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天晚上：从认识到行动

　　治愈我们自己也治愈世界

　　拉兹洛：我们今天下午讨论的内容体现出，要创造出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基本的先决条件是民族之间，文化之间要相互更好地理解。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新的灵性也是一种在文化间相互了解的途径呢?灵性能否使人民生活在一起呢?除此之外，它能否治愈社会乃至整个世界的创伤呢?

　　格罗夫：这种可能性确实存在。在超越个人的体验中，我们体验到与他人的认同，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这种体验。这种情况我已经见过多次了。惟一的问题是这种现象发生的规模是否能足够大，并能及时发挥作用。

　　拉兹洛：印度奥罗维尔(Auroville)的人民建设了以灵性为基础的实验性社区，他们相信，如果某一群人热情地专注于某种意识，则对其他人民也将产生影响。你们是否认为超越个人意识的传播是一种真正的、有希望的事呢?这种超越个人意识的传播———而不是那种新意识在个人之间的传播———在今天的世界能否真正起作用呢?

　　格罗夫：我觉得有这种可能性。印度人相信，瑜珈修行者在喜马拉雅山的山洞里沉思会对整个世界产生积极的影响。当然，在现代，我们有谢尔德拉克(Sheldrake)关于共振的思想。第一百个猴子(theHundredthMonkey)的概念是一个非常鼓舞人、令人瞩目的形象，可惜，它只是小说而不是科学的事实。当人们首次听说时，感到十分兴奋，但后来华特森(LyallWatson)承认那是他杜撰的。

　　罗素：实际上，他没有把事情的全部杜撰出来。就像他说的那样，这个实验完成了，实验报告刊登在日本的科学杂志上，但实验结果并不像他认为的那样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我发现，第一百个猴子的故事的最有趣之处是人们是怎么被它吸引蜂拥而至的。人们想相信这个故事，所以很少有人对它的真实性提出质疑。或者很少有人回过头来检查最初的研究，如果故事所言的是一种异常现象的话，就太让人感到惊奇了。这个故事与谢尔德拉克的思想是相同的，它们遵循的是一个类似的主题，即学习是会蔓延的，学做某一工作的人越多，别人再学习它就越容易，即使人们住在地球的另一面。虽然这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断言。但我发现许多人没有任何疑问地接受这一理论。情况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我曾问过自己。这种情况似乎不像其他非常规思想发生得那么多。我觉得，当人们深入下去后就会感到这种情况发生了；他们直观地感受它。有一种在内心深处的了解，我们对这种了解却知之甚少，即一个人的意识怎样影响了他人的意识。我们感到，的确有超越个人意识的传播，而当有的情况与支持这种可能性的理论和实验情况一致时，我们感到，我们得到了我们一直想要的证明。

　　格罗夫：有一项观察我想提一下，我们可以把它视为间接的证据。有一种经常发生的现象，即重温生物性降生会打开进入集体无意识的通道，想像和体验那些不可想像的暴力、残酷行为和流血事件。人们所经历的暴行跨越了若干世纪，从战争、革命到宗教裁判所的酷刑室，还有集中营。当自我探索的过程达到了这样的层次时，就成了超越个人的体验了；个人的历史就与人类的历史融合在一起了。当人们开始用这一过程进行治疗时，往往感到治愈的不仅仅是自己，而且是整个人类的意识领域。这好像是集体无意识中包含着来自先人的不纯洁成分和未被消解的内容，并且好像把它充分带入了个人的意识中，以经历实际呈现的集体净化和治愈的过程。这种体验的深度和强度远远超越了个人的范围，也就是说，人们感到，这些已经成了整个人类的苦难。其中有些人还在宗教文献中找到了相应的原型，如耶稣为了全人类的罪孽而受难，菩萨拒绝个人的解放，自愿地把拯救全体苦难的生灵视为己任。这就使我产生了疑问，内心努力和外部世界的实践是什么关系?要取得外部世界有效的变化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最好呢?我提到过瑜珈修行者，据说，他们不离开山洞，不离开他们所处的环境，就可以解决世界上存在的问题。几年前，拉穆?达斯(RamDass)和丹尼尔?埃尔斯博格(DanielEllsberg)就这个问题进行过一次有趣的讨论，那次讨论是在加利福尼亚的阿斯罗马尔(Asilomar)举行的超越个人心理学协会的年会上进行的。达斯参加过系统的精神实践活动，并已经有了很强的超越个人的体验。他得出结论：我们所能作的有助于外部世界的最重要的事是系统地进行内心的努力，从而使心理和精神发生深刻的转化。如果人人都这样作，世界就会发生变化。同时，我们要避免各种实际会使情况更糟的误导的行动。埃尔斯博格是一位活动家，也是和平主义者，他发表过一些五角大楼的文件，从而透露了美国军界的秘密计划，他的思想与众不同。一开始，他认为能够改变世界的惟一事情取决于在外部世界的活动，即政治性抗议、示威、抵制以及类似的策略。他参与示威行动的结果是被捕入狱，并给报纸制造了头条新闻，他觉得这才是最有效的革命活动，是他能够作的、促进积极变化的最好事情。因此，他们从截然相反的两种立场开始了这次讨论，但随着对问题的深入探索，他们逐渐相互开拓了视野，达斯承认，通过内心的努力，我们克服了个人的偏颇，澄清了自己的立场，然后，把自己的醒悟应用于世界。今天，他有一种深刻的责任感，要为环境计划和其他一些计划服务，并把自己的主要时间和精力贡献给这一事业。埃尔斯博格认识到，一个积极的活动家重要的是要做好内心的努力，从而使他们的参与具有充分的意识性，恰当的目标，并使用灵巧的手段，而且还不受自己那些不确定的无意识驱动力的影响。

　　罗素：一个专注于自我的人对他人的意识有直接影响，这种可能性确定无疑。我从自己的体验中知道，当我和一群人在同一个房间里一起进行沉思时，我的沉思明显地深化和清晰了。这种情况非常引人注意，但我却不能解释，除非假设沉思者之间有一种直接的影响。有证据表明，这种影响远远超出了房间的范围。研究这种超越性沉思的人发现，众多的人在一起沉思对该地区的生命体产生明显的影响。他们在一座城市里在把5，000多名沉思者组织起来，让在一起做为时数周的沉思。然后，他们研究了在实验期间内该城市的一些社会统计资料后发现，犯罪率、事故和医院的挂号数量都下降了。这听起来另人惊讶。但我觉得，他们的这些结果并不是胡编的。批评家们研究了该实验后指出，研究者没有对参数进行控制。因此，人们重复了这个实验，并实施了较好的控制，但结果是相同的。这的确非常有趣。

　　拉兹洛：内心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是一种大有希望的可能性。我曾目睹了在意大利米兰的一次实验。那里的一些自愿接受实验者的头部接上了电极，以监视他们的脑电波。结果是，当那些接受实验者进入沉思状态时，他们的两个脑半球也进入了一种同步状态。脑电波趋于和谐。另人感兴趣的是，人们一旦在一起进行沉思时，就出现类似的影响。然后是全体接受实验人员的脑电波都进入了同步状态。在组内人员的感官毫无接触的情况下，一种完全等同的脑电波模式在全体人员中出现了。我见到的情况是，五、六分钟之后，他们中间多达12人的脑电波同步率达到98%。

　　同步现象和奇妙联系

　　格罗夫：尤其令我着迷的是在纯粹的心理领域，是同步现象的领域，而不是同步化。当我们做呼吸功时，这样的情况非常频繁地发生，即人们的体验是相同的，或者说他们的体验完美地相互补充，但他们相互之间并没有采用常规的渠道在的任何联系。人们相互参渗到他人的体验中，做完功后画出的曼佗罗(mandala)图形实际上是一样的。

　　罗素：我觉得这种同步现象不完全是出于偶然。我注意到当我处于一种清晰的、集中的意识状态时，同步现象就出现得更加频繁。如果我刚刚从沉思状态中退出，同步现象似乎就总是发生。这就好像整个宇宙都在我这一边，一切都是完美的，比我预期或计划得要好的多。相反，当我感到压抑、劳累或精神上感到很疲惫时，同步现象就很少在我的生活中出现。所以，这种联系似乎在某些方面反映了我自己的意识状态。这种现象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含义，即通过呵护我内心的幸福，我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控制同步现象的发生。在目前的这种范式的范围内来理解这种联系是困难的。但我有充分的体验说服自己这种现象确实存在，因此，有问题的是我们目前所使用的范式。

　　拉兹洛：我们必须认识到，一方面，这种同步效应和体验的确存在，另一方面，它的发生与任何经典因果关系无关。所以，我怀疑这种联系是否存在。我们没有发现它，也许是因为我们是在旧的范式框架内寻找它。也许我们应该把个人作为整体的组成部分来研究。正是这种整体正在经历着转化，个体的人们正在进行探索，以理解在他们身上发生的事情，在他们生活的社区和文化中所发生的事情。只要我们在个人的精神中寻找解释，我们就能够找到这些似是而非的、貌似神秘的东西。而真正的解释也许是在整体的层面上才能找到。然而，重要的是需要弄清在我们所谈论的哪些涉及不同人的心灵、或心灵和物质的现象中，究竟哪些是同步现象和相互联系，哪些是巧合?

　　格罗夫：有两种不寻常的巧合使我感兴趣。第一种涉及非常不容易发生的事件的积聚或结合。奥地利科学家坎默罗(Kannerer)首次描绘了这种类型的巧合，凯斯特勒(ArthurKoestler)在《蟾蜍助产士的实例》一书中对他做过介绍。坎默罗着迷于同步现象。例如，在一天之内，相同的数字既出现在车票也出现在戏票上。就在那天，当他向他的一个相识询问电话号码时，那个相识又把这个数字给了他。荣格在一篇题为《同步性：一种非因果联系的原则》的文章中引述坎默罗所做的观察，而且还提到了一个更加令人惊奇的故事，故事讲的是某个叫德尚的先生和一种梅子布丁的事情。德尚先生第一次得到这种布丁是在他过生日时，他的朋友德方吉布先生把布丁送给他作为生日礼物。他第二次见到这种布丁是几年后在巴黎一家餐馆的菜单上。当时，他要了这种布丁，就是为了看看当年他的朋友德方吉布先生是否就是从这家餐馆为他订做布丁的。这次，他只是偶然到巴黎来，而到这家餐馆则纯属巧合。多年以后，德尚先生又第三次见到了这种布丁，那是在一次聚会上。这时，他觉得非常想念他的朋友德尚先生。突然，门铃响了，来人正是他的这位朋友，看上去有些不知所措，他的到来完全是一个错误造成的，因为别人给错了地址。我觉得，这种非同寻常的巧合决不仅是出于偶然。这是宇宙魔术师在为现实撰写剧本。更值得注意的是第二种类型的巧合，这种巧合一方面是心灵的体验，另一方面又与物质世界的客观实在不矛盾。荣格有一个著名的例证是金色甲壳虫敲击他书房的窗户时正值他在分析某个病人做的梦，他的病人梦见了埃及的甲壳虫护身符。约瑟夫?坎贝尔描述了他自己的一个例子与此类似。情况发生在他撰写《动物力量的形式》一书之时。那时，他住在曼哈顿区一所高层建筑的第十四层。他的书房有两组窗户，一组面临第六大街，另一组面临哈德逊河。他对第六大街的景色不感兴趣，所以几乎不开临街的窗户。当时，他正撰写的章节是关于非洲卡拉哈里丛林人的神话，就在写到神话中一个重要的英雄人物是螳螂时，他突然产生了一种冲动，打开了通常是关闭的窗户，只见一只螳螂在这座高层建筑的14层上爬行。如果是偶然事件的话，这种事情的发生几率是多少呢?我观察过，在经历过死而复生的深刻的心理和精神转化的人们的生活中，同步现象更加频繁。这种体验通常会在价值系统和人生观中产生许多重要的变化。人们变得更能享受生活，生活热情有了很大提高。他们对顽固地追求某一特定目标不感兴趣。他们的生活不再是格斗或拳击比赛，而更像武术。用更确切的比喻来说，他们的生活就像冲浪。冲浪时你不能决定你往哪儿去，你只能驾驭波浪。这些人不是朝着未来的目标去奋斗，去战胜敌人、排除障碍，而且了解怎样使用自己的精力，怎样更好地适应生活。他们随遇而安。这很像道教中的“无为”。生活越来越不费力，但奇怪的是，却更具创造性，更富有成果，有更多的收益。这就是当同步现象开始产生时，会出乎意料地对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有支持和帮助作用。我们的所作所为，不仅满足了我们个人的兴趣，而且可以使团体受益。这样人们就会感到需要与他人建立更深刻的联系，需要服务、合作和协同行动。人们就会崇尚差别，崇尚宽容，并感觉自己从属于人类大家庭，从属于大自然，从属于宇宙。同时生态意识和情感也会大大加强。

　　拉兹洛：我们记忆中的事件，甚至是我们相识的人们记忆中事件，貌似不同，而一旦汇合在一起，我们总是可以尝试地作出与记忆和回忆有关的解释。但是，当人脑中发生的事件与发生在头脑外部的物质世界中的事件有同步性关系时，我们就必须与一种不同的现象发生关系了。我们就需要一种完全不同的解释框架。这就是人们在当代研究精神和意识的范围与力量时所遇到挑战的令人兴奋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