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烟消散了神州
茶进入英国生活，在个人健康、社会伦理、经济政治方面，都促进了英国的现代文明的进程。鸦片的作用在中国，却恰好相反。它自始至终伴随着中华千年帝国的最后的衰败，不管是作为原因，还是作为结果，或者同时作为原因与结果。
茶与鸦片，相同的本土化过程，相反的社会历史作用
茶与鸦片，轻飘飘如水似烟，将旧大陆东西两端两个最为遥远的国家，联结到一个水深火热的世界里。一天六杯热茶、三筒鸦片烟，原本都是外来的，生活中没有必要的奢侈品，如今在逐渐普及的消费者那里，却成为一日三餐般的日常必需的消费品。茶与鸦片作为泊来品，在英国与中国的本土化过程，经历了相似的三个阶段，而这相似的三个阶段，在不同国家的社会历史意义，却完全相反。茶进入英国生活，在个人健康、社会伦理、经济政治方面，都促进了英国的现代文明的进程。鸦片的作用在中国，却恰好相反。它自始至终伴随着中华千年帝国的最后的衰败，不管是作为原因，还是作为结果，或者同时作为原因与结果。
茶与鸦片作为商品，在某种意义上有着共同的特征，它们本来都不是生活品的必需品，但将它作为奢侈品消费的消费者一旦上瘾，它就变成了日常生活的必需品，甚至表现出取代原有必需品的倾向。茶进入饮食，鸦片进入呼吸，而呼吸与饮食是人维持生命的最基本的条件，茶与鸦片又成为饮食呼吸中必不可少的东西，这是一个奇妙的转化过程。马斯洛提出于人的五种需求层次从生物到文化提升的金字塔结构：生理需求，如饥渴，是基础层，依次向上则为安全保障、社会归属与尊重、认识与审美、最高层为自由创造和自我实现层。茶与鸦片的消费转化过程，恰好是倒金字塔结构。茶与鸦片首先作为上流社会的昂贵的奢侈品，满足消费者的自我实现与审美需求。喝茶与抽鸦片，最初都是为了寻求一种异域浪漫的刺激，甚至在过程与结果上具有美学意味。英国上流社会的茶点过程精雅化，具有明显的审美表演性，类似于东方的茶道。中国上流社会抽鸦片，不仅过程与方式精雅化，其恍惚迷离的境界，在心理体验上类同于庄禅理想的审美自由的境界。有词描摹鸦片三味：“一榻横陈。大好烟霞，色香味声。看星星微火，剔开余焰，喁喁细语，畅叙幽情。欲脱还粘，将离仍即，九转还丹侯已成。垂涎处，正弹丸脱手，呼吸通灵。多君彩笔纵横，更一缕情丝袅独清。叹百年幻景，浮生若梦，九州高外，酣睡难醒（‘九州惟高卧，四海此传灯’，本南汇丁时水先生制联）……”[47]苏智良指出：“鸦片比较适合东方人的性格与口味。与大麻、可卡因类毒品的兴奋作用截然不同，鸦片类毒品的特征是使激动得到镇定，让紧张变得放松，把分散加以集中，使人的心智达到无烦恼、无忧虑的解脱，宁静和平衡：仿佛可以远离人世的喧嚣，竞争，厮杀与骚动，进入一种无忧无虑的超脱境界。”[48]
上流社会的奢侈品逐渐扩大消费群，便成为一种时尚，许多人从中获得身份认同的体验。茶与鸦片的消费在英国与中国历史上，都曾是财产与权力、地位的象征。在所有这些消费层上，茶与鸦片的文化意义都大于生化意义。直到最后，它们才成为一种生理需求的、维持生命的必须品。可一日无餐不可一夕无烟。鸦片烟如饮食吸呼，日不可废。中国社会接受鸦片的需求层次的转变，也表现在个体鸦片吸食者身上。朱榴描述吸烟上瘾的阶段性需求变化：“凡子弟吃烟，其始必贪渔猪脂粉，借此娱情，志不在烟也。继则惟求窗几明净，器具精洁，不复作他想矣。此其一变也。继而又思地位隐僻，无人觑破，以作莬裘之计，不暇求精矣。此又一变也。继而又欲烟好灰轻，须得真实受用，迹已败露，不复为人讳也。此其又一变也。继则日事呼吸，资用益繁，须求价廉，可以日支，美恶不必问矣。此其又一变也。继而瘾大力穷，时形拮据，但求赊欠，以济目前之急，即价不廉，亦不敢较也。此其又一变也。继又手无寸铁，赊亦无主，强欲断瘾，终觉难忍，乃假无事消闲之态，寻平时之相识者，以冀嘘尔而与。此其又一变也。至诸事不顾，百丑尽出，更为下矣。”[49]
茶与鸦片的本土化过程相同，社会历史作用却完全相反。茶进入英国社会，在民生道德、经济、政治上都对其现代文明进程起到积极的作用。鸦片进入中国，则与中华帝国的最后衰败直接相关。在鸦片与满清衰亡的关系上，原因论者认为，鸦片毕竟是外来品，它损害健康、腐化风俗、破坏经济、导致西方入侵与政治混乱；结果论者质疑，鸦片流传世界从西到东，为何独害中国？许多国家都成功地禁绝鸦片烟，为什么中国屡禁不绝？鸦片到中国海岸，中国有一个加工分销的商业网散播，有一个贪污腐败的官吏网保护它，有一个有闲有钱的阶层消费它，有一个普遍绝望悲观、逃避现实的社会心理为它提供了需求的精神背景。中国不是因为抽鸦片而衰亡的，而是因为衰亡已经开始，鸦片成为社会各阶层人慰籍失望与痛苦、逃避现实的工具。实际上两种观念，都有道理而且并不矛盾。鸦片烟作为一种外来毒品，确实在各个方面危害了中国社会，直接关系到帝国的衰亡，同时，中国社会在特定历史阶段——清皇朝由盛及衰的转折点，也为鸦片进入中国提供了制度与精神上的接受条件。因此，他们应该在双向因果模式下思考鸦片对中国社会历史的破坏。这种破坏是从鸦片烟在中国社会各阶层各地区的普及开始的。
“粤中鸦片烟满地，虽乞儿亦啖之”，鸦片烟从上流社会的奢侈品到大众百姓的日常消费品，消费者社会阶层的转变也伴随着中国本土消费地域的三次迁移，首先是东南沿海，其次是西南西北等鸦片种植区，最后才到中原东北[50]。作为药品的鸦片，使病人变成健康人，作为毒品的鸦片，使健康人变成病人。程春海（嘉庆道光年间人）道“粤中鸦片烟满地，虽乞儿亦啖之”，不过是他为自己的诗歌做的注中的句子，其诗写得具有反讽式沉痛：“天生灵草阿芙蓉，要与饔餮竞大功，豪士成金销夜月，乞儿九死醉春风……”茶进入英国生活与鸦片进入中国生活的过程基本相似，最后都成为大众日常消费品。作用却完全相反，茶成为佐餐饮料甚至食品化，有益于英国人饮食结构的合理化发展与健康营养，鸦片则有害健康，它不是食品，而在某种程度上成为食品的替代品。凡抽鸦片上瘾者，多茶饮不思，甚至茶饮可以时废，而抽烟却片刻不可差。正如一个潦倒士人，在自己的烟铺门口写的对联：“三起三眠，永朝永夕；一喷一醒，如渴如饥。”[51]
“竹筒呼吸连昏晓，渴可代饮饥可饱”。鸦片成为饮食的替代品，与茶的功能完全相反，它破坏了中国传统的茶饭结构，直接损害人的健康，上瘾者“珍羞果腹色如菜，鲜衣被体神似丐”。[52]我们在茶进入英国社会生活的过程中，看到茶在营养健康、社会伦理、经济政治方面对英国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积极影响，在同一模式下，我们也可以看到鸦片进入中国在这三个方面的消极影响。鸦片烟对个人健康的破坏是显而易见的。同样显而易见的是鸦片对中国经济、政治的破环。几乎所有的禁烟文件中，都提到白银外流。由“漏银”危机导致中国经济衰退，进而影响到政治稳定。道光皇帝说，“此物不禁绝，使流行于内地，不但亡家，实可亡国”。[53]晚清中国内忧外患，都与鸦片相关。鸦片对社会伦理的恶性影响，同样发人深醒。就家庭伦理来说，鸦片破坏了传统的家庭秩序。上瘾者“不问儿啼饥，不顾妇无袄”，倾家荡产，富者变贫，贫者做匪。抽鸦片毁家败俗。从表面上看，鸦片烟馆作为公共社交场合，类似于英国的茶馆。如时人所描述，“三两口，精神爽快，一盏灯，团圆精彩。好形影，相傍相偎，结详和，烟光霭霭。道家常，嘴对嘴，扣合同，腮对腮。土地松香，围住一堆，你起我睡，你让我推。因此上，人人贪、个个爱，将一座好神州化作烟世界。”[54]实际上，坐而饮茶与卧而吹烟，作为公共活动，其社会功用完全相反。茶国结构的公共生活是积极的，入世的，可能酿成公共舆论与民主力量，而烟馆结构的公共生活却是消极否定的、出世的。那位为茶作文的莱顿大学教授从医学角度证明茶的最大的功用是使人清醒，饮茶可以使人终夜读书或者谈天。而抽烟者都明白烟使人沉醉，使人白日入梦，梦境连绵。俞正燮《鸦片烟事述》也从医学角度证明吸烟之恶果：鸦片“初吸精神焕发”，常吸则“精神困顿”，“吸烟久其人必畏葸庸琐，激之亦不怒，由其精华竭也”。[55]
茶使人入世，烟使人出世，相似的社交方式，相反的社会效果。茶与鸦片，同样轻薄，如水似烟的泊来品，进入英国与中国社会，其过程与方式相似，其历史作用却完全相反。18世纪中叶，翰威论茶“有害健康、拖贫经济、搞垮国家”，用作反茶的理由，似乎有些荒诞，如果用来禁烟，理由则非常充分而准确了。一个世纪之后，出使英国的中国第一任驻英大使郭蒿焘力申禁烟，也是从个人经验开始，说明鸦片烟“有害健康、拖贫经济、搞垮国家”的。“……蒿焘少时尚未闻此（指鸦片烟），于时物利丰阜，家给人足，百姓守法惟谨。迨后鸦片烟之害兴，而世风日变，水旱盗贼首，相承以起，即今日洋祸之烈，实始自禁鸦片烟，而金田贼首，亦因洋务散勇，啸聚山谷，驯至大乱。是此鸦片烟不独伐贼民生，耗竭财力，实为导乱之源……”[56]
卫斯理、翰威反茶之论，因为无稽已成笑谈；郭蒿焘等人禁烟之说，却因为事实，而令人沉痛。鸦片确可亡家亡国。18世纪中叶，英国人反茶，19世纪中叶，中国人禁烟。反茶者将有益说成有害，禁烟者将有害说成有害，最奇怪的是尚有将有害说成无害的，英国人认为，他们卖给中国人的鸦片是一种珍贵的药材。
鸦片意识形态
鸦片在中国的代称是烟或土或者烟土，在英国则常称作药（drug）。威廉·享特（W. Hunter）鸦片战争前后在广州，他说尽管中国皇帝三令五申禁烟，可他们在中国贪官的保护下“像以前一样继续出售洋药”。任何一个流行术语，都具有特定的意识形态含义。它意味着人们对事物的态度与评价、欲望与恐惧以及他们需要通过语词来表现与遮蔽的东西。在英国人的观念中或潜意识中，将鸦片称为药，即对鸦片作为物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经济政治活动的意义做了规定。首先，药品是用来预防、治疗、诊断疾病的，是救死扶伤的珍品，在人类社会中具有重要的肯定性价值。一旦将鸦片归为药，既赋予鸦片一种似乎合理的昂贵价格，又赋予鸦片贸易一种看上去合法的性质，甚至可能使毒品贸易具有道德肯定意义。药品贸易救死扶伤，是一种人道的、合法的商业活动，它遮蔽了鸦片贸易的罪恶本质，表现一种似是而非的伪正义。其次，药品或多或少都具有毒性，药品或毒品，就事物本身来说，并无明确区别，区别在于使用者选择使用的剂量，任何药品一旦过剂量使用，都可能变成毒品。因此，即使鸦片在中国变成毒品，也与英国人贩运无关，英国人不应受到道义谴责，东印度公司提供的是药品，而中国人把它变成毒品了，道德堕落的是中国人。林则徐无法理解一个法治国家为何为非法贸易发动战争，不理解在绝大多数英国人的观念中，鸦片贸易并不是不道德的、非法的。
鸦片是一个相对客观的术语，药或烟土作为其代称，则赋予其明显的意识形态含义。烟字繁体写作烟，一火一西一土，象形意义清楚，点火而吸西来之土，似乎造字之初，已预兆了后世的鸦片之祸。烟或土，都意味着某种轻薄的、无形的、无价值的、低廉甚至粗糙的东西。烟可与霞联用，烟霞亦代指鸦片烟，其意味则由轻薄无形转向轻盈超脱，自由幸福；土则暗示其无价值与粗糙，但鸦片昂贵，人们“以金易土”（时人多用此语说明鸦片贸易的危害），是用最有价值的东西交换最无价值的东西。其反讽意义在于：人生最重要的自由幸福境界是通过最虚无缥缈的烟获得的，世间最珍贵的黄金用来交换最廉价的泥土，这种语义暗示的矛盾，说明人们观念与现实中的困境。鸦片烟进入中国，在中国造成的绝境，不仅是明显的政治、经济、道德上的，还包括某种文化哲学困境。人们在观念深处或潜意识深处，是无法解释或接受这一事实的，它甚至令人追究到，中国传统理想化，审美化的自由境界，在获得方式上，具有某种罪恶性。
鸦片问题在英国与中国都意味某种文化困境。术语分析可以揭示现实问题。英国用“药品”指鸦片，知其害却遮蔽其害，中国以“烟土”指鸦片，表现其害却无可奈何。道光时代，中国已有一百多年的禁烟历史了。但严刑酷法之下，却屡禁不止。英国鸦片烟商在广州生活，名义上受种种限制，实际上却处处体会到自由。中国官方要严禁鸦片贸易，但他们无地无刻不在进行鸦片贸易，不仅是公开的，而且受到地方官的保护。亨特说那些年里在广州商馆的生活，就像是一个斯芬克斯之谜，表面上看“受着一大堆限制，长时期的和当局冲突、审判、威吓、生命危险，以及不知会发生什么变故的普遍不稳定。中国当局三令五申，我们要遵纪守法、服从指令、要战战兢兢地生活，不要因顽抗和规外行动引起皇帝的忿怒。但是这仅是一些具文。……我们并不管这些官样文章，我们只专心作买卖、划船、散步、享用美食佳宴，日子过得很快乐……”[57]林则徐钦差南下，动真格禁烟，并围困商馆，烧毁鸦片，委实令英国人大吃一惊，他们既没有意识到英国人贩烟的罪恶，也没有意识到中国人真会禁烟。冲突对中英双方都有些突然。英国人没有想到中国人真会禁烟断了大英帝国的财路，中国人没有想到大英帝国竟会为不法奸商的不法生意而出兵外洋。
吃惊！人们究竟是不了解自己，还是不了解对方？中国文化在理性与实践层次上是否定鸦片的，在审美想象与潜意识状态中，又有认同鸦片的倾向。西方人在理性与道德层次上，是否定鸦片贸易的，但在种族主义世界观与经济政治扩张的实践层次上，又有肯定鸦片贸易的倾向。亨特说，他在广州那些年里（1825－1844），几乎没有不做鸦片贸易的英美商人，而依他40年在中国的经历，还没见过一个中国人因吸鸦片而伤害身心的。中国人抽鸦片，“就像美国人与英国人喝酒提神一样，喝酒与抽鸦片的不良后果，都微乎其微。”[58]鸦片战争即将爆发，双方都不得不思考鸦片问题。中国人坚持认为鸦片是有害的，而且是外夷的陷害。亨特的观点在西方较有代表性，鸦片并不比酒有害，西方人习惯喝酒，中国人习惯抽鸦片，英商九死一生为中国人运送鸦片，犹如为灾难深重的中国人送去慰籍他们心灵与肉体的圣膏(balm)，中国皇帝与大吏们为什么不能体察民情、连百姓这一点点可怜的爱好的权利都要剥夺吗？随着中国禁烟，中英冲突加剧，越来越多的英国人开始为鸦片贸易辩护：鸦片是无害的，至少对中国人无害；即使对中国人有害，也不是英国人的过错。一位才华横溢而又容易冲动的小册子作家在致英国外相巴麦尊爵士的一致公开信中振振有辞地论辩：“如果有位病人用麻醉剂，剂量比医生处方规定的用量多两三倍，你能因此而指责医生吗？同样，如果有人爱好抽鸦片而不喜欢喝酒，一般来说每天只应抽三筒，可他却抽了6筒或12筒，你能因此而指责卖鸦片给他的商人吗？”[59]中英冲突加剧，林则徐在广东禁烟，英国出动远征军，战争爆发了。参加这场战争的一位英国海军军官，牧师的儿子艾略特·宾汉(E Bingham)写的《远征中国纪实》，成为当时的畅销书，很多英国人对这场战争的了解，都来自这本书，他说：“目前许多人心理，都对我们目前在中国的行动的正义性发生怀疑，实际上，鸦片战争，这个流行的名字本身就是错的，这是中国人的观点，他们声称厉禁鸦片贸易，是因为鸦片坏人心、败风俗，可事实上中国人民的道德与健康并不是真正的原因，真正的原因可能是，‘中华白银外流’”[60]
茶与鸦片，关联起世界两端两个帝国的兴衰，而且最终导致了一场改变帝国的命运也改变世界格局的战争。
五、荒诞史诗：毒品帝国与毒品战争
没有茶叶贸易造成的白银出超，英商可能不那么急切地向中国运鸦片。没有鸦片贸易，大英帝国的东方殖民事业就无法支撑。没有鸦片战争，西方三个多世纪的东方扩张，就没有进行到最后的凯旋……有人从历史中看出辉煌与悲壮，有人却看出荒诞。地球两端两大帝国的兴衰关联，竟系于轻薄无聊、如水似烟的茶与鸦片，而生活中本来最无足轻重的物品，却导致了历史上改变民族与世界命运的最沉重的战争……
为了“药品／毒品”的扩张
1957年，法国荒诞派剧作家阿达莫夫完成了一出“史诗剧”《巴奥罗·巴奥列》。剧中的主角巴奥罗·巴奥列是位做珍稀蝴蝶贸易的商人，在美洲与南太平洋收购珍稀蝴蝶，卖给一位叫瓦萨尔的富商，瓦萨尔的业务是生产、出口驼鸟毛，据说驼鸟毛构成法国第四大出口商品，中国满清王朝灭亡，欧洲一战爆发，都直接影响到他们的珍稀蝴蝶与驼鸟毛生意。这是一出带有荒诞色彩的史诗剧，荒诞之处在于，珍稀蝴蝶、驼鸟毛，本来都是一些无足轻重甚至毫无实用价值的东西，可它一旦成为贸易品，却凝结了整个国家政治经济命运，甚至影响到世界范围内的战争或和平。现实世界是通过在商品流通中形成的金钱与权力关系运行的，而这些商品，却常常是一种毫无价值的东西。
艺术的意义是打破流行的俗见，使人们发现世界的真实。不是艺术荒诞，而是艺术发现了世界本身的荒诞。15世纪以来的西方资本主义扩张，彻底改变了人类的历史，可是，如此宏阔的事件，不管是人类的幸福还是人类的灾难，在动机与主导因素上，都显得渺小、微不足道、给人一种极不协调的荒诞感。最初的远航是为了胡椒，富人餐桌上的一小撮调料，既不可充饥又不可御寒。蒙古帝国崩溃，土耳其人入侵、传统的东西贸易通道中断了，伊比利亚人探索新航道。伟大的地理大发现的动机，除了微不足道的胡椒之外，还有捕风捉影式寻找长老约翰的国土。历史叙述中伟大的事业经常起于微小无聊的动因，既荒唐可笑又沉重可悲。西方资本主义扩张中几类主要的洲际贸易品，都令人不可思议，一是感官刺激物或兴奋剂，其中包括胡椒、香料、可可、咖啡、烟草、茶与鸦片，二是贵金属，如黄金与白银，三是日用奢侈品，如丝织品、瓷器，四是人——奴隶贸易。欧洲之外的传统世界依旧是静止的，西方冒险家四处流动、串通了世界，他们用美洲的白银烟草交换亚洲的香料，可可与咖啡，茶与丝织品、瓷器，美洲有自然资源缺少人力资源，美州的印第安人多死于欧洲的大炮与感冒，非洲有人力资源无自然资源，黑人是非常强健的劳力，于是欧洲人就将非洲人捕去美洲当奴隶，种烟草挖银矿。结构巧妙的世界经济体系，最初就是这样形成的。探险、发现、征服、贸易、所有壮阔的行动，似乎都为了那些无足轻重的东西，而且所有这些无足轻重的贸易品，不仅几乎没有一样是生活必需品，在道德意义上，也都值得怀疑。兴奋剂、奢侈品、人，都不应该是正当的贸易品。尤其是兴奋剂类，可能是药品，也可能是毒品。特洛基（）在《鸦片，帝国与全球政治经济》一书中指出：欧洲扩张过程中主要的世界贸易品，可可、咖啡、茶、烟草、酒、鸦片，都属于Drug（药品／毒品）[61]。作为广义的兴奋剂，它们的作用可以分为四种：一是在一定程序上治疗某种身体上的不适；二是在繁重的体力劳动、旅行或战争中提神、缓解肉体的压力；三是在某些宗教活动或巫术仪式中，改变人们对现实的感知，导致某种迷狂状态；四是纯粹为了享乐使用，它能使人兴奋、沉醉，使人感受到特殊的幸福、欢畅、激昂或沉静、智慧与雄辩。[62]人类有几千年的药品／毒品贸易史，但只有在西方资本主义扩张时代，才体系化、普遍化。咖啡、可可、巧克力、烟草、茶进入西方，起初都作为药品，也都曾被认为具有毒性，最后也都从奢侈品变成大众日常消费品。在这一长串兴奋剂商品单上，鸦片最后一个出现，而鸦片不论作为药品还是毒品，效果都更强烈。
西方早期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发展，从香料贸易开始，到鸦片贸易完成。从伊比利亚水手发现新航路开始，到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完成。
哥伦布与达伽马，在15世纪最后10年里发现了东西航路，随即西方就开始了一潮紧追一潮的世界性的扩张。从1519年科铁斯（H.Cortes）到达墨西哥到1535年彼札罗（G. Pizarro）征服印加帝国，中南美洲的西班牙帝国已经基本建立。北欧国家向北美洲的扩张，不具有那么多的史诗般的凯旋色彩，不是因为没有能力，而是因为没有对手。北美没有大的印第安帝国。北美的黄金、墨西哥的白银、巴西的钻石、加勒比海的糖，很快成为欧洲商人殖民者的大宗贸易品。欧洲人很早便发现了非洲，但一直没有发现非洲的贸易价值，直到有人将黑奴贩运到美洲。于是，美洲的自然资源与非洲的人力资源的互补形式的建立成为西方扩张中最有创造性，最有力也最残酷的核心。到1750年，以欧洲为中心的欧洲美洲、非洲西方扩张的世界性金三角已经形成。
遗憾的是，西方扩张在他们最初的目标，亚洲或东方的遭遇，却不那么顺利，两个多世纪的努力，只在亚洲边缘建立了一些贸易点和军事要塞，而且除了在东南亚，所有这些贸易点或军事要塞都岌岌可危，犹如当年十字军在地中海东岸建立的那些基督教据点。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近代扩张是十字军东征在更大范围内更有效的形式下的继续。欧洲扩张势力在亚洲受阻的原因，除了地理上相对遥远之外，还有政治、经济、军事与文化力量的对比。亚洲不同于美洲，它有深厚的文明传统，有强大的完整的国家机构与军事力量，而且在工业革命之前，在经济与技术的发展水平上，也并不落后于西方。西方扩张需要东方的香料、织物、饮料、瓷器，上述四类重要长线贸易品中，有三类都来自亚洲。但直到18世纪中叶，西方在亚洲只能在亚洲君主的许可下进行“伙伴贸易”，而且贸易的逆差很大。欧洲找不到亚洲需要的产品，只有拿美洲的白银交换亚洲的“奢侈品”与“药品／毒品”。那是个西方“白银外流”的时代。[63]
鸦片，大英帝国东方殖民体系的黑暗中心
西方扩张500年历史，以1750年为界，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对西方而言，前250年最大的问题是东西方贸易的不平衡与政治军事力量的相对平衡。葡萄牙人开辟了以果阿为中心的东方贸易网，荷兰人继承并发展了这个贸易网，将中心从印度西海岸移到更远的东南亚的巴达维亚，并且使贸易更加系统化。系统化表现在贸易组织结构与物资结构上，香料贸易被有计划地控制，东西方从单一香料贸易发展到多项的纺织品、瓷器、咖啡与茶叶的综合性贸易。荷兰东印度公司衰落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又一点一点地继承荷兰人的东西方贸易体系，东西方贸易的中心从巴达维亚又移到巴达维亚与果阿之间的加尔各答。他们需要印度的棉织品与中国的茶，他们的问题依旧是，必须支付白银。1700年前后，欧洲从亚洲进口的物资80％要用白银支付。广阔的亚洲大陆变成白银的无底洞。改变这种局面的办法，是欧洲在贸易上找到亚洲生活必须的商品，并在政治军事上征服、殖民亚洲，而这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18世纪中叶，转机到来。首先是莫卧儿帝国迅速崩溃；其次是早期工业革命武装了英国的扩张力量；最后是“中国潮”影响下欧洲市场对东方产品的需求加大。这三方面的因素构成西方对亚洲的殖民化的条件。1756年普拉西战役之后，英国基本上建立了对印度的殖民统治。这样，英国不仅解决了对印度贸易的问题，而且将印度变成原材料产地、劳动力产地与殖民扩张的基地。政治与军事力量解决了经济问题，不仅在印度，而且进一步扩展到中国。荷兰人已经试图用亚洲区域贸易的利润补偿欧亚洲贸易的逆差，英国人继续努力，用东南亚的胡椒换印度的棉花，最后，最成功的是，用印度的鸦片换中国的茶。鸦片贸易不仅扭转了英中贸易的逆差，甚至扭转了两百多年东西方贸易的逆差，而且鸦片贸易的利润，成为英国维持在印度的殖民统治的主要财政来源，鸦片战争爆发，指挥与补给基地都在印度，中英战争在一定程度上是英国利用印度殖民地打中国的战争。
鸦片贸易最终扭转了两个多世纪以来东西贸易的局势。对于西方扩张的历史而言，它的意义不仅是贸易与世界经济的，更重要的还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世界政治的。在某种程度上说，鸦片贸易是整个大英帝国的基石，是西方建立世界经济体系中最核心的中枢性因素。特洛基指出，弗兰克等人对18世纪后期东西方经济技术、政治军事势力对比格局的变化以及西方最终赢得对东方的优势的研究，忽略了鸦片贸易在其中起到的枢纽作用。鸦片是大英帝国甚至整个西方在亚洲的殖民体系的“拱顶石”(keystone)，所谓拱顶石，“就是指在一个大系统内各种关系、结构最终依赖的因素。”如果我们将亚洲贸易当作一个相互依存的关系系统，就会发现鸦片具有决定各种变化的枢纽功能。19世纪绝大多数时间里，作为毒品的鸦片，一直是英属印度输出到中国的主要贸易品，尽管棉织品才是印度最有价值的产品。同时，毒品鸦片贸易的税收是印度殖民政府财政的第二大主要来源。在50到60年间，鸦片也是中国最主要的进口产品，是十九世纪前半叶聚集在澳门、广州的欧洲与亚洲商人最关注的贸易项目。鸦片贸易的利润不仅可以支付东印度公司茶叶贸易的支出，而且，到十九世纪初，它还扭转了三个世纪以来东西贸易中白银流入中国的状况。正是因为中国政府注意到白银外流的情况并厉禁鸦片贸易，才导致鸦片战争。而也正是因为鸦片贸易使大量白银回流到英美商人手里，才积累起转化为现代工业与企业资本的资金。
……
从1760或1770年前后起，鸦片贸易开始影响欧洲在亚洲扩张的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并扭转了局面。单独看来，鸦片并不是西方在亚洲构建殖民帝国的最特殊或看上去最有价值的因素。它也并不是殖民政府费时最多、花精力最大的事项。或许最值得注意的，恰恰是鸦片贸易太平常了，无处不在，所从无人注意，隐入历史背景中去了。它似乎只与英国在印度与东南亚进行的许多场战争中的少许几场相关，与印度或中国的经济总量比较起来，也无足轻重。但是，鸦片之于大英帝国与西方世界经济体系，犹如酵母之于面包，袋鼠之于荒原，真菌之于森林树木，它们是整个事物结构与其变化所依赖的基本因素。尽管一时仍难以证明，但完全可能的情况是，没有鸦片就没有西方的殖民帝国。鸦片，在资本主义发展与殖民财政体系中，联结起一些关键因素，促进了整体关系，最终导致殖民帝国的建立。[64]
从胡椒到鸦片，一些无足轻重的、没有多少实用价值的商品，甚至毒品，不仅发动了西方的资本主义扩张，而且最终完成了这种扩张。鸦片贸易不仅在经济上扭转了三个世纪西方与东方贸易的逆差，在政治上还发展出维持殖民地统治并建立新殖民地的理想模式。从葡萄牙人的果阿到荷兰人的巴达维亚，西方扩张势力在东方建立的殖民地最终都垮于无力支撑。只有英国东印度公司找到了鸦片贸易，这样不仅解决了公司收购茶叶的资金，也解决了英国殖民政府维持印度殖民地的财政经费和进一步入侵中国的军费。殖民帝国的理想形式是以殖民地养殖民地，以殖民地控制殖民地。鸦片贸易维持着英国在印度的统治，而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又成为征服中国的根据地。由鸦片贸易的利润支持的大英帝国的舰队从加尔各答出发开赴中国，在中国沿海进行陆上战斗的，多是孟加拉兵团的印度士兵。鸦片贸易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作用还不仅限于殖民地的统治与开发，其终极贡献则在于欧洲本土的工业革命。特洛基指出：“鸦片对欧洲与亚洲的殖民统治同样重要。对于在亚洲的欧洲商人来说，鸦片贸易成为他们完成资本积累的主要渠道，没有鸦片贸易，许多进一步的发展都不可能。英国的大企业、银行与保险公司，都根植于亚洲贸易，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鸦片生产与贩运。毒品鸦片在西方资本主义商业化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在亚洲的殖民贸易中，鸦片是最初最彻底商业化的产品，是一种资本化的商品，它与其他药品／毒品一样，本身既是一个商品同时又创造其他商品。土地、劳动力、国家财政关系甚至国家本身，都通过鸦片贸易被商业化。”[65]毒品贸易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动因，这种说法犹如马克思说资本主义每一根毛孔中都流着血一样令人震惊。历史令人遗憾的不是这种说法，而是这种说法表达的竟是一种历史真实。
鸦片，一种毒品，构成大英帝国的黑暗中心
东西方贸易对西方来说，主要是经济问题，对于亚洲来说，则主要是政治问题。鸦片贸易解决了西方的经济问题，却最终带来了东方的政治问题。西方在东方遭遇的四大帝国，奥斯曼帝国、波斯萨菲王朝、印度莫卧儿帝国与满清帝国，在18世纪先后开始衰落，在上述帝国的衰落过程中，鸦片像一场瘟疫，从土耳其、阿拉伯到波斯到印度、最终落到中国并最后摧毁了这个最后的东方帝国。中国禁毒，有禁毒的权利却没有禁毒的能力，英国贩毒，没有贩毒的权利却有保护贩毒的能力。当战争在不可避免的时刻爆发时，西方观念中两千年多年东西方对立斗争的历史格局，最终被改变了，西方征服了东方。1840年6月，15舰军舰与5艘东印度公司的武装商船载着4000名来自英国本土、爱尔兰与印度的士兵开赴广州。他们感觉自己是亚历山大东征与罗马兵团的真正继承者。当时最负盛名的英国历史学家麦考莱（Macaulay）写道：“我们这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还不至于卑微到对一点点轻慢都无法忍受的地步，但是，忍耐是有限度的。义律领事的文件中，有一段深深地打动了我，我相信也能打动大家，他描述他初到广州，一上岸就被处于绝望愤怒中的同胞们围起来。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下令从船上取来大不列颠的国旗，插在阳台上。这一举动让人们看到希望，祖国会保护他们。人们自然会充满信心。飘扬在他们头上的是胜利的旗帜，这旗帜使他们意识到他们属于一个永远不会失败，永远不会屈服，永远不容侮辱的国家，这旗帜提醒他们牢记他们的祖国将为她自己的儿女伸张正义、雪洗冤屈，让世界最远的角落也闪耀着她凯旋的荣光；她曾让阿尔及尔的国王屈尊道歉；她曾为普拉西的死难者复仇，她伟大的荣耀从那一天起，伟大的护国者克伦威尔庄严地宣誓，他将使英国人的名字像当年罗马公民的名字一样在全世界受到尊敬……”[66]
如果在麦考莱这一段慷慨华丽的史诗性修辞背后，加上贩毒的背景或实质，人们就会在崇高的背后发现掩藏的邪恶，强烈的认识与价值上的对比或落差，会让人突然感到可笑。荒诞感就是这样产生的。贩毒建立起殖民帝国，贩毒发动了侵略战争，而帝国与战争又被描述为史诗，以致最初那个黑暗中心反倒被遗忘了。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南京条约”的签署结束。议和谈判在南京静海寺开始，这座寺院300多年前是为纪念郑和远航修建的。荣耀与耻辱的象征竟戏剧性地出现在同一地点。中华帝国的最后衰落正式开始了，西方扩张也到了最后凯旋的时刻。鸦片肇始的内忧外患在中国酿成的一系列的灾难，像一出五幕悲剧，太平天国、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海战直到义和团起义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悲剧达到高潮。满清灭亡最后只剩下时间问题了。神拳在山东兴起反洋教运动的时候，新世纪到来了。西方四个世纪的世界性扩张也达到其辉煌的高峰，在过去的光荣照耀下，未来甚至显得有些令人迷惘，美国人塞西尔·罗德斯（S.Rhodes）梦想到征服、殖民其他星球：“这个世界几乎已分配完毕，它所剩下的地区也正在被瓜分，被征服，被拓居。想一想你夜晚在空中所看到的那些星球吧！那些我们永远也无法到达的巨大的世界吧！我常常这样想，如果可能的话，我将吞并这些星球。看到它们这样清楚而又那么遥远，真使我感到悲伤。”[67]
茶与鸦片，这类轻飘飘、如水似烟，无足轻重的商品，甚至毒品，在短短的两个世纪间，成就了一个帝国，也毁灭了一个帝国。鸦片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茶与鸦片贸易导致的战争。没有茶叶贸易就没有鸦片贸易，茶叶贸易使英国“漏＃”，鸦片贸易使中国“漏＃”。宾汉在《远征中国纪实》的导言中说：中国人用大量的白银购买鸦片造成白银外流，实际上这只是“还债”(return of a loan)，因为在英国向中国贩运鸦片之前，英国“所有从中国进口的茶叶，都是用西班牙白银换来的”。[68]
有人在历史中看到史诗，有人在历史中看到荒诞，而历史本身就是文化构筑的记忆，它表现不同人与民族对知识与权力的经验与解释，它表现在同一话语中，思想与行动、语言与实践是如何统一的。鸦片战争是一个历史的起点，近现代中西关系的观念与行动，人们关于这些观念与行动的集体记忆与遗忘，都从这次战争开始，甚至可以说从这场战争的命名开始。战争是历史最乐于构筑的“大话语”。历史在许多时候许多国家，都被写成战争史，因为战争本身的宏大与激烈，痛苦与狂喜，最容易使历史变成史诗，当然，也最容易将史诗解构到荒诞。伟大的事件起于渺小的动机，西方历史从荷马史诗开始，荷马史诗叙述的是一场英雄角逐的东西方的战争，而这场灭族屠城的战争的真正起因，则是因为一个苹果和一个漂亮女人。
起于希腊与特洛伊的东西战争，终于大英帝国与中华帝国，而这场系于帝国兴亡的战争的真正起因，也是一些无足轻重的东西，一杯“能使人欢快而不使人迷醉”的水[69]和一缕能使人沉醉而不使人激奋的烟。
水深火热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