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有一款诱惑你”

　　毒品产业正在成为一个成熟的“快消”行业。在产业内部有专门的市场策划人员，他们像推出一款新的饮料一样推出新毒品，他们对人群具体细分，给毒品调制不同的口味，定义不同的时尚特质，抓取城市人群最渴取的卖点和噱头。

　　“一些新型毒品强调它的成瘾性小一些，不被认为是毒品，但其实危害同样大。”石建春介绍说。由于工作上的便利，禁毒教育基地与强制戒毒所有比较亲切的往来，他们时常去拜访戒毒人员，和他们聊天，从他们口中总能听说一些闻所未闻的新名词。

　　王毅告诉记者，毒贩会告诉他们，哪些能带来兴奋感，哪些可以带来兴奋和抑郁交加的感受，哪些可以带来更强烈的性快感……每个产品对应着不同的需求，套用一句曾经流行的广告词:总有一款适合你！

　　这种被贴上“黑色前卫”标签的新型毒品，被种种诱人描述包裹:不会上瘾，无损健康，让人精神振作、充满自信，甚至还标榜具有神奇的减肥效果。

　　在各种新潮前卫的包装营销之下，新的毒品消费文化正在慢慢形成。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邱泽奇，2000年受国家禁毒委和公安部禁毒局委托，开始了一项长达4年之久的“创建无毒社区比较研究”，此后一直关注禁毒领域的各类新进展。他说，目前禁毒趋势中最主要的变化是群体的变化。以往大家熟知的阿片毒品，比如海洛因、鸦片等，在整个人群中的比例逐渐下降；而苯并安类和比安铜类这些新型毒品，在当下不能看到危害，不够引起警觉，人们觉得是无害的。“新型毒品能增加聚会效应、交往效应，渐渐成了大家追捧的对象，变成了一个时尚；而且吸食新型毒品的人群，年龄也朝更加年轻化的方向发展。”

　　邱泽奇认为，新型毒品的危害更大，因为人总是一个情景性的动物，人在一定的情景下，对自己的行为是难以自制的。“和早期劝解人不要吸海洛因时、鸦片不一样，在吸食鸦片海洛因，它没有一个情景，没有一个外在的情景状态来诱惑你，一旦把你带到迪厅、酒吧，你自己本来就是去找HIGH的，人家说吃一个就会很HIGH，你就会想尝试，诱惑性更强。”

　　邱泽奇的调查和其他研究小组的调查表明:从初次吸毒的情况来看，92％的人第一次吸毒时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与两个以上的人在一起，并且是被邀请；80％以上的人初次吸毒时是完全被“请客”的；约80％的人第一次尝试毒品的主要原因是好奇，其次是“与朋友起哄”。

　　一群人玩，又是别人请客，“不会上瘾、无损健康、让人精神、充满自信”等新潮标签又恰当地掩盖了它的真实危害，再加上自己好奇，年轻人确实没有多少人能抵挡住这些诱惑。

　　于是在不了解毒品危害的状况下，在好奇心的驱使之下，年轻人就会“勇敢”地迈出了危险的第一步，而这一步之后如果没有得到控制，那么他们就会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在2—15天之内第二次尝试，并在两个月左右成为“瘾君子”。

　　然后，你就成了名副其实的“专业人士”。

　　禁毒亟须换思路

　　邱泽奇认为一些地方GDP至上的思路对禁毒也是一个阻碍。“我有个地方官的朋友，做到首长了，觉得有点娱乐场所能提高我们的经济，然后大家消费一下能增加GDP，我把毒品打完娱乐场所没有了，经济没有了。背后有一个很大的驱动力就是‘当届政府只管本届政府事’。”

　　新型毒品在“改头换面”之后，用时尚的概念攻占拓展了一块新的市场，这个市场上的消费者主要是青少年和城市白领。而反观政府对禁毒工作的认识，却相对滞后。中国对吸毒问题的管理基本由政府操办，这套制度取得了很大成效，但确实也要进行一些相应调整。

　　“多少年来，我们始终在强调禁毒人民战争，我觉得提法上不要讲得这么极端化，这个决心我们支持理解，但我认为禁毒工作实际上是一个日常工作，要平心静气来做，不是打一个战争能解决的。”邱泽奇说。

　　石建春更愿意从“文化”层面上理解禁毒工作。“以前的禁毒更多是宣传教育，是让你知道，现在我们是力图去‘接近’这些易受感染的高危人群，而不是‘教育’，我们希望平等地交流和影响。”石建春说，今年禁毒基地编排了一部音乐歌舞剧《瘾型人》，准备在6?26国际禁毒日时面向社会公演。

　　此外，尽量发起更多的人志愿参与禁毒活动，也是一条减小国家禁毒体制压力的途径。

　　北京市禁毒志愿者总队下属有一个直属大队，里面的成员散布在各大公共服务领域，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娱乐场所、出租车、邮局等地方工作。为此，北京禁毒志愿者总队还联合电信北京公司、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北京分公司共同开发了一款手机，将免费向全市禁毒志愿者、社区戒毒帮教工作者、大学生村官等范围内发放3万部。“人人都是我们的志愿者，今后举报仍将是我们很大的工作范畴。”石建春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