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土或烟霞：鸦片进入中国
茶进入英国生活，从上流社会到普通百姓，从药品到食品，经历了三个阶段。有趣的是，鸦片进入中国，也经历了同样三个阶段。从昂贵的药品到上流社会的奢侈品最后到一般百姓的日常消费品，从而普及全社会各阶层。茶与鸦片，同样两种轻飘飘，如水似烟的东西，凝结着两个民族庄重与沉重，成长与衰落的历史。历史中的偶合让人感到神秘也同样发人深思。同样的舶来品，同样的消费经历，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效果。
鸦片进入中国，首先也是药品
德国思想家赫尔德论及中国时说，“他们（指中国人——引者注）从商人（指欧洲商人——引者注）那儿获得白银，而交给商人成千上万磅使人疲软无力的茶叶，从而使欧洲衰败。”[28]赫尔德的论断与其说是思想，还不如说是幻想，与其说是个人见解，不如说是流行的偏见。茶叶并没有导致欧洲衰败，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使真正喝茶的英国强大。唯一的问题“白银外流”，也因为鸦片贸易的开展解决了。[29]中国给英国提供了茶，英国给中国送来了鸦片。茶叶并没有使英国衰落，而鸦片的确与中国的衰败相关，不管是作为原因还是结果。欧洲商人从中国那里获得白银，而交给中国人成千上万的使人疲软无力的鸦片，从而使中国衰败。赫尔德的论断，如果置换了主语和宾语，至少比原来更接近于历史事实。
首先是药品。鸦片进入中国始于唐代。波斯僧人在那个时代将蚕虫藏在竹筒里带到拜占庭帝国，也可能是他们将鸦片带到长安，还有另一个渠道，便是从海路来到广州的“大食商”。此时的鸦片是一种珍贵的药品，味道苦、气味臊、花色却艳丽，名字也很美，叫阿芙蓉。这个名字的来历很可能比波斯或阿拉伯更为遥远。古希腊语中的鸦片就被称为“Afyun”，与阿芙蓉音同。古希腊人至少在公元前五世纪就开始种植与食用鸦片，雅典黄金时代的谷物女神得墨特尔(Demeter)的塑像，手里拿着麦穗与罂粟花。在庆祝谷物丰收的狂欢节上，古希腊人将酒和鸦片汁一同饮进。一千年过去了。伊斯兰世界禁酒却不禁鸦片，至少在公元6世纪，鸦片已经传到中亚。[30]默林（D.M.Merlin）考察古代世界鸦片传播状况，指出世界历史范围内鸦片传播的路线是从西北向东南，鸦片最早出现于新石器时代的欧洲，最终泛滥在中国。鸦片在唐宋间进入中国，最初是作为药品。北宋刘翰《开宝本草》记：“罂粟子一名米囊子，一名御米，其米主治丹石发动不下，饮食和竹沥煮作粥，食极美。”宋谢采伯《密斋笔记》记着名将领、诗人辛弃疾患痢疾，“一异僧以陈罂粟煎全料人参败毒散，吞下威通丸十余粒即愈。”[31]苏轼诗中也提到：“道人欢饮鸡苏水，童子能煎罂粟汤”。
鸦片作汤药饮用，在唐宋时代的中国，似乎并不流行，其使用阶层大概仅限于上流社会与文人雅士间。苏轼诗道“童子能煎罂粟汤”，很难证明罂粟汤的普及，一则因为是诗语，修饰多夸张；二则，苏轼一生沉浮南北，但交游的圈子却仅限于士大夫僧道。个人际遇是历史记忆的语境，研究者不能脱离这个诗境去解释历史素材。李时珍《本草纲目》“谷部”记：“鸦片前代罕闻，近方有用者”，更接近于历史事实，大概直到明万历年间，鸦片作为药品，才开始流行民间。李时珍记载了其药用价值与方式：“阿芙蓉是罂粟花津液，其结苞时，午后以针刺外青皮，勿损其裹皮，刺三五处，次早津出，以竹马刮入瓷器阴干。今市者犹有苞片在内”。[32]稍后方以智《物理小识》中也说：“罂粟津液收入瓷器，用纸封口，暴二七日用之，其方流传如此，或以治泄痢，或用为房中药，性 而 ，未为大害。古方贡药科之鸦片也。今广福鸦片，则另有所谓鸦片土，自西洋红毛荷兰人制者。”[33]
从唐到明，鸦片在中国，已有近千年的历史，千年间关于鸦片的使用价值与方式，似乎没有什么变化或疑问。鸦片可以叫罂粟、阿芙蓉、合浦融或乌香，但总是和汤煎服的药品，至于刘翰讲“饮食和竹沥煮作粥，食极美”，苏轼诗：“童子能煎罂粟汤”，似乎暗示着某种超出药用的价值，至多也只能算作药膳。一种可以饮食服用的物品，其意义与价值往往由该物品的生化属性和文化属性两方面的因素决定。鸦片作为一种草本植物罂粟汁液中提炼物，本身不过是一种含吗啡、可卡因、罂粟碱的生物碱。它可以作为药品使用，有敛肺，涩肠、止咳、止痛和催眠的作用，也可以作为毒品使用。作为毒品使用的鸦片初可使人感到周身舒泰、气朗神清，飘飘如入极乐世界，继而上瘾，则茶饭不思，肩耸项缩，颜色枯羸，虽生犹死。药品与毒品的区别，并不在于物品本身的生化性质，而取决于其文化性质，即如何使用该物品。首先是用量，适量则为药品，过量则为毒品，这是所有药品与毒品的共同特征。适量可能使用近千年而“未为大害”。其次是用法。鸦片作为药品与毒品的使用过程与方式，就其使用者的经验来说，完全相反。药品的使用过程是痛苦的，结果是令人愉快的。人们往往为效果的愉快（健康）而忍受过程的痛苦。鸦片作为毒品，使用的结果是痛苦的，而使用的过程则令人愉快。生鸦片气味臊臭，味道苦涩。古希腊人和酒服用，宋人和竹沥煮汤，都可去其臊苦。有趣的是，生鸦片一旦置火燃烧，却会发出一种香甜的气味。所以作为毒品使用鸦片，吸食式“抽”是重要的方式，它将药品服用时的痛苦转化为毒品服用时的幸福。最后是使用态度，作为药品使用鸦片，人们的态度是迫不得已，目的是恢复正常生活。作为毒品使用的鸦片，人们的态度是主动趋从，目的是逃避日常生活。我们很难说鸦片在中国历史上的使用价值与使用方式是何时开始转变的。或许宋时煎服罂粟汤，已有某种毒品意义。但到方以智的时代[34]，鸦片在中国的文化功能，至少在人们的观念中，还没有确定。方以智知道，有两种鸦片，一种是古方贡药科之鸦片，一种是西洋荷兰人制的鸦片土，一种为煎服之汤，一种为吸食之烟。
吸食方式的改变，使药品变成奢侈品
鸦片从药品变成奢侈品，关键的环节是使用方式的转变。方以智提到两种鸦片，煎服之汤与吸食之烟，前者是药品，后者是毒品。人们并不是意识不到这种区别，而是意识不到造成这种区别的原因。从药品到毒品，鸦片的生化性质并没有改变，而是使用方式与仪式、使用的观念与价值改变了，这种变化是文化意义上的。人们为什么使用鸦片，又如何使用鸦片？鸦片进入中国的真正问题是，鸦片在中国的文化属性是什么，又是如何获得的。
鸦片的文化意义的转变，在历史中的关键环节是从饮食到吸食，从药品到奢侈品。鸦片进入中国，已有近千年的历史，但一直“未为大害”。酿成大害的，不在于使用鸦片，而是如何使用鸦片，或者说，具体到如何吸食鸦片。吸食鸦片并非中国人的发明。1689年德国医生坎姆弗洛（Kaemofero）环球旅行，从爪哇发回的报道说，他发现在爪哇，人们使用鸦片的方式很独特，他们不像波斯人或阿拉伯人那样饮用鸦片，而是将鸦片与烟草混在一起抽。[35]将鸦片与烟草放在一起点火吸食是否爪哇人的发明，一时无法确定，至少美洲的特产烟草和印第安人吸烟的习俗是荷兰人带到爪哇的。荷兰人即使没有直接或全部发明抽鸦片，至少也与这项发明相关。他们将鸦片混同烟草抽，用来治疟疾，疟疾是荷兰人在巴达维亚殖民地很容易得的一种流行病。方以智说鸦片土为红毛所制，不无根据，荷兰人确定了一种新的鸦片使用的方式，同时也确定了一种新的文化态度。荷属东印度公司驻巴达维亚当局，不久开始禁止荷兰人抽鸦片，很明显，荷兰人已经意识到鸦片成为毒品。处罚抽鸦片的荷兰人的办法是将其吊在桅杆上，用炮打入海中。荷兰人禁烟，只禁荷兰人，却不禁当地的爪哇人。余文仪《台湾府志》记：“咬 巴（指爪哇人——引者注）本轻捷善斗，红毛制鸦片烟，诱使人食之，遂疲羸受制，其国家为所据。”[36]从爪哇到台湾，都曾是荷兰人的殖民地。中国人抽鸦片，最早可能在台湾。黄叔林《台海使槎录》记“鸦片烟用麻葛同鸦片土，切丝于铜铛内，煮成拌烟，用竹筒实以梭丝 之，吸此则 气直注丹田，竟夜不眠。士人吸此为导淫具，肢体萎缩，藏腑溃出，鸦片土出咬 巴云。”[37]抽鸦片由南洋而入中国到雍正时，皇帝已开始禁烟了。1724年雍正禁烟的律令，比起荷兰人来要温和得多。“兴贩鸦片烟收买违禁货物例，枷号一个月，发近边充军。若私开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众律拟绞监候。为从，杖一百流三千里……”至于吸食鸦片者，只是“挨其戒绝之后，准予释放”，[38]犹如今日的戒毒所。抽鸦片由巴达维亚而台湾而闽广沿海而入中国内地。其功能或使用价值已与原先的罂粟汤完全不同，台湾“士人吸此的导淫具”，鸦片成为“媚房中”的“邪术”。从药品变成享乐性的奢侈品，全在鸦片的使用方式与价值的变化。1729年漳州知府李国治判行户陈远私贩鸦片34斤有罪充军，巡抚刘世明复审，根据药商认验鸦片为药材，不仅将陈犯无罪释放，反而治了知府本人的“故入人罪”。雍正皇帝朱批：“妄以鸦片为鸦片烟，甚属乖谬。”实际上，鸦片与鸦片烟，本无区别，只是看如何使用。贩毒品者治罪，贩药品者无罪，判决是不能根据鸦片本身做出的，只能根据鸦片的使用方式与价值做出，只有使用方式与价值，才能决定鸦片究竟是药品还是毒品。法律的漏洞说明人的观念中的漏洞。
从饮食到吸食，从药品到奢侈品，鸦片的使用方式与价值的转变造成鸦片文化意义的转变。药品变成了毒品。历史研究不仅应该注意鸦片贸易，还应该注意鸦片的生产与消费方式，以及鸦片使用本身的文化属性。抽鸦片未由中国人发明，却由中国人发扬。西班牙人占领马尼拉，将美洲的烟草带到菲律宾，半个世纪以后，中国人已吸烟成风，崇祯皇帝不得不降旨禁烟了。中国人从西班牙那里学到抽烟，又从荷兰人那里学到抽鸦片。1729年，雍正皇帝又得降旨禁鸦片烟。从崇祯到雍正，恰好百年，中国人开始抽烟，抽鸦片烟。从雍正到嘉庆，又是一百年。中国人不仅抽烟，将烟草混同鸦片抽，而且不再混烟草，只抽鸦片。嘉庆不得不再三厉行禁烟，因为鸦片烟已从“外洋流入内地”由闽广流入京城。如今吸鸦片烟者，已不仅是“沿海奸民”，帝国军官，宫中侍卫，贝勒贝子，甚至皇帝本人，都染上鸦片烟瘾。嘉庆禁烟，已到最后的时刻了，鸦片烟正害人心、坏风俗，涂毒中华。
鸦片变成大众消费品，涂毒中华
西方人不仅可能直接或间接地教会了中国人抽鸦片，不久还大批量向中国贩运鸦片。传说中佛祖曾经吸烟治病，不管其真实与否，如今的鸦片，确产于印度这个千年佛国。或许鸦片贸易早在西方人到来之前，就已存在于南亚社会。1520年前后曾经出使明朝的葡萄牙大使皮雷斯（Peres），发现马来与印度士兵在上阵前，都食鸦片。英国商人拉尔夫·费奇（Ralph Fitch）1585年游印度，发现孟买与孟拉加，都有鸦片贸易。鸦片贸易并不是西方人的发明，但确实是西方人将它做好做大了。葡萄牙人首先发现鸦片贸易的价值，1518年葡萄牙远征军司令阿布克尔克(Abuquerque)从马六甲写信给曼努埃尔二世(Manuel II)，建议开展鸦片贸易。荷兰东印度公司到东方，不仅直接参与了鸦片贸易，而且还发明了吸食鸦片的方式：即将东印度的鸦片与西印度的烟草合起来抽。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项改变历史的发明，尽管在道德上意味着邪恶。荷兰人贩鸦片，只是从印度到爪哇，将荷兰人的鸦片与鸦片吸食的方法最初带到中国的，可能是下南洋的中国商人与移民。荷兰人参与鸦片贸易，并试图发展鸦片的资本功能，可事实上荷兰人的功绩不在于创造鸦片贸易的形式，而在于创造了一种鸦片消费的方式。下一步要待英国人来完成。
英国东印度公司早在17世纪就参与到鸦片贸易中来，但直到普拉西战役之后，才开始控制鸦片贸易并开创了庞大有效的鸦片贸易体系。英属东印度公司首先组织调整印度的鸦片生产。过去印度的鸦片种植业一直是农村零散的个体经营性副业。英属东印度公司实施垄断经营，将鸦片种植与加工变成一个集中化、系统化的国家经营的产业。大批量生产的鸦片土从加尔各答或孟买装船，运往马来亚与中国，同时也销售到北印度各省。鸦片生产与消费通过东印度公司的贩运，形成一种有机互动的联系。1773年，英国商人开始将印度鸦片直接从加尔各答运往广州，1780年，英东印度公司开始垄断经营鸦片贸易，10年以后，中国的鸦片进口量已从1770年的1000箱左右飞涨到1790年的4050箱。到1800年，印度每年出口的鸦片，已超过24000箱，其中至少三分之一销往中国。鸦片生产在印度，鸦片消费在中国，正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利润一同飞涨。人们不仅应该思考鸦片生产促进了鸦片消费，也应该注意鸦片消费如何促进鸦片生产。
吸食鸦片的消费方法使鸦片作为享乐性的奢侈品，迅速在中国社会普及。那是真正水深火热的世界，英国人喝茶，中国人抽鸦片烟，而英国东印度公司将这两个世界联结起来，创造了世界现代文明一段辉煌又惨痛的历史。鸦片消费方式的转变，使鸦片从药品变成毒品性的奢侈品。中国人抽鸦片，在鸦片加工、吸食器具与吸食仪式上，都进行了精美化处理。印度鸦片烟土分三等，“公班”、“白皮”与“红皮”，进口后还要加工，先浸三夜水，去渣存汁，再炼成膏，分颗粒。吸食方法也颇讲究，器具有烟枪烟灯，烟枪如洞箫，烟灯以铜为盖，玻璃为罩，甚为精雅。吸烟者两人横卧烟榻，传筒对吹。有诗描绘抽鸦片的场景：“琉璃八角银作台，隐囊卧褥相对开，海外灵膏老鸦翅，象牙小盒兰麝味，锦衣儿郎富家子，爱逐秦宫同卧起，东轮西魄出没藏，短檠巧夺日月光，＃ ＃ ＃ 索未遂央……”[39]
吸食纯鸦片，是鸦片文化的中国化或中国本土化。它最终在文化性质上确定了鸦片的奢侈性毒品的性质，也为鸦片的普及提供了可能性基础。荷兰人发明了抽鸦片的方法，中国人将其进一步地精雅化、纯粹化。印度人在孟加拉各省，大量种植鸦片，而英国东印度公司，终于找到补偿长期以来茶叶贸易逆差的贸易品。对英国来说，鸦片贸易不仅可以扭转茶叶贸易的逆差和西方向东方扩张三个世纪以来的白银出超的状况，而且还为维持印度殖民地提供了大量的财政经费。对中国来说，鸦片贸易不仅造成白银外流，所谓“每岁漏＃数百万雨”，而且“大为风俗人心之害”。有咏吹烟诗道：“莺粟花包米囊子，割桨熬烟诧奇美。其黑如漆腻如纸，其毒中人浃肌髓，双枕对眠一灯紫，似生非生死非死，瘦肩耸山鼻流水，见者咸呼鸦片鬼。富者＃欲甘比匪，贫者贪利不知耻，伦常败坏家室毁……[40]
茶进入英国生活，从药品变成奢侈品，消费阶层首先是上流社会。鸦片进入中国生活，也是从药品变成奢侈品，消费阶层首先是上流社会。二种外来物品进入本土生活的过程基本相似，其使用价值与消费阶层，都经历了三个阶段的转变：使用价值的转变是从药品到奢侈品到大众消费品，消费阶层的转变是从皇室显贵到富家子弟再到下层百姓。英国皇家调查团1894～1895年间对中国烟毒情况做的调查资料表明，鸦片进入中国社会与茶进入英国社会的三个接受阶段，基本相似，这是奇怪的巧合。艾谢德指出：“首先，鸦片是治疗或预防症疾、肺结核和痢疾的药品。这是鸦片最初的用途，它还只是药房之外很少有人知道的一种珍贵的阿拉伯药材。即使在1900年，中国有8,000,000烟民，烟毒达到高峰时，鸦片也还在作为药材使用。其次，鸦片是一种社会奢侈品。它从治病药品变成小康人家健康时的消遣物。政府官吏、士兵、满族妇女，游手好闲的官宦子弟，将抽鸦片当作消闲优游、不事劳作的富贵生活的象征。第三，鸦片是一种食物，或者食物的替代品。鸦片作为一种麻醉品，它可以减少食欲，那些饥饱无常的苦力、船夫、长时间工作的矿工如四川的盐工，可以使用鸦片抗饥耐劳。”[41]鸦片作为珍贵药品或“贡品”，首先在皇亲贵戚、社会显达中使用。唐宋间流入中国的波斯或阿拉伯鸦片，数量很少，所谓“前代罕闻”，使用者也多在皇亲贵戚与士大夫阶层，如辛弃疾与苏轼。明代鸦片仍为贡品。《外国来文》与《大明会典》，记有暹罗、爪哇、榜葛剌进贡乌香或鸦片，乌香即鸦片。清初鸦片烟从海外流入闽广沿海，消费形式的改变最终使稀有的药品变成昂贵的奢侈品——烟，消费阶层也从上流社会转向一般富家子弟，“块土价值数万钱，终岁但供一口烟”。[42]鸦片从药品变成享乐性奢侈品，就发生在从雍正到嘉庆的一个世纪里。干嘉时人姚君游广东，回来后向友人俞蛟描绘粤人吸鸦片的“旨趣”：“其气芬芳，其味清甜，值闷雨沉沉，或愁怀渺渺，矮榻短檠，对卧递吹，始则精神焕发，头目清利，继之胸膈顿开，兴致倍佳，久之骨节欲酥，双眸倦豁，维时指枕高卧，万念俱无，但觉梦境迷离，神魂骀宕，真极乐世界也”。[43]
百年间鸦片从药品变成享乐性奢侈品，鸦片的使用方式，使用价值，使用者与使用者所属的社会阶层都变了，使用者从病人变成正常人，从上流社会变成有钱有闲的富家子弟与仕途中人。俞蛟说“近日四民中，惟农民不尝其味，即仕途中亦有耽此者，至于娼家无不设此以饵客，然嗜好过分，受害亦甚酷。”[44]茶进入英国社会，作为药品的阶段大概在1650－1720年间，作为奢侈品的阶段大概在1720－1790年间，最后落实为大众消费品，则完成于1790至1860年间。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的时间大概相等。鸦片进入中国社会的药品阶段，大约持续了一千年，而从药品到奢侈品，则只用了一百年，从奢侈品最后成为大众消费品，大概只用了50年。干嘉时人俞蛟还说四民中农民未尝烟味，到道光初年，程春海已感叹：“粤中鸦片烟满地，虽乞儿亦啖之”。道光十六年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奏请“驰禁”，道嘉庆年间每岁输入鸦片，不过数百箱，“近竟多至二万余箱”，“岁耗银总在一千万两以上”。而“究之食鸦片者，率皆游惰无志，不足重轻之辈”。[45]此时，鸦片消费者似乎已从富家子弟到一般百姓了，所谓“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随在吸食，置买烟具，方第日中”。[46]到同治年间，中国的吸烟人口已达4000万人，将近总人口的十分之一。中国本土出产的鸦片产量已超过进口的鸦片产量。中国人口占世界的25％，而中国消费的鸦片，则占世界鸦片总产量的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