明他们现有的生活并不像他们所追求的那样美满。人们在渴望着别的东西，渴望着更深刻的意义，渴望着内心的和平，渴望着满足，渴望着从压力中解脱出来。但由于我们的社会不能提供满足这种渴望的方法，人们就只能求助于酒精、海洛因或别的什么东西作为解脱的权宜之计。
拉兹洛：这种权宜之计对于某些人来说是酒精，对于某些人来说是性，而对另一些人来说是高速驾驶或标新立异的生活方式。只要现代社会中许多价值和消遣不能令人满足，人们就要寻找能给他们以更深刻满足感的东西。
世界末日及其以后的情况
拉兹洛：我们已经谈到的许多事情描绘出当今社会的一幅阴暗的生活图景，同时也描绘了较好生活的画卷。一方面，在西方和西方化的社会里有着富裕的人们，他们的物质需求趋于饱和。他们目前拥有的东西已经足够了，不再需要更多物质的东西，他们不必为日常的食品担忧，他们拥有各种主要的消费品。然而，其中有许多人现在正在寻求另外的东西。这通常是指人们把酒精或毒品成瘾当作避难所，然后躲进一个虚拟的现实中。这种追求也能够把人们带入一个神秘的气氛中，并从印度教导师那里，从鬼神附体者那里，从脱离肉体的精神中获得精神上的指导。另一方面，那些没有物质福利保证的人正在寻找更多物质上的东西，对于他们来说，经历转化的体验和建立一种更高层次的意识是有困难的。对于那些已经拥有良好的物质福利的人们来说，下一步是尝试另一些体验，在这些体验中。最糟糕的是酒精和毒品；最好的是实现意识上的转化，这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对于其他人来说，下一步通常就是寻求更高水平的物质福利。但在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人会以失望告终。因为在今天的经济和技术环境中，没有足够的资源让每个人都达到在工业化国家已经达到的物质标准。所以，仅仅让富裕的人们进化他们的意识还不够，其他人也必须这样做，如果他们一味地效法工业化国家的物质生活方式，我们大家就都会陷入困境。
罗素：也许我们必须帮助他们度过这个阶段。物质主义和金钱崇拜也许是发展中的一个阶段。200多年前，工业革命使西方国家走上了这条道路。而现在我们觉醒了，认识到我们已经拥有了我们所需要的大部分物品，我们不需要在这条道路上继续向前走了。这条路确实是一条自杀的道路。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尽快地通过这个阶段。
拉兹洛：问题是，由于存在着全球性的环境和资源问题，不是每一个人和每一个社会都有充足的时间去经历我们所经历的所有阶段。
罗素：我同意这一点，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应该帮助他们更快地进步。也许他们能够在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通过物质主义阶段，而不是两个世纪。我们已经看到发展中国家从农业时代进入到工业时代，再进入到信息时代，这个过程是以加速度的形式进行的。印度在20年的时间里完成了工业革命，而中国几乎是从农业社会直接跃入了信息社会。西方是一切从零开始，而这些国家正在充分利用我们发展起来的技术和做法。他们不必再去发明蒸汽机、飞机和计算机，我们已经把这些工作做完了，他们正在学习我们的经验。如果我们能帮他们看到在生活和发展中，除了追求物质财富以外，还有更多的东西，我们就能帮他们更快地通过这一发展阶段。
拉兹洛：甚至可以越过这一阶段的某些部分。我们西方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大量地消耗能源，铺张浪费，所以通过这一阶段是很危险的。如果他们按部就班地通过这个阶段，即使是让下一阶段的结构和基础设施就位，也会过度地使用资源和过度地污染环境。
格罗夫：我们是在用目前已知的技术评估未来的趋势。如果我们能重新考虑使用另一种能源，尤其是太阳能，情况会大大改观。我了解到汽车和喷气式飞机已经能够用氢做能源驱动，而不再使用汽油。
拉兹洛：我们可以用气态氢驱动汽车，不久以前，我就亲眼看到过这样的汽车，它看上去和一般的汽车差不多，只是在后背上有一个绝缘容器，还连着输送燃料的绝缘管。气体排出后就变成了薄雾，薄雾又浓缩成纯净水。但负责研制这种汽车的人告诉我，还要经过50年，这项技术才能大规模地使用，也就是说，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液态氢才能像今天的汽油一样在路边得到。他们似乎还没有意识到，到了那时在世界范围内使用这种新技术已经太晚了，到那时，我们已经过度地污染了空气，引发了一系列的危机，其中有些危机是可以通过及时改用可更新的清洁能源加以避免的。
格罗夫：有传闻说，新能源的发展受到石油公司的阻碍，有些很有希望的专利技术实际上已经被人买走，并被藏在保险箱里。如果这些项目能够得到优先考虑并得到充分的支持，发生什么样的情况真是难以预料。研究出可行的步骤，用太阳能把水转化成氢和氧，并找出安全的方法储藏这些燃料，这些不应该是困难的事情。
拉兹洛：显然，我们的确有很多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且我们还能研究开发出很多，但我们似乎没有使用和开发这些方法的愿望。
格罗夫：这也正是我要说的。全球疯狂的军备竞赛造成难以置信的浪费，同线性的战略结合在一起，即掠夺不可更新的资源，然后再把这些资源变成污染源，这些都使情况更加复杂了。如果我们有另一套价值系统，另有优先发展的项目，情况就会大不一样了。例如，如果我们的战略是循环性的，就像自然界的存在形式那样，地球就可以负担很多的人口，而困难则可以大大减少。地球和太阳生产食品的能力是巨大的，我们可以在马尾藻海(SargassoSea)收获海藻，把它加工成各种各样的食品。
拉兹洛：我所担心的是，我们做这些工作所需要的那种意识是否真的能够广泛地传播，以改变当今世界主流发展模式，包括经济模式、政治模式和社会模式。
罗素：你问的问题是我们能否对社会进行改革。
拉兹洛：或者说我们的社会是否对自己进行改革。
罗素：这一点我不能肯定。它也许是一去不复返的改革。就像我说过的那样，我们可能生活在西方文明正在衰落的时期。没有一种文明能够永远持续。为什么我们的文明就应该特殊呢?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我们的文明终将衰落。它自己已经证明了它的不可持续性。现在，我们已经面对这一事实了。从全球的视角看，我们的文明是一种疯狂的文明，是一种极具剥削性的文明。很难说我们对生物圈的影响是良性的。如果就这一问题举行全球公决，如果给每一个物种投一票的权利，以决定是否允许西方文明延续下去，那么我想除了蟑螂和老鼠以外，几乎所有的物种都会投我们的反对票，会有99.9%的反对票：西方文明对地球一点好处也没有。西方文明应该灭亡。
拉兹洛：你所说的灭亡指的是生活在西方文明的人们不再以过去的模式思维、行动、感受和生活，并发展成某种别样的文明。
罗素：是的。我的意思是，作为个体的人，我们不应该灭亡，但我们存在的现行模式应该灭亡。需要出现一种新型文化。
拉兹洛：这种新型文化是产生于西方文明外部还是内部?
罗素：新事物将从西方文明的衰落中升起……
格罗夫：就像凤凰一样。
罗素：是的，我觉得，我们不应该一个接一个地躲避灾难。我们来不及这样做。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了，而改革又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我们就像汽车的事故模拟试验装置，仿佛是汽车刚刚撞到墙上，在缓慢的运动中，汽车的前面开始出现褶皱，而模拟装置说：天啊，我们好像要撞墙了。我最好有所行动。也许我应该下车。也许我还能倒车。但这些都太晚了，我们得到了多年错误思维的报应。现在就改变所有这一切是没有好处的。目前的问题是，我们怎样驾驶航船通过人类历史上最为多灾多难的时代。这不会是一个轻松的时代。它会是一个非常非常难过的时代。我认为现在已经不可能回避。
格罗夫：许多年以前，我在莫斯科和朋友讨论过生态问题，瓦西里?纳利莫夫(VassilyNalimov)教授是天才的科学家。我们一起度过的时光令人着迷。他最关注的不是核武器问题。他预见到，美国和俄国有可能达成和平协议，拆除原子弹。他担心的是化学问题。他认为，我们的生活在很多方面都依赖化学工业，他不知道我们怎样完全消除有毒的尘降物，这种尘降物必然要污染我们的河流、海洋、土壤和空气。他感到恐惧的是已经太晚了。
拉兹洛：这是一个物种层面上的问题，因为我们正在改变整个生物圈的化学成分的平衡。
格罗夫：我们打破这种平衡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但瓦西里认为，最大的危险是化学污染，这是大规模的、不可能轻易逆转的污染。
拉兹洛：就像我说的，生命将继续，新的突变将要产生，新物种将要出现。新物种的生育周期短，它将变化得比我们快，从而更好地适应环境。我们将成为进化的落伍者。
格罗夫：多年前，有一个很有趣的电影，讲的就是这件事：如果我们破坏环境，某种昆虫就会以它短暂的生育周期和巨大的适应能力来继承这个地球了。
罗素：另一个世界末日的故事不是生态灾难，而是瘟疫。我们把自己抵御疾病的天然能力降低了。营养不合理，滥用毒品，过度使用抗生素，化学污染和其他一些因素削弱了我们的免疫系统。与此同时，细菌的抗药性大大增强。它们抗药性的增长速度超过了我们发明新型抗生素的速度。有些细菌几乎可以抵抗全部已知的抗生素。当我们对付细菌的武器用完时，我们就无法阻挡它们了。此外，我们正在使疾病越来越容易地在社会上传播。如果今天在圣保罗爆发了一种新的瘟疫，飞机一夜之间就可以把它带到纽约，数天之内，就可以传遍世界各主要城市。如果这种瘟疫具有高度的传染性，又没有治疗的方法，它就会迅速席卷全人类。它也许不会使人类灭亡，但会使人类大量死亡，从全球的视角看，这也许不是坏事。瘟疫是一种处理物种失控的天然方法。
拉兹洛：这就是大自然处理问题的方式。如果一个物种自己变成了瘟疫或癌症，它就到达了一个关卡，这个关卡会阻止它的繁衍，或促使它集体自杀，就像旅鼠那样。但人类学会了使用很多具有短期效应的措施，使这些天然的适应性反应不起作用。例如，如果我们近视就带眼镜，如果我们行动不够迅速就乘汽车、火车和飞机，等等。我们把自己放在重大的生态灾难中考虑是一种长远的观点，而我们抓住临时的缓解措施并希望我们已经解决了问题则是目光短浅的。
格罗夫：我们的确没有理由乐观，而事情的发展也是让人始料不及的。我们已经讨论过，最坏的情况是基于对目前思潮的一种推断上。说到这，我不得不再回顾一下在柏林墙和前苏联所发生的情况。在那里所发生的事情是积极的，而且也是始料不及和不可预见的。在情况的背后会有一些因素和力量发生作用，它朝着另一个方向发生作用。例如，我们已经有了以溢出的原油为食的细菌。也许会有一些科学幻想小说式的解决方法我们还不能预见，如一些新的菌种可以吃塑料，植物具有清除污染的功能从而使自然界恢复平衡，遗传基因的突变促进了物种之间的宽容和协调，等等。
拉兹洛：我们说过，如果人类的发展只是以纯粹盲目和偶然的方式进行，我们就没有什么机会了。生物学家非常了解，在偶然性的突变中，我们是在碰运气。如果的确有希望度过难关，就是因为有什么东西在指引着生物物种的进化，而这种东西肯定不只是偶然的机遇。而这样一种因素不仅在人类的生物进化中发挥作用，而且可以在我们人类的基本文化进化中也发挥了作用。它所产生的作用也一样见于意识革命。见于世界上许多地方价值观转换的进步当中。但光靠它们，这种过程也许进展得还不够快。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激起转化体验的力量，这种力量能够加速我们意识的进化，凭借它，我们可以实现价值、伦理和行为的转化。
格罗夫：我认为有一项观察很有趣，切合我们讨论的内容，想提一下。处于意识非常态的人们在心理上经历着死而复生的过程。其中包括同几个特殊主题联系在一起的具体阶段。在这些体验的场景中，有极端的暴力行为，有毫无节制的、过度的、并以那种反常和堕落的形式出现的性行为，还有撒旦的序列和弥赛亚的片段。在内心的转化过程中，这些内容是昙花一现的，而且通常会产生强有力的精神开放和转化。在个人体验的行为中，最危险的是内脏外置的过程，以解体或自我解体方式进行。其中极端的情况是真正的自杀，而不仅仅是概念上的自杀，经历自我的死亡后再生。经历过这些场景的人们往往会注意到它们与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有相似之处，如犯罪率上升、暴力、恐怖主义、正常和反常形式的性解放，同时增长了对邪恶实践的兴趣，迅速滋生出对救世主的狂热崇拜。这表明，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可能在经历转化的类似过程。不幸的是，大部分都停留在表面。如果这种转化能够深入，而不是只以解体和自我解体的形式表现出来，就可以把我们的意识上升到更高的层次。
拉兹洛：这是很有希望的可能性。问题是我们怎样加强这种可能性。
罗素：我想在这里提两件事情，我认为这两件事情很重要。首先，我们要传播那些能使我们自身处于更为和平状态的技术和工艺。如果我们的内心仍处于战争状态，我们试图在世界上创造和平就是难以做到的。如果我们中间有恐惧和仇恨，我们就不能和平地生活在世界上。我们可以只是在嘴上说说，不会变成现实。寻找内心的和平对于所有宗教传统来说是共同的道路。这个世界的变化速度越来越快，我们将有越来越多的决策需要做出，因此，内心的和平对我们来说就越来越重要了。如果我们受到伤害，我们处于愤怒的状态，或者仅仅处于筋疲力尽的状态，我们就不会作出对自己和他人起好作用的决策，我们也就不会健康。因此，关键是找出能够使人们同他们自己处于和平状态的方法。我并不是说要建立这种方法就得从零开始。在世界上的各种宗教传统中，已经有了许多这样的技术。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研究哪些最适合于当今的世界，哪些最有效，并使它们更切实可行。第二个关键领域是人际关系。良好人际关系的要义是明白无误的和关切的交流。但我们当中很少有人在学校受过这方面的教育。我们是从错误和挫折中学到这些东西的，而这未免有些太晚了。在两个人关系方面最容易发生的事情，不论是在家，还是在工作单位，是两个人都需要感到被爱，都需要处在和平的状态，但是却出现了一个恶性循环，这种恶性循环的结果是两个人都得不到他们所寻求的东西。如果一个人感到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受到伤害或受到审判，普遍的反应是以某种形式的进攻保卫自己。这种情况可能采取很微妙的方式，也许只是体现在语调的变化或肢体语言上，或体现在用词上，或采取更明显的形式。但隐含的意图是让他人感到不舒服，感到受到伤害，受到审判，或受到某种形式的进攻。除非后者对这些变化保持极度的清醒，坚持不进入这种游戏，否则，他或她很容易以同样的方式作出反应，即给前者一个信息，这个信息使人感到受到了某种形式的攻击。这样，恶性循环就建立起来了。从表面上看，是亲切和轻松的，但背后却是相互攻击。每一个人都想感受到被爱，都想内心平和，但都想让别人感到内疚和难受。因此，我们能教给人们做的一件重要的事情是，怎样交流才能不触发这种恶性循环，而一旦恶性循环已经建立，我们怎样才能破除它。良好的交往是围绕这样一个问题进行的，即怎样把交往塑造成为让别人感到被爱，让别人内心平和。当我做到这一点时，我觉得后果是非常奇妙的。
格罗夫：有一种交往的方式很有趣，它能够避免在相互交往中的那种痛苦的恶性循环和在人际关系中出现僵局。这种交往方式是由家庭医生发明的。人们必须这样做：在表达自己的口头评论时，要坚持描述自己的感觉，不要做什么判断和指责。我们在让同伴及时了解我们内心的思想过程和对情况的各种反应时，所采取的形式不能带有谴责的性质。
罗素：是的，这一点很重要，但我们也有许多其他的事情可做，以促进这一过程。从本质上说，就是佛祖所说的正确的说话方式。我们怎样说话才能让他人不受伤害和不蒙受痛苦。
格罗夫：我们住在大瑟尔的艾萨伦(EsaleninbigSur)时，克里斯蒂娜和我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我们组织过一个实验性的教育项目，它具有很强的经验性成分，是由一系列的为时一个月的学习班所组成，总共有三十个学习班，每年举行两次。基本的做法是，我们选择一个感兴趣的话题，如意识图谱、佛教、西方心理学、整体医学与整体疗法、药品或酒精依赖，以及神秘探索等等。在每一个学习班中，我们都邀请几个在有关学科中卓有成就的教师讲课。在这些为时一个月的学习班中，我们为每一个项目都定期提供全息气功，格式塔实践、荣格的沙滩玩耍(sandplay)、群体过程、按摩、瑜珈、礼仪、沉思、富于表现性的舞蹈、到荒野去旅行以及经过选择的电影和录像。这些客座教师来自各个领域，范围很广，有新型范式思维的先驱，如卡普拉(FritjofCapra)，谢尔德拉克(RupertSheldrake)，普利波拉姆(KarlPribram)和坎贝尔(JosephCampbell)，有墨西哥和北美萨满教教士，有心灵研究者和唯灵论者，基督教僧侣，苏菲教徒，瑜珈教师，以及藏传佛教、禅宗和顿悟派佛教徒。把智慧和体验的输入丰富地结合起来，以随机的方式交替进行，其结果极具转化性。我们发现，当我们长期参与到学习班，而这个学习班采取了特殊的形式，我们就很快地学会了玩这种游戏，提高了我们心理防卫的能力，并通常能够成功地保持我们的心态，完全不被触动。另一方面，新的、令人震惊的信息和体验的重大适应性变化从不同角度和层面的轰击似乎有一种催化作用。多年来，我们收到了许多参加过学习班的人写来的信，他们告诉我们，在艾萨伦度过的一个月是他们生命的转折点。我相信，一种相似的模式作为一种转化的手段可以被证明在更大的范围内是非常有用的。
拉兹洛：让我们回到我们的主题：意识革命。看来超越世界末日结局的出路要经历转化的体验，这种体验将使我们的意识进化，将改变我们之间的关系以及我们同自然界的关系。这一可能性有许多隐含的内容和方方面面，我们或许能在今天下午做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