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茶煮沸了英伦

　　一个多世纪间，茶几乎变成英国的民族饮料。在几片轻薄单纯的树叶上，凝结着一个国家庄重复杂的历史…

　　英国变成一个喝茶的国家，至少在民族营养、社会伦理、经济政治方面，对英国现代文明的进程有过有益的影响。

　　茶变成英国的民族饮料

　　茶进入英国社会，从消费价值、方式到消费者社会阶层的转变，经历了三个阶段，艾德谢在《世界史中的中国》一书中对这三个阶段有过明确的分析：

　　“1650至1833年间，英国对茶的需求经历了三个阶段。1720年之前，年茶叶进口量在10,000担以下，茶只是一种药品，一种有刺激与兴奋作用的饮料。对男性来说，它是除了咖啡以外另一种可供选择的提神饮料；对妇女来说，它是缓解周期性偏头痛、忧郁症与焦虑症和各种心理压力的镇静剂。此间的茶主要是由荷兰进口的，以药用为主。

　　1720至1800年间，年进口量从年平均10,000担升到20,000担，茶变成了一种社会消费品，消费者主要是女性，围绕着茶构筑起一种女性化的时空与家庭内部关系。喝茶要求有专门的茶室，专门喝茶的时间与服饰；并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行为仪式与独特的社会技巧。茶作为一种日用商品，主要进口渠道来自荷属东印度公司及其欧陆的一些后继者，英属东印度公司虽然受重税限制，仍想尽办法挤进茶叶贸易中。英国茶叶中心在巴思（BATH），茶与喝茶的风尚经过巴思从首都传往地方。

　　1800年至1833年间，茶进口量从年平均20,000担涨到35,000担，茶在英国，像在西藏与西伯利亚那样，变成一种食品：家用浓茶，加许多牛奶与糖，成为早期工业革命时代长劳动时间与高出生率的社会生活的一种简单有效的基本营养品。作为一种大众消费品，茶此时已主要依靠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进口……"

　　上述三个阶段，对于欧洲来说，最重要的是第二个阶段。文明总需要某种慰籍品，用加奶糖的浓茶以充饥，不过是工业化过程中一种暂时缓解食品压力的一种办法，生活水准并没有因此而提高，而下午茶则意味着社会价值、消费模式以及自从史前时代就已经固定下来的餐饮结构的一次改变。

　　下午茶是最精雅、最奢华的餐饮活动，它不在于充饥解渴，不属于正餐，它的意义是一种闲暇的消遣，它颠倒了英国人已有的热食冷饮的结构……下午茶表现了高雅文化归返自然的情趣，户外茶园、溪水流芳，表现了自然；精心制作的茶叶，雅致的瓷器，银制茶壶，意味着文化。只有一种不再为饥渴所迫的文明，才能将日常碳水化合物的餐饮变成社会娱乐……[13]

　　茶进入英国社会，从消费价值与方式到消费者的社会阶段的转变，已经历了三个阶段。从上流社会的药品到中产阶级的奢侈到社会大众的日常佐餐饮料，在短短的一个多世纪里，东印度公司竟奇迹般地将英国变成一个喝茶的国家。

　　茶首先进入英国人的社会生活，人们在咖啡馆喝茶，在贵妇人的客厅里喝茶，后来又有了专门的茶园。18世纪后期是伦敦茶园的兴盛期，着名的就有6－7家，这些茶园大多有园林、游艺厅，如，Vanxhall茶园、Ranelagh茶园、Marylebone茶园、Cuper茶园，许多社会显要，名门淑女，都在那里消磨时光。尤其是夏日的傍晚，走过砾石小径，两边闪烁着童话般的街灯，脚下是如茵的草坪，听听音乐，看看烟火，吃几片黄油面包，喝几杯好茶，说说闲话，如果说咖啡馆是男性化的世界，茶园就更加女性化，茶园里大多是家庭或女伴，当时有人说茶园已经变成了英国的造谣学校了。赶上好天气、短暂的夏季，茶园就变成了英国人社交的乐园。遗憾的是英国好天气不多，夏日稍逊即逝，一年大多数晚上，人们呆在自己的家里，或朋友的客厅里，窗外是阴风惨雨。每逢这个时候，一家人或朋友坐在壁炉旁，在温暖的烛光下，或者围在胡桃木桌前，桌上铺着缎面桌布、绣着波斯风情的图案或中国花鸟。主妇端上瓷碟茶杯，银匙铜壶，温馨而优雅，喝一杯热茶，盈室的茶香，更能让人感到家庭亲情，朋友友情的温暖。英国人起先在早餐中喝茶、晚宴后喝茶，18世纪末又出现了下午茶(Afternoon Tea)，英国人午餐简单，在12点到1点间，晚餐是大餐，要到晚上8点。在这三点漫长的7至8个小时间，正好插入4－5点间的茶点。这是一段轻松愉快的时光。茶点已经变成英国人日常生活中必要的一部分。据说直到二战时，英军一到下午五点就停火喝茶，德军也很君子，同时停火。

　　茶又进入英国人的家庭生活，成为一种家庭生活的仪式，同时具有实用与审美意义。18世纪的诗人库柏(Cowper)也是茶君子，他用诗描绘了喝茶为英国人的家庭生活创造的温馨和谐的境界：

　　拨旺炉火，紧闭门窗，

　　放下窗帘，围起沙发，

　　茶壶的水已煮沸，丝丝作响，

　　沏一壶热茶，又浓又香，

　　轻松而不沉醉，心神荡漾，

　　我们迎来一个安详的晚上。[14]

　　喝茶已经从上流社会的风雅变成百姓日常生活的必要活动。1750年前后反茶呼声高涨的时候，茶在英国生活中的地位，似乎已经不可动摇了。反茶主义者攻击喝茶损害个人健康，国家经济，更荒唐的是不仅有钱有闲的人有附庸风雅的恶习，连农夫工匠们也跟着赶时髦，翰威抱怨：“这个国家真是倒霉透了，农夫工匠总是喜欢效仿贵族生活……且看这个国家愚蠢到什么地步，普通百姓已经无法满足于本国的大量食物，想入非非，要跑到世界上最遥远的地方去运茶，贪图一点味觉上的堕落的享受……你经常看到，连街头的乞丐都在喝茶。筑路工人边干活边喝茶；拉煤的工人坐在煤车上喝茶；更荒唐的是卖茶给田里的农民喝……吃不上面包的人竟喝得起茶……”[15]这位着名的慈善家才是真正地想入非非。茶在农民或劳工那里，不是附庸风雅的奢侈，而是生活最基本的需求。东印度公司的大量贩运，全民走私，加上1784年英国政府因为粮食涨价造成啤酒紧缺而降低茶税，茶已成为替代麦芽酒的中下层社会的经济型饮料，中下层百姓喝茶，不是因为奢侈，而是因为贫困。戴维斯（D. Davis）1795年在《农工状况考察》中说：“在恶劣的天气与艰苦的生活条件下，麦芽酒昂贵，牛奶又喝不起，唯一能为他们软化干面包得以下咽的就是茶。茶是他们迫不得已的饮料。茶配面包,可以维系一家人的日常生活，每周一家人喝茶的花费一般不到一先令。如果有人还能发明一种更便宜更好的饮料，何乐而不为呢？我敢保证，穷人们一定会为他这项发明感恩戴德……你说茶是一种奢侈。如果你是指上等的红茶、加上糖、奶油，我承认是奢侈。可这不是穷人的茶，穷人喝的茶不过是清水上面浮着几片最廉价的茶叶，再加上一点点红糖，这就是你指责的穷人的奢侈。这不是他们生活的奢侈，而是生活中最起码的需求，如果他们连这一点需求都得不到满足，那他们就只能喝凉水吃面包了。茶不是造成贫穷的原因，而是贫穷的结果”。[16]戴维斯在反驳翰威的观点。他看到一个穷人的最基本的常识：老百姓是不会用最后一块面包去换一杯茶喝的。而在当时英国的各种饮料中，果酒、啤酒、咖啡、巧克力，都比茶贵，除非喝凉水。伯耐特（J. Burnett）在《富足与不足》一书中谈到19世纪初英国下层社会的饮食状况时说：“100年内，白面包与茶已从富人的奢侈变成最低贫困线的食品……曾是富人餐桌上的时尚，如今变成穷人的食粮，如果连白面包与茶都没有，那就要挨饿了。茶与白面包是维持生活起码需求的最廉价的食品，白面包，最好是有肉，黄油或奶酪，如果没有，一杯茶也可以使冷冰的面包变成一顿热饭，让人感到舒适与欢乐。当然，19世纪中叶一磅茶6－8先令也不能算便宜，但工薪家庭每周花费20盎司（16盎司为一镑），并不算奢侈。烤面包配茶水，在早期工业化的社会生活中，是一种便当食品，随时可以就餐，方便便宜，因此具有一定的优越性。”[17]

　　英国变成了一个喝茶的国家。“曾是富人餐桌上的时尚，如今变成穷人的食粮”，100年间茶已普及到英国全社会，成为社会中下层百姓的经济型佐餐饮料。19世纪，已经没有人再倡导戒茶了，茶叶越来越便宜，尤其是当印度与锡兰茶出现时，喝茶就更普及了。茶进入英国社会生活，在消费价值与消费阶层上，都经历过三个阶段的转变；药品、奢侈品、大众佐餐饮料，三个消费阶层是上流社会、中产阶级、下层百姓。研究茶的引进、饮用方式与社会普及过程，不仅是在研究饮食营养学，也在研究社会结构、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研究英国现代文明的工业化、城市化、文化精雅化的过程。

　　茶凝结着大英帝国发展的历史

　　茶凝结着大英帝国发展的历史。德国史学家阿诺德·贺林(A. Hereen)指出：“世界贸易体系影响越来越大……因此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殖民地越来越重要，因为殖民地的产品，尤其是咖啡、糖、茶，在欧洲生活中越来越普及。这些商品的重要影响不仅在政治上，也表现在社会生活的结构上，影响不可估量。且不说贸易给整个国家带来的巨额资本与政府的高额税收，仅欧洲各首都的那些咖啡店，作为政治、商业、文化的交流中心或策源地，影响就非同小可。总之，没有这些产品，茶、咖啡、糖，西欧国家的文化与社会，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18]英国变成一个喝茶的国家，至少在民族营养、社会伦理、经济政治方面，对英国现代文明的进程有过有益的影响。明茨(W. Mintz)的力作《食糖与力量》系统而深刻地分析了糖引入欧洲对欧洲的饮食与消费结构的改变，对资本主义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形成的影响。同样的理论假设与分析模式也适用于茶问题。茶从王宫贵府进入寻常百姓家，英国人终于找到了一种适合于食用多酸性食品（如面包）的碱性饮料。对于饮食结构与营养的平衡，具有重要意义。这是营养学层面的意义，人的饮食，除了克服饥渴、维持生命、增强体力之外，还可以促进文化交流、确认社会身份，甚至实施某种政治宗教权力。马林诺夫斯基(B. Malinowski)指出，人类生命对食品的需求，以及由此产生的食品生产分配与使用方式，是构成人类社会组织结构的最基本的因素。[19]人类学家提出所谓的“饮食意识形态”或“饮食文化学”，研究人类饮食活动及其方式的文化内涵，如饮食的观念、信仰、习俗与禁忌，[20]发现饮食结构的变化与整个历史发展的关系。这个研究视野启发笔者注意到，茶饮进入英国生活，不仅对英国民族饮食结构的平衡有重要的影响，而且对英国现代文明的进程，在社会伦理、家庭生活、经济政治以及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建立各方面，都有积极的影响。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看出茶叶对英国近代历史的积极影响。

　　一是民族体质与营养学意义上的，尽管当年很多人攻击茶有毒性，但从科学角度讲，茶有益于健康，它为英国的多酸性主食面包找到了一种合理的多碱性的佐餐饮料，有利于民族传统食物结构的平衡，尤其是对那些主食是干硬的冷面包、奶酪，偶尔加上一两片咸肉，没有汤食的下层百姓，茶就更重要了。而且一旦在茶饮中加入奶与糖，甚至鸡蛋，茶又从单纯的饮料变成综合性饮料，同时具有解渴（饮）与充饥（食）的两种功能。在早期工业化时代高强度、长时间的体力劳动的工作条件下，强茶（high　Tea，加牛奶与糖）可以补充营养、恢复体力。此种茶饮已经包含了生命必须的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与维生素。喝茶并不是生活中不必要的奢侈，而是必要的饮食。

　　二是所谓的伦理与社会意义。首先有关茶饮的道德意义，在当年的有关茶的争论中，已经涉及到了。反对者认为茶是奢侈品，引起道德堕落。而维护者则认为，比起酒作为饮料来说，茶更有益于社会道德，饮酒可以过度，酗酒导致社会骚乱，是英国社会历史上的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查理二世的专职牧师奥文顿（Reverend John Ovington）曾说，烈性的酒可以把人变成野兽、而温和的茶可以把野兽变成人。[21]其次，茶不仅可以陶冶性情，维护道德，并有利于家庭与社会伦理的进步。从家庭伦理角度讲，茶，尤其是下午茶，几乎成为英国家庭生活的亲情仪式。在那个多风多雨多阴天的岛国，茶点变成温暖、和谐、宁静、安逸的家庭生活的象征。家庭生活是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核心，是私人性的存在方式。整个市民社会或公共领域，都从这个基点上延伸开来。而在资本主义市民社会成长的整个过程中，茶在每一个结构环节上都具有积极的功能。家庭以茶待客，从餐厅到客厅、从家庭到社会，讲究的茶具，殷勤的主妇，自由友好的谈话，海阔天空。饮茶成为一种社交仪式。18世纪英国不仅出现家庭茶点，还有社会茶园。茶园是一种纯粹的公共生活领域。人们在那里会见朋友，阅读报纸，举行聚会，讨论问题，形成某种社会舆论或公共意见。在电子传媒时代到来之前，茶园与咖啡馆一样，曾经是社会舆论中心。哈贝玛斯(Habermas)提出18世纪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形成的理论，将该时代的市民社会理解作反对国家权力侵入与控制的自由领域，它由公共观点与舆论构成，公共舆论的存在方式是咖啡馆、沙龙、大众文学或通俗文学、报纸等。[22]在英国，茶园也是一种重要的公共舆论方式。在那里有文人骚客，商人显贵的聚会，有报纸流行，有文学作品的朗诵与讨论，还有各种的闲谈和政治或商业密谋。值得注意的是，茶点与茶园，也是英国近代社会女性生活革命的形式。茶点确认了精雅生活中女性的家庭主角作用，而相对于男性化的咖啡馆，茶园则是女性生活社会化的形式。女伴相邀，可以聚会在茶园。从某种意义上说，茶园更加女性化，它成为英国现代女性生活社会化革命之起点。哈贝玛斯认为，市民社会或公共领域是独立于国家的个人与集体活动形式，是通向理想民主的途径。在专制时代它可以参与反对君主的秘密政治，在民主时代，它可以以公众舆论形式对政治统治进行民主监督，并构成法制国家的社会基础。从英国近代社会的公共领域的成长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茶饮进入英国生活的重要意义。[23]

　　三是所谓的文化仪式与审美意义。英国生活中的下午茶点与茶园，是生活高度精雅化的表现，具有明显的表演性，类似于中国和日本的茶道。饮茶使用精美的、带有浓厚异国情调的瓷器，从客厅的餐桌到茶园的装饰，布置都非常讲究。此时，喝茶的文化意义大于“生化”意义。品茶一不充饥二不解渴，它是一种仪式，带有明显的审美性，表演、观看、品味、欣赏、陶醉在某种优雅的气氛之中，使人摆脱日常生活的烦恼，尤其是物质生活的烦恼。品茶的非功利性与审美性的同时产生，只有在无饥寒之迫、有闲暇之资的生活条件下，喝茶才成为品茶，文化消费才大于物质消费。在下午茶点上或茶园中，人们不仅体会到文明的情趣，还体验到文明与自然的和谐，体验到本土与异域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和谐，人在消费物质时也在消费文化。茶是一种自然植物，在茶饮中变成文明的艺术，茶是一种遥远的东方的、神奇的树叶，沐浴过东方的朝阳、滋润过东方的雨露，如今出现在不列颠的餐桌上。人们从中体味并确认了某种现代的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观念。似乎只有大英帝国，拥有广阔的殖民地与强大的海外贸易，才能在本土的一方餐桌上享受世界的广阔。饮食在潜意识中也是一种征服，犹如“吃掉它”这句话的多重含义。

　　最后，是茶在英国现代文明史上的经济政治意义。茶叶贸易是东印度公司的主要贸易项目，从某种意义上说，茶叶贸易与营销是英国资本主义文明的消费主义经济方式最成功的例证。他们介绍一种异域产品、倡导消费、创造时尚，又垄断进口，一个多世纪间一直保持着高额的利润空间，使东印度公司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垄断贸易公司，几乎富可敌国了。研究者认为，茶叶贸易不仅创造了一个强大的公司，甚至导致一场英国人的饮食革命：“英国东印度公司早期在远东的冒险使他们抵达中国，与中国的茶叶贸易注定了英国在印度建立的殖民体系……在英国东印度公司最繁荣的时代里……它垄断了整个与中国的茶叶贸易，掌握了供应产地，限制了进口量，控制了价格。英国东印度公司不仅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垄断贸易集团，而且策动了整个英国的茶叶营销与消费。英国东印度公司如此强大，它制造了一场英国的饮食革命。英国最初可能成为一个喝咖啡的国家，而东印度公司竟奇迹般地将其变成喝茶的国家，而这一切都是在那么短短的十来年间完成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已成为东方国家与帝国们的强悍对手，它攻城掠地，铸造货币，建立要塞与军队，缔结政治经济联盟，制造战争或维护和平，伸张正义也无恶不作。”[24]东印度公司在茶叶贸易中强大了，英国国力也在茶叶高税收中变得强大。18世纪初，英国的茶叶进口量已超过10万磅，到19世纪初，已达到300万磅。茶叶税收占英国政府的总税收的10％。

　　在鸦片贸易开始之前，茶叶贸易一直是英国海外贸易与殖民体系中的主要动力性因素之一。他们不仅为英国创造了一种饮食习惯，也积累了大量的资本，并在用美洲殖民地的白银购买中国茶叶的贸易过程中，形成了大英帝国驱动的世界经济体系。在东印度公司获得巨额利润的同时，英国政府也从茶叶高税收中获得巨大的财政资源。正如厄克尔（W. H. Ukers）指出，“茶叶贸易长时间以来一直是英国政府获益最大的税收来源”。从1660年的1加仑6便士的税额到1695年的每磅1先令到1745年的每镑4先令的税收，到1784年大规模下调茶叶税前，按价茶税已高达120％。拿破仑战争爆发后，英国为了增加财政与军费开支，1819年再次将茶税提到按价100％，直到1834年才开始下降。茶税一直是英国政府的金库，调节茶税几乎成为历届财政大臣的点金术，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25]

　　“我们的生活已经完全离不开我们的贸易与财政体系，茶来自世界的东方，糖来自西印度……”[26]苏格兰历史学家大卫·麦克弗森（D. MacPherson）说的这句话意义深远。茶叶贸易与消费不仅扩大了英国的消费市场，倡导了一种新的消费模式，有助于完成早期工业文明的资本积累，而且还发展了殖民地生产与管理，有助于形成中心与边缘结构的世界经济与政治体系。茶叶贸易为国家财政提供了大量的支持，国家的政治军事力量又在支持海外商贸与殖民。这是一个有机的、互动的关系。正如明茨在研究糖的生产与贸易、消费在资本主义文明进程中的关键作用时指出：“18－19世纪欧洲的饮食与消费结构的深刻变化，并不是偶然随意的，它是一种历史力量的必然的产物，这种力量创造了世界经济体系，形成了都市中心与殖民地，卫星城之间的非对称性关系，以及现代资本主义在技术与人力上的巨大的生产与分配机制。”[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