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年，中外瞩目的中法战争呈现出了扩大化和持久化趋势，晚清官僚集团内部清流系领袖张之洞在山西所开展的禁烟运动，在某种程度上被这场战争所遮蔽掉了。这位新任山西巡抚，面对“几乎无县无之”泛滥全省的鸦片种植业，发出了山西乃是“鬼国”的悲叹。数年前惨烈的“丁戊奇荒”饿死上千万人，山西受灾最重，鸦片种植业的泛滥即是主因之一，深悉此中原委的张之洞，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忧心忡忡，感慨道：若不禁烟，再过几十年，山西就彻底完蛋了。故而，本年4月，张之洞决心在山西全省开展一场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

　　这场运动的重要性不在于它的成效——因为它根本就没有任何成效，随着次年张之洞调任两广总督，运动无疾而终——而在于：这位着名的清流领袖、坚定的禁烟者，此后不久却成了本土鸦片种植业的坚定的扶植者。当年的《泰晤士报》清晰地窥见了张之洞这种诡异的转变：“所有总督除张之洞外都反对吸鸦片，张在理论上反对，但实际上并不反对”，因为张自己正在吸食鸦片。尤其是：他在《劝学篇》中痛陈鸦片之害；却又在给朝廷的奏折里极力描述鸦片税收对兴办洋务的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张之洞仅仅是个典型的例子。为了洋务自强，而不惜放任甚至推广本土鸦片的种植和销售流通，进而获取丰厚的“鸦片税收”，其实已经成为晚清朝野的共识。几乎无人意识到：这种将国家利益绝对置于民生利益之上的思维定势，会对此后的中国产生怎样的恶劣影响，酿成怎样惨不忍睹的历史悲剧。

　　伟大胜利：本土鸦片彻底战胜进口鸦片

　　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鸦片之祸的标准化叙述的开端。这种标准化叙述过份强调了鸦片之祸的外来侵略性质，而刻意弱化甚至遮蔽了两个重要史实：其一，早在1840年之前，中国内地的罂粟种植和鸦片市场即已成型，雍正皇帝和嘉庆皇帝都曾屡次发布上谕严禁鸦片的生产与流通；其二，1840年之后，祸害中国百姓身心健康的鸦片，绝大部分是中国本土所产，进口鸦片所占比例极小。

　　中国本土较为大量生产鸦片，始于1830年代。由于外国鸦片的涌入及吸食者日众，国人于是自印度引入鸦片自己种植。先传入云南，继而一路北上东进，最终遍及全国。

　　1830-1857年间，清廷采取了严禁鸦片的政策，种植鸦片者处斩，故而虽有种植，但区域并不广。1858年，为了筹集平乱军饷，清廷对进口鸦片上税，等于认可了进口鸦片合法化，随之，本土鸦片种植的禁令也名存实亡，本土鸦片产量随之大增。许多史料直观地记述下了这一变化——如，光绪年间，有人游览昆明，如此描述当地的罂粟种植：“出南门，绕过金马碧鸡坊，过迎恩堂，时暮春天气，罂粟盛开，满野缤纷，目遇成色。”当时，云南全省有约三分之一的耕地种植罂粟，鸦片已经成为该省最重要的农产品。

　　再如贵州，罂粟的种植面积也相当之广，尤其集中在黔中部和东部地区。贵州鸦片品质极佳，价格又不高，几与洋货相抗衡，前来购买者络绎不绝。如开州、婺川等地，按当地官员的说法，是：“开垦之地半种洋烟……查种烟为近来民利大宗，积习己久，骤难禁革”。

　　四川的罂粟种植则是后来居上。1883年，刘光第路经涪陵，对当地遍地罂粟的景象“不胜骇然”，他在日记《南旋记》中如此描述：“此地与忠州、丰都皆以种罂粟为要务，葫豌，菜、麦，至市他邑，故通市难觅菜油，日用则桐油，皆罂粟油也。”

　　可以说，到了19世纪六七十年代，罂粟种植已遍及全国，再也找不到无大量罂粟种植业的省份了。北至蒙古、西至甘陕，南至闽粤，东至富庶的江浙山东，各省皆有大量土地用来种植罂粟，甚至成为许多农民的主业。着名传教士理雅各曾从北京由陆路旅行到镇江，沿途所见，“黄河和长江之间的土地上都布满了罂粟田”。

　　国内罂粟种植面积的扩大和鸦片质量的提高，直接导致了外国进口和走私鸦片的逐年减少，至1880年代，国产鸦片数量早已超过了进口鸦片。据数据统计，到1879年，全国鸦片的自给率竟达到80.12％。到1881年，不仅波斯鸦片进口全部停止，而且据当年英国驻上海领事提交给本国的贸易报告所说，“在四川、云南、山西、陕西、甘肃和贵州等省，印度鸦片几乎都被赶出了市场，现在简直不再运往这些地方，那里的消费全部由中国产的鸦片供应了”。中国鸦片的发展速度惊人，仅过一年即1882年，本土鸦片已经不仅完全满足国内需要，而且可以出口了。“外国鸦片不仅在华西和西南地区，而且在沿海地区也正在逐渐让位于中国鸦片。就像华西的鸦片正在大批流入缅甸一样，东面的台湾和其它岛屿现在也从大陆获得其部分鸦片供货”。

　　中国鸦片彻底将把外国鸦片赶出中国，看起来已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民族主义：晚清朝野扶植本土鸦片

　　本土鸦片迅速取得对进口鸦片的决定性胜利，与晚清上至朝廷大员，下至普通知识分子对本土鸦片种植的扶持是密不可分的。正是他们的这种扶持态度，为本土鸦片种植业提供了生存空间——尽管，清廷从来没有明确表示过本土鸦片种植业合法。

　　最先提出给本土鸦片种植业以生存空间的，是不赞成林则徐的严厉禁烟举措的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在许看来，鸦片终究是禁不住的，反倒不如将鸦片贸易合法化，如此政府既可从中征税获利，又能制定一系列的政策规范鸦片贸易，譬如只能以货易货和严禁官员吸食等。许乃济后来被从四品官贬为六品官，成了“卖国贼”；他所反对的林则徐则因为坚决禁烟而获得了一枚民族英雄的历史标签。

　　世事无常，历史更是充满了喜感。1847年，已调任陕西巡抚的林则徐完全改变了自己的“鸦片观”，反与许乃济成了“同道中人”。在给友人文海的回信中，林则徐如此说道：“鄙意亦以内地栽种罂粟于事无妨，所恨者内地之嗜洋烟而不嗜土烟。”在此时的林则徐看来，如果本土鸦片“胜于洋贩”，百姓自然都会乐意购买本国鸦片吸食，不再购买洋烟，如此，白银只在本国之内流通，“如人一身血脉贯注，何碍之有？”自然是毫无问题，怕只怕，那些吸惯了洋烟的人不爱国，不能回心转意支持国货——“第恐此种食烟之人未必回心向内耳！”

　　当年许乃济被朝野内外同声唾骂遁无可遁终于声名狼藉，时移世易，如今却换作了禁烟派惶惶然战战兢兢不敢发言。晚清禁烟名士许珏在给湖南巡抚赵尔巽的一封信函中如此说道：“珏两年来疏陈请加洋土药税，未敢遽言禁者，因言禁则众皆以为迂图，势将置之不问；言加税则尚有裨财政，或冀采用其说。”——禁烟名士沦落到不敢轻易谈禁烟，否则即有被视作迂腐遭到耻笑的风险，可见流风之所向，颇有浩浩荡荡之势。

　　用本土鸦片抵制进口鸦片的论调，在晚清朝野拥有广阔的市场。袁世凯的叔父刑部左侍郎袁保恒，在在光绪初年即曾明确扬言要扶植本土鸦片的方式抵制进口鸦片。他告知总税务司赫德：他将和其他人一起保护本国的鸦片种植，直到能够制止外人输人鸦片，那时本国才可停止种植鸦片。

　　这种带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鸦片商战”的概念，在1894年被郑观应明确概括提炼了出来，郑观应认为，“鸦片战”是对西方进行“商业之战”的首策。建议朝廷“弛令广种烟土”，以进行“鸦片战”——早在1862年，郑观应就已经开始提倡“以土抵洋”，建议民众多吃本国鸦片，少吃进口鸦片，并视之为固国卫民之道。

　　1872年创办的《申报》，也极力提倡这种民族主义性质的“鸦片商战”。1873年6月28日刊登的一篇题为《拟弛自种鸦片烟土禁论》的文章极力呼吁政府放松对土产鸦片的禁控，理由是：其一，国人既然喜食鸦片，放松对土产鸦片的禁控，政府一可征税，二可使数千万两白银留在国内，免致流失；其二，加强鸦片制作方法的改进，仿行印度办法，以适合国内消费者的口味，政府不但有巨额税收，农民也可以增加收入；其三，凭借征税而使鸦片售卖价格增高，贫者戒吸而富者渐减，最终自然不禁而禁。

　　真正在政策上为土产鸦片松绑的，是直隶总督李鸿章和总理衙门。1874年，李鸿章与总理衙门首次向清廷提出“种烟驰禁”的主张，建议自行生产鸦片，以抵制进口鸦片。当时虽有许多大臣并不赞成，但李鸿章对自己的这一提议极为自信，在他看来，继续禁止本国生产鸦片，不过是“徒为外洋利薮之驱，授胥吏扰索之柄”，不过是便宜了洋人，方便了胥吏。

　　鸦片财政：为求“国富”而不惜牺牲“民强”

　　在知识分子眼里，国产鸦片战胜进口鸦片，是民族主义所取得的伟大胜利。但在朝廷内部大多数官员眼里，扶植国产鸦片的目的，则是为了获取可靠而且可观的财政收入。在知识分子们中间，禁烟是一种政治正确，民族主义也是一种政治正确，但后者高于前者，所以，可以为了后者而牺牲前者；在官僚系统内部，禁烟同样是一种政治正确，国家自强也同样是一种政治正确，后者高于前者，所以，同样可以为了后者而牺牲前者。

　　这成了晚清上至朝廷，下至地方府县泛滥成灾的鸦片财政的“理论根源”。

　　作为表面文章，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始终宣称对鸦片征税只是手段，禁烟才是终极目的，乃是“以征为禁”、“寓禁于征”。但事实是：禁烟只是幌子，征税才是目的。1877年，驻英公使郭嵩焘连上两道奏折，请求朝廷主持禁烟，两广总督刘坤一在一封私人信函中如此评价郭嵩焘的建议：“郭筠仙侍郎禁烟之议，万不能行。即以广东而论，海关司局每年所收洋药税厘约百万有奇，讵有既经禁烟仍收税厘之理！此项巨款为接济京、协各饷及地方一切需要，从何设法弥缝？……顾据实直陈，必触忌讳，不如暂缓置议，想朝廷不再垂询。”

　　刘坤一说得很坦白：广东不能禁烟，因为鸦片财政的重要性是不可替代的。对郭嵩焘的奏折的处理方式，只能是搁置起来不做讨论，因为一讨论，就要涉及到禁烟这个政治正确的问题，而一旦禁烟，就要危及建立在鼓励本土鸦片种植基础上的鸦片财政。所以，“暂缓置议”是最好的处理方式——因为朝廷上下对鸦片财政早已达成默契，所谓暂缓，就是拒绝讨论，“想朝廷不再垂询”。

　　晚清名士何启和胡礼垣也有过类似的论述：“今中国所急者财用，而厘税之入，以鸦片为大宗。洋药进口厘税六百万两，土药厘税名虽二百二十余万两，而实则二千余万两。是合洋药土药而计，每年值二千六百余万两。国家之利赖在此，官府之调剂在此，若舍此项，则补救无从，此所以禁烟之举，近年缄默无言也”。

　　民国学者于恩德着有《中国禁烟法令变迁史》一书，对晚清的鸦片财政洞若观火：“盖当时朝廷深知鸦片弛禁每年可收巨款，又适值军用浩繁需款孔急，遂决定弛鸦片之禁公开收税。但禁与弛禁二者根本不相容，既弛禁则主禁之政策，决不能并立，而‘寓禁于征’之政策，亦实根本欺人之谈也。因吸烟者一经成瘾，苟非施以强迫之压力，不易戒除，虽倾家荡产售妻鬻女，而鸦片不能不吸。故‘寓禁于征’政策实行之结果，徒使吸烟者速至于‘家败人亡’之地步而已。况所谓‘寓禁于征’之主旨，乃在于‘征’，而非在于‘禁’。结果此种政策反成为禁烟成功之阻碍，因政府恃为利源，而不肯舍弃也。自鸦片弛禁之后，使大多数国民陷于万恶之毒害中，国力既因之而疲，国势亦因之而弱。”

　　据史料记载及相关资料统计，光绪二十九年，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为1亿两多一点，光绪三十一年的财政总收入至多不过1.5亿两，光绪三十四年的中央财政收入增长至2.4191亿余两。而光绪三十一年的土洋药税厘收入总数为22,610,478两，光绪三十二年的土洋药税厘收入总数为23,507,550两，光绪三十三年的土洋药税厘收入总数为20,204,236两。也就是说，鸦片税收在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中至少维持在10%以上的比例——如果考虑到中央政府所完整控制的仅仅是进口鸦片的税厘征收，在本土鸦片的税厘征收方面一直未能战胜地方政府，而后者又在整个鸦片市场上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那么，这个10%的比例，显然是严重缩水了的。

　　20世纪初，清廷迫于内外压力，开始禁烟。地方省份遂痛感财政收入与支出出现严重脱节。譬如1909年11月山西巡抚奏称:“本省进款，自开办统税，药厘一项骤短银二三十万，至本年禁种，更无税厘之可收。出款日增而入款转减，计三十三年已亏银七十万，三十四年将亏至百万，本年又加认海军开办经费,每年应允解银十五万，常年经费五万，本省审判庭及咨议局经费约共十万两，截至年终计须亏银一百四十万。”——山西向中央诉苦，然而中央同样没有钱，因为这么多年以来，中央同样也是一直在依赖着鸦片财政过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