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哈德逊·泰罗(Revd·J·HudsonTaylor)于1890年代访问了中国的十余个省份，对鸦片在中国传播速度之快极为吃惊：“当我1854年第一次到中国时，鸦片上瘾的人相对较少，但近二十年鸦片迅速蔓延，近十年更快，现在吸食鸦片猖狂得惊人。”哈德逊·泰罗的观察是准确的，只是并不了解个中原因——1854年，距离鸦片战争已有14年之久，之所以国内鸦片上瘾人数还比较少，是因为1830年代至1858年，清廷一直对鸦片执行严禁政策；自1858年开始，转而实施驰禁政策，国内鸦片吸食人数随即迅速上升。

　　这一政策转变的背景，是洋务运动的兴起。洋务运动的口号是“自强”，具体而言，是国家或者说是朝廷的自强——李鸿章们多年来始终致力于国有企业尤其是国防军工企业的发展，即是例证。在寻求“国家自强”的伟大目标下，本土鸦片的禁令悄然解封，民众的健康悄然让位于税源的开拓——林则徐未必不知道鸦片对人体的毒害，1838年，他曾大声疾呼过“（鸦片之祸不除）十年之后，不惟无可筹之饷，且无可用之兵”；然而，到了1847，他所关心的，已只是如何保护朝廷的财政安全，倘若鼓励国民吸食本土鸦片能防止白银外流，则是善莫大焉。这种转变，同样体现在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的身上。

　　中国传统政治理念由此悄然发生转向——从“朝廷不可与民争利”进化到了“国家不惜害民以取利”。正是从洋务运动开始，“国家富强”日趋上升成为最顶端的政治正确，在这一政治正确的大帽子下面，民生一再被“合法蹂躏”，晚清鸦片财政不过是其中一例罢了。

　　自然，这种“国家富强”面对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等真正的列强焉能不败。怎么能不让后来有良知的人们哀叹与不解，那个时候，为什么中国人大多都不爱国？

　　清朝丝绸、陶瓷与茶叶出口贸易与世界白银流入中国

　　清朝末期，中国大量出口茶叶丝绸陶瓷等，但进口品几乎是零。世界白银源源不断的涌向中国。

　　16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对外关系与对外贸易的主要对象由东南亚转向欧美国家，进出口商品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出口货物主要是丝绸、茶叶、瓷器，还有土布、糖、冰糖、麝香、大黄、姜黄、朱砂、樟脑、明矾、铜、水银、锌、铁锅等。进口商品，日本有白银、黄铜、海产等，东南亚诸国有象牙、玳瑁、香药、大米、海产、布、铅、锡等，欧美诸国输入最多的是银元、毛织品和棉花，此外有皮货、香料、药材、鸦片、玻璃器皿、玻璃镜、自鸣钟等。

　　（一）丝货

　　明代中国丝绸除了销往东南亚、日本等传统贸易区域外，还通过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运销欧洲和美洲。澳门输出的商品种类繁多，以生丝、丝织物为大宗，有生丝、丝线、面纱、花边、花缎、线绢等。1608年，澳门输往马尼拉一地的货物总值20万比索，其中丝织物达19万比索，占总值的95%。1619－1631年，葡萄牙人从澳门贩运生丝和绸缎到菲律宾的年贸易额达150万比索。

　　中国丝货价廉物美，在菲律宾、墨西哥等地有广泛的需求。西班牙人从这项贸易中获得了巨大的利润。投资回报率一般为100%－300%，有时高达1000%。

　　清代中西贸易中，丝货仍然占很大比重。18世纪，外国商船到广东贩买货物，都以丝货为重，每年20万－33万斤，价值70万－80万两白银，最少也有30余万两。1698－1722年，广东输往欧美的生丝为1833担，1740－1779年，增加到19200担。1780－1790年间为27128担，1820?829年更增至51622担。

　　（二）茶叶

　　茶，消散了我的愁苦，

　　它，使欢乐调剂了严肃，

　　这饮料给我们带来了多少幸福，

　　它增加了我们的智慧和愉快的欢呼。

　　这是英国安妮女王（1702－1714年在位）时代的桂冠诗人达提赞美饮茶风尚的着名诗篇。

　　17世纪以后，饮茶之风在西班牙、法国、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普遍兴起。在葡萄牙，贵族、皇室也养成了饮茶的习惯。18世纪，英国和美国的家庭和咖啡店普遍把茶作为饮料。

　　欧美庞大的茶叶消费需求带动了中国茶叶的出口。中国外销茶叶主要有红茶和绿茶，而以红茶为多。红茶主要产于福建、广东，绿茶产于安徽、浙江、江苏。由于茶叶外销增长迅速，在西方世界影响广泛，因而有学者认为海上丝绸之路应该称为“茶叶之路”。

　　18世纪60年代以前，荷兰人是最大的茶叶经销商。18世纪最初1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通过前往巴达维亚的中国帆船进行茶叶贸易，每年获利10万－50万荷盾。1728－1734年，荷兰派出11艘商船前往广州，共购买茶叶135担，价值1743945荷盾，占全部货值的73.9%。1734年以后，荷兰东印度公司茶叶贸易有所起伏，但仍然是对华贸易的最重要商品。18世纪20－90年代，茶叶占荷兰东印度公司输入中国商品的70％－80%，有时超过85%。

　　英、法、美对华茶经营不断增长。1765－177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购买的茶叶在绝大多数年份都占中国进口货物总值的50%以上，19世纪以后，这个比例超过90%。茶叶贸易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带来了巨额利润。从1815年起，东印度公司每年从茶叶贸易中获利超过100万英镑，占其商业利润的90%，为英国国库提供10%的收入。

　　18世纪初，荷兰人试图把中国茶籽移植爪哇，但不成功。18世纪后期，英国人在斯里兰卡种茶试验获得成功，植茶业开始在南亚传播开来。

　　（三）瓷器

　　17－18世纪，中国瓷器在欧洲不仅是一种名贵的日用器皿，也是时尚的艺术珍品，颇受社会上层人士的欢迎。中西瓷器交易额虽然不如丝茶，但仍然是重要商品。江西景德镇、福建德化、广东石湾是中国外销瓷生产基地。明清之际，每年运到巴达维亚的中国瓷器就达到15万件。仅在1753年，英、法、荷、丹麦等国的5艘商船运回欧洲的中国瓷器大约就有100万件。

　　175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商船“海尔德马尔森”号（Geldermalsen）在驶离中国返回欧洲途中沉没，船上价值80万荷兰盾的货物，包括203箱23.9万件瓷器、68.7万磅茶叶、147件金条或金元宝及一些纺织品、漆器、苏木、沉香木，全部沉入海底。1984年，英国潜水员哈彻尔(M.Hatcher)从沉船中捞起15万件青花瓷器和125块金锭，并在阿姆斯特丹拍卖，3000件瓷器以3700万荷兰盾成交，琳琅满目的瓷器让观众目瞪口呆。

　　广州的窑厂为满足外国商人的要求，专门从景德镇订造素身瓷器（瓷胚），然后按样加工，有些采用西洋绘画工艺和材料，以洋画技法绘制素瓷，加釉烧制三彩或五彩，称为“广彩”，在欧美市场颇受青睐。（四）白银流入中国欧美国家运销中国的商品部分来自本国，大部分来自别国的转贩，而欧洲人带来的商品，大部分在中国并没有多少市场。直到干隆末年，中国在中西贸易中始终处于出超地位，欧美国家不得不运来大量白银，弥补贸易逆差。

　　西班牙人占领菲律宾后，整个群岛农业仍相当落后，没有多少物资可供出口，只能从美洲运来白银，购买中国商品。长期的贸易入超造成大量白银流向中国市场。1586－1640年，从马尼拉运入澳门的白银达到2025万比索，占运入中国白银总数2742万比索的68.8%。1602年，一位南美主教说：菲律宾每年输入200万元的银子，所有这些财富都转入中国人之手，而不运往西班牙。以致于1638年一位西班牙军官说：“中国皇帝能够用来自秘鲁的银条来建筑一座宫殿。”

　　日本银矿丰富，在对外贸易中拥有特别雄厚的白银支付能力。16世纪末，生野银矿每年向丰臣秀吉缴纳税银达10吨；17世纪初，岩美银矿每年向德川家康缴纳银子12吨。1618－1627年，日本佐渡银矿每年产银60－90吨；1560－1600年，日本每年输出大量白银购买中国商品，结果有33750－48750公斤白银流入中国。英国历史学家博克塞（C.R.Boxer）认为，1585－1640年，从长崎运往澳门的白银总共有将近1500万两，大部分流入中国。

　　1573－1644年，葡萄牙、西班牙、日本等国输入中国的白银超过1亿元。991700－1800年，英国因购买货物而输入中国的白银达到2.89亿元。西方白银输入中国一直持续到19世纪初。

　　大量白银的流入，在中国东南地区经济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白银逐渐取代铜钱成为流通领域合法的交换手段和支付手段，东南沿海地租形态出现货币化现象。白银还进入赋税领域，成为各种赋役征派统一的预算与收支手段。法国汉学家谢和耐（JacquesGernet）把白银被广泛作为支付手段视为16世纪以来中国历史变迁“最重要的变化之一”。

　　为了改变对华贸易逆差不利的局面，西方国家采取各种措施来干预对华贸易，如增加产品出口，限制华商贸易等，企图制止白银流向中国，但效果并不明显。18世纪70年代以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大量向中国运销鸦片，不仅扭转了贸易逆差局面，而且造成中国白银的大量外流，严重危及清朝社会经济稳定，最终导致鸦片战争（1840－1842）的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