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1年4月10日，约瑟．皮斯在英国国会上提出了禁止鸦片贸易的动议，主张英国政府不应该通过开放这种令人厌恶的贸易，而继续助长撒旦的邪恶王国。他严正指出，在道义上，英国无法为鸦片贸易辩护。他的动议，在下议院以160对130的多数票获得通过。虽然因为英国政府顾虑到印度殖民地当局的财政困境，这项动议未能付诸施行，英国朝野上下的舆论却从此完全改观。自那以后，禁止鸦片贸易的呼声日益高涨，并成为英国国会会议上持续多年的争论议题。1906年，英国自由党在大选中获胜，反对鸦片贸易的力量终于赢得政治上的优势。同年五月，英国国会通过禁运的议案。中国政府也立即行动，要求将该项议案付诸实施。第二年8月，中英两国达成协议，英国承诺每年递减鸦片输*J十分之一，中国政府也相应地承担了逐年减少国内的鸦片生产十分之一，同时采取严厉措施，禁止鸦片消费的义务。两国商定，要用十年的时间，逐步达到完全禁止鸦片贸易和消费的目标。
至此，在西方传教士主导下，进行了半个世纪之久的反对鸦片贸易运动，总算有了一个正式的结尾。从那以后，公开由一国政府支持的毒品贸易终于成为历史了。
前不久，美国联邦法庭已经认定，香烟中的尼古丁也是一种毒品。然而，中国的香烟生产和消费仍在突飞猛进。据说，中国已经是当今世界上的头号烟草生产和消费大国了。我们应该为此而兴奋呢，还是应该为此而担忧呢？
（此文转载于《海外校院》第29期，第36-37页）
从鸦片财政，看鸦片战争用于解释国内的土地财政，国际的石油战争，甚至还可以包括中国的货币政策及通胀有秘密等。
我曾在中国近代庞大的鸦片市场究竟是谁制造的？如果光从外部看谁在毒害中国，不并能了解毒害中国的全部障碍，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实际上是中国在毒害自己。比如，鲁迅说:“外国用鸦片医病，中国却拿来当饭吃。”马克思说：“浸透了天朝的整个官僚体系和破坏了宗法制度支柱的营私舞弊行为，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偷偷运进了天朝”。
由此，让我联想到当年李鸿章：“先用本土鸦片赶走进口鸦片，再禁掉本土鸦片”的着名论断。即，1880年，李鸿章上奏请求对本土鸦片征收轻税，以提高其对进口鸦片的市场竞争力：“土烟之毒究比洋药为轻，而民财亦不外耗；傥将来洋商无利可图，洋药渐不来华，再增土药税厘益加厉禁，尚未为晚。”
实际上，在此之前,地方大员借口“以土抵洋”而行征税之实的情况已非常普遍。自咸丰九年(1859)，产烟大省云南开征土药税，各省相继仿效，以此为地方一大税源。也就是说，鸦片贸易合法化导致鸦片吸食需求量的大幅增长，加之本土鸦片成本低廉，贩者与地方政府均可从中渔利，遂促使国内鸦片种植面积越来越广。郭嵩焘就曾敏锐地观察到了地方政府在鸦片种植扩大化中起到的积极作用:“种罂粟一亩所出，视农田数倍，力又复减省，州县因之添设陋规，私收鸦片烟土税，亦数倍于常赋，官民皆有所利，以至四处蔓延。”换成今天的话，那就是，郭嵩焘：“地方政府是鸦片种植扩大化的幕后推手”。
及彼，英国领事阿礼国深觉事态严重，1871年提醒英国国会说：“大量的罂粟种植在中国蔓延，中国政府正打着如意算盘，如果中国不能与英国政府言归于好或共同协商的话，中国就会无节制地种植罂粟，使鸦片价格下跌，他们这样做是以为他们能用自己的鸦片挤走进口鸦片。”但英国政府并不太相信中国本土鸦片的质量足于取代进口鸦片。
由是，进入188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