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卫国教授回应：邱老师提到社区这个概念，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为我前几年研究社区矫正，也面临一个困惑，就是什么是社区？我理解社区矫正啊，不是说简单地把罪犯放在社区里矫正。社区不是一个场所的概念。应该是以社区为主导，来矫正罪犯。你把他放在社区里，还是警察或者司法局的工作人员来矫正，这个效果是有限的。国外社区矫正做得非常好。比如香港有什么太平绅士。他们的宗教人士，和尚、尼姑、神父、牧师，这些人都参与。预防犯罪，包括对弱势群体的救助，应该充分发掘社区的力量。什么是社区？我的理解社区应该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第三方。我们居委会村委会，实际上成了国家政权的一个附属物，政治化色彩非常浓，它不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里多次提到，要加强社会自治，其中一点就是要发展NGO，扶植民间力量的生长。我觉得这才能真正形成社区。不管是社区矫正还是社区戒毒，还是其他方面，将来还是要向社会自治这个方向发展。有些政府做不好的，管不到的，还是要依托社区。
褚宸舸副教授回应：社区戒毒不是居委会、村委会来进行戒毒。《禁毒法》明确规定，社区戒毒的主管是街道办事处和乡镇政府。这不是基层自治组织和群团组织的事，是政府的义务，政府应该投入人财物的。政府如果把这个事情全部交给居委会或村委会，按照我国现有基层社会自治组织发展状况，居委会和村委会哪里有能力、精力、资金来承担这个工作？应设计一种考核机制，让基层政府能把这个事情做实。云南有个“雨露社区”，是由该市吸毒者组成的强制性封闭性的“社区”，这是“社区戒毒”吗？公安部曾在全国推广其模式，我觉得可能欠考量。
贾平律师回应：社区戒毒存在一个异化，我们学者一定要直面这个问题。Communityorganization，指利益相关群体，比如说犹太人、艾滋病感染者、同性恋的群体。利益相关类似身份的人在一起。一到中国来被翻译成“社区”，成了半官方的（组织）。国家吞噬社会的结果，是把这个词异化了。维稳的解决方案之一就是要用社区组织、社会组织，大量发展民间的社会组织，政府去购买这个服务。
贾伟主任医师认为：社区戒毒就是一句空话。一个人染上毒品以后，你如果对他不用药，他不吸毒不可能。社区戒毒若不给人员、经费，如果不给用药，要戒毒是一句空话。有些所谓社区，实际上是变相强制，你把他关在一个地方，不能出来，实际上就不是一个社区，他只能待在那个地方，不能正常生活。
其次，冯卫国教授谈及强制隔离戒毒的问题：
刚才贾律师谈《禁毒法》出来以后，就是名字换了换，但是换汤不换药，原来叫劳教戒毒，现在叫强制隔离戒毒，还是那一帮人，还是一样的做法一样的模式，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充其量就是一个劳教戒毒的2.0版。去年劳教制度废除了，但是我觉得光废除劳教还不行，废除了一个狭义上的劳教，还有广义上的劳教。所有未经正当程序入罪的都是劳教，可以叫类劳教。比如收容教育。最近我在网站上看到，对黄海波这个事情，网上评价几乎是一边倒，99%的人都认为他不应该被收容。去年上海的法官集体嫖娼就关十五天。有网民就调侃，为什么上海那个就轻，为什么不收容教育呢？说没有必要教育，因为法官懂法，黄海波是个演员，他不懂法。法官人多，集体嫖娼这个叫“批发”，黄海波这个叫“零售”，批发有折扣，所以零售关的时间就长了。大家都认为这个收容教育制度没必要。国外的整个趋势是“非罪化”。我们不认为是犯罪，但是实际上比犯罪还严苛。当然，国外也有定罪，但是在红灯区里面它是正当的。我们是动不动就抓起来，而且里面还带着很多腐败、利益、暗箱操作等等问题。我觉得收容教育应该废除。但是还有一些这样的“类劳教”制度，比如说收容教养，这个还是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的。问题是，现在法律提到了，但是没有什么细化的规定，所以裁决程序很模糊。这个就不是废除而是正当化、合理化的问题。
褚宸舸副教授回应：社区戒毒三年，再强制隔离戒毒三年，再社区康复三年，一个人一辈子有多少个九年？一个公民，因为他吸了毒，我们就把他投入到一个自由受到限制的系统当中，像下水管道一样，他就出不去了。他的人生就顺着这个“管道”往“下”走。如果他康复得不好，或者复吸几次，再来几次强制隔离戒毒的话，他这一辈子就在强制隔离场所里面了，其实跟坐监狱没有太大区别。要从人权角度思考一下这制度设计的问题。
有些基层执法人员认为《宪法》《禁毒法》《戒毒条例》都规定得太空洞，他们更关注地方立法，或者公安部、司法部的一些规章，还有一些不是法律的红头文件。公安有时为自己执法方便搞一些不太科学的标准或者内部做法。前几年我曾经看过一个报道，北京市公安局某领导说，吸食摇头丸的只要抓住两次就强制隔离戒毒。他吸食两次但还没有成瘾，你把他强制隔离戒毒，有什么毒可戒呢？还是应该尊重医学上成瘾的诊断标准。所以，这几年我用大量精力挖掘一些地方性法规、规章、文件，对它们进行批评，进行合法性审查的研究。否则我们国家法律规定得再好，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上有大法、下有小法，到底下好经也念歪了，既要推动、促进基层执法人员严格依法办事，也要有良法。
翟晓梅教授对吸毒者被纳入动态管控系统的做法提出了批评，认为这侵害了吸毒者的隐私和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动态管控系统是公安、医疗、药监信息共享的平台，所以你来了以后医疗单位就有义务把这些信息共享给这个系统。你住旅馆的时候一出示身份证，警察马上就来做尿检，所以戒毒者就非常生气，觉得隐私被泄露了。大家对这个动态管控系统诟病颇多。
褚宸舸副教授回应：我国对所谓重点人群的管理，是带有一定歧视性的。当一种社会群体被看成另类，不同于普通公民来管理，我们法律或者社会政策上应该怎么解释和解决这个问题？一些法律政策出台很仓促，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和全民讨论环节，搞出来以后发现漏洞百出，再通过其他政策去弥补。弥补当中又发现漏洞，然后再弥补。就像一块抹布，补了好几次。这样的做法很不科学。
再次，围绕“毒驾”，与会者进行了讨论。褚宸舸副教授认为：公安部其实在推动“毒驾”入罪。部长给全国人大常委会汇报禁毒工作时就建议要把毒驾入罪。公安机关的思维，就是任何解决不了的问题就定罪入刑，当然，这里面也有部门利益。《禁毒法》当初就是由公安部牵头搞的，国家禁毒委办公室设在公安部禁毒局，法律草案交给国务院法制办，从法制办再到国务院常务会议，再送全国人大常委会。“毒驾”要入罪，当然先要造舆论。中央电视台就是造舆论的一个工具。所以，官媒背后其实也有政府一些部门的观点在里面。
贾平律师回应：理论上毒驾和酒驾性质是相同的，酒精也是广义毒品的一种，因此二者不应该差别对待。我吸食过（毒品）在正常状态下你为什么不让我驾驶？中央电视台这种做法，我认为不合适。它动用国家的力量，把边缘人群往死路上逼。吸毒的人，往往倾家荡产，或者往低层走，他本来就没有什么就业机会，往往就是驾驶、按摩这种。你再不让他做，那你这不是把人往死路上逼吗？不是逼着人去闹事吗？法学者天然的应关心弱势群体。政策的制定者，在制定政策过程中要注意两点，一点是控制社会成本，你不能什么都网格化管理，也不可能管得过来嘛。那就成了警察国家，纳税人承受不了这种管理方式。二是社会弱势群体的承纳能力。你不能把他往没有路的地方逼。商汤说“网开三面”，就是要给人出路，不要四处撒网。
最后，围绕美沙酮维持治疗问题，与会者进行了研讨。褚宸舸副教授提问：要接受美沙酮维持治疗，需要什么样的条件？贾伟主任医师回应：经历过强制隔离戒毒的，需要到住地派出所和禁毒支队盖章，没有经历过强戒的，随时都可以进来。但是美沙酮门诊是公安、药监、医疗的联合主办单位，只要进来之后个人信息就会被共享，就会被纳入管控系统之中。对毒品的依赖，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彻底戒断比较难。如果毒品对人的身体伤害不那么大，社会容忍度比较高，普通人不可能自愿地去戒毒。只要有机会，就会复吸。现在美沙酮门诊确实对病人是一个很好的帮助。吸毒者一旦进入美沙酮门诊，不到处闹事了。时间长了他家里要求也高了，一开始要求他不吸毒就行，后面就要求他是不是该就业、找媳妇儿啦，这确实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普通人现在就业都很难，吸毒的人就业更难。就是让我去雇佣他们，我的心里也嘀咕，你敢雇佣他们吗？因为他们有些恶习确实难改，所以戒毒的很多后续问题解决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