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下，杭州城北。浙江某强制隔离戒毒所的院子里，一群中青年男人在操场上出操。他们留给了我一群充满生气的背影。烈日把影子拉得很长。集合哨响，他们迅速靠拢，阴影也越来越短，越来越小。对于他们而言，正因为人生的另一段相似的阴影经历而聚合在这里――吸过毒，患了艾滋病。在这里，阴影逐渐从斜长变短。

　　这65位男人，是浙江某强制隔离戒毒所艾滋病专管中队学员。国际禁毒日前夕，浙江在线记者获准进入这一戒毒所，与他们面对面谈话，这也是4号楼首次对媒体开放。

　　我承认，虽然做了充分的准备，但见到他们，我还是会慌乱，紧张，甚至有点却步，当话闸子打开，让他们的倾诉与记者倾听成为一种温和的交流方式后，一切都变得自然。所谓的“身份”意识慢慢退却。很多时候，因为陌生，或者拒绝，我们害怕，进而歧视。很多时候，我们往往只在意他们的身份，而不愿意花一点时间去倾听“艾滋病人”、“吸毒者”身份的来历。

　　神秘的“4号楼”

　　4号楼，没有想象的神秘。

　　4号楼很不起眼。跨进紧锁的铁门，穿越塑胶的羽毛球操场，右拐，再经过习艺培训间，一座5层的小楼就是了。

　　4号楼也有名字，叫“康复楼”。是全省唯一收治男性艾滋病戒毒人员的专管中队。

　　所有强制戒毒劳教学员都会在这里短期停留

　　李孟春所长说：“戒毒人员送到所里后，首先进行艾滋病初筛检测，对被确诊为艾滋病感染者的戒毒人员，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向本人告知。每年还邀请疾控中心专家给艾滋病戒毒人员举办艾滋病防治专题讲座，组织医务人员为他们检查身体，发放一些慰问品。”

　　除指定的管教民警和戒毒人员之外的任何人，很难获准进入。所有强制戒毒劳教学员，一般都要在这栋楼进行短期的停留。所有落所新来的，都要在这里接受教育后重新编队，进入常规中队。

　　而有一部分人不会这么幸运，他们是学员当中最不守纪律，常常不服管教的人，会从常规中队出来，投放到这里重新编入严管中队。这两队人马，一是因为“新来的”，二是因为“老油条”，而被许多学员所注目，除了用作谈资之外，他们不愿接近。实际上，他们也没有接近的机会，这栋楼，单独管理，单独操练，单独劳动，单独作息。

　　严管队在三楼，手上有着刺青的学员刘东(化名)指指头顶，说，4楼的人才可怕。4号楼4楼，颇为神秘。5楼是空着，为了腾出地方接待可能更多的艾滋病强戒劳教学员的到来。作为全省唯一接受男性艾滋病戒毒学员的地方，某强制隔离戒毒所做了充分的准备。

　　事实上，之前，这里一度也收押了女性艾滋病学员，因为管理的尴尬而转移到另一监所。4楼65人，是历来人数最多的，而马上，又将有一批转运来的5名患者到所。

　　从2003年11月至今，4号楼已经收教艾滋病强制戒毒隔离人员200多人次。他们集中于外省籍，浙江本省人仅仅两人。西南的贵州人占了半壁，其次是云南、四川还有新疆。在毒品猖獗的西南，他们在当地就开始了吸毒史。

　　政委罗爱民描述，这里的戒毒者一般遵循的规律是“外省籍在浙打工人员――不良的生活习惯――开始吸毒――感染了艾滋病”。我省研究毒品犯罪的一位警界资深人士称，西南在浙的涉毒犯罪严重，而且云贵等省份的吸毒者在浙“潜伏者”众。

　　一套门禁系统隔开了两个世界

　　戒毒者的活动半径不超过10米，4楼宿舍和电视房，1楼的生产间和教室，再就是门口标准的篮球场。吃饭，有食堂师傅会专门一车车拉来。用餐后，所有饭菜容器将送到收容点，单独消毒保管，排泄物也都每日进行及时消毒处理，所有生活用品和理发工具专人专用。

　　结实的门禁系统将长排生活区与楼梯隔开，坐在门口的值班室，目光所及直到尽头。值班室里的监控操作台上，每一个探头都忠诚地记录着这里发生的一切。

　　王警官，曾经艾滋病专管中队中队长，如今是分管艾滋病中队的副大队长。掏出磁芯门牌开门，带着记者走进去。右边是谈话室，一旦有心理问题，便可以在这里接受具有国家心理咨询师资质的劳教民警的谈话。

　　紧挨着的是电视室。每天晚上7点，雷打不动地集体按时收看“新闻联播”。407室有几位值日学员在谈天，看到王警官，迅速起立报告。他们区别于常规中队，全部住下铺，因为怕上铺意外跌落受伤出血。被子整齐地叠成了方块豆腐。

　　一楼，工作间。

　　看到有陌生人突然进入教室，他们都把目光朝向记者，手头上的习艺培训活儿停下，记者有点不好意思了。在此之前，这里禁止对媒体开放。他们互相嘀咕着，这是谁来了？

　　出乎记者的意料，他们大多并不虚弱，没有羸弱到气若游丝，也没有枯瘦如柴，相反，记者的身形在队伍里算是十分瘦弱的。

　　李孟春说，艾滋病的潜伏期长至12年以上，现在接收的戒毒人员一般都在感染5年之内。没有病发，他们和正常人一样，但免疫力相对弱一点。但如果病发，他们就像点蜡烛一样，一烧完，生命终结。

　　混江湖的他，厌倦了江湖

　　东奇(化名)喜欢称自己是蜡烛，他每天睁开眼睛都会自嘲：哦，蜡烛还没有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