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抗已经形成的吸毒亚文化，单凭居高临下的‘教育’太落伍了。”石建春说。多年的禁毒教育工作使他接触过不少吸毒者。随着新型毒品的快速发展，他所看到的吸毒者群体越来越显示出年轻化的趋势。这些追求“前卫、时尚、狂欢、刺激”高峰体验的青少年反感说教，嘲笑权威，对老套枯燥的禁毒宣传嗤之以鼻，很难有什么能吸引他们的注意，更不用说打动他们的心。而对峙、指责，或者对他们施加道德压力，只会招致更凶狠的逆反。

　　也许只有以文化来反击文化，才能让意识层面的问题得到解决。

　　2005年，曾10次登上《时尚》杂志封面的英国超模凯特.摩斯又登上了英国《每日镜报》的头版，不过这次的标题是《瘾君子凯特！》。丑闻曝光后，一向视其为时尚偶像的粉丝们顿时大哗。LV、CHANEL等奢侈品牌随即宣布终止与凯特的商业合同，BURBERRY也打消了与她第八次续约的打算。如果不是她及时公开承认错误，向公众道歉并承诺戒毒，就连老东家H&M这根救命稻草也抓不住。这就是主流文化的力量。

　　相形之下，我们的主流文化在面对亚文化威胁时，似乎反击力度欠奉。满文军事件后，与他有交情的圈中好友大多以“鸵鸟政策”来回避媒体，实在躲不过就以“很震惊”、“很意外”之类不痛不痒的套话回应，连利于行的逆耳忠言都鲜有耳闻。

　　这或许是为什么，许多网民在评论娱乐圈涉毒新闻时留言说:“明星吸毒很正常。”对主流文化的认同，远比不上对吸毒亚文化群体的高度容忍和漠视。而这也是为什么，石建春所在的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会想到联合中央戏剧学院，在话剧最成气候、也最受年轻人欢迎的北京，创作出这样一部前所未有的“音乐心理剧”，放下架子，还原现实，用艺术又真实的悲欢离合唤起观赏者的共鸣。

　　“我们必须创造足够强大的主流文化来对抗吸毒的亚文化，以平等、影响的角度来达成说教和灌输无法完成的任务。”石建春说，基地已经和中央戏剧学院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争取以后每年的禁毒日，都能推出一部探讨吸毒亚文化产生机制的剧目。

　　下午5点钟，彩排圆满完成。观众们回味着留在记忆中的精彩片段，陆续走出剧场。基地的院子里，一群年轻的禁毒志愿者恰好也将结束他们的参观和学习。在刻着基地全称的石碑前，他们打出一面由全体成员签名的旗帜，合影留念。白色的旗帜上，深蓝色的大字分外醒目:“珍惜生命，远离毒品”。

　　来娱乐场所的人很少拒绝毒品

　　我从上世纪90年代末到Z市后，因为没有正经工作可做，就在娱乐场所里混着，刚开始是跟朋友们玩，一起吸毒，慢慢地便跟毒贩混熟了。为生计着想，干脆做起了毒品买卖，这个来钱快，风险也不是太大。Z市是广东省内出入境的重要关口，这里的娱乐场所非常发达，尤其以大大小小的迪士高居多，来自内地和港澳的客户非常多，毒品在这里的几乎所有娱乐场所都是常见的。我主要向这些娱乐场所提供麻古和冰毒，也会经常给内地某些市县的客户提供毒品。

　　我做的生意并不大，在Z市像我这样的小毒贩不计其数，我自己认识的就有好几百个。我们这些小毒贩属于整个毒品销售链中的最低端，通常从上线拿到毒品后，会直接卖给吸毒者，这些吸毒者主要是来娱乐场所玩乐的客户，其中以混社会的青少年居多，大概占到百分之六七十，也有一些是来找乐的白领工薪阶层，有时候是单位领导带过来的，在迪士高里开个包厢，由领导买单，大家一块吸食毒品。

　　虽然在多个夜场长期出入，但能亲眼看到娱乐明星吸毒的机会并不多。比如说，在迪士高内，有各种层次和收费不同的包厢，即使有明星来，也会是在相对高级的包厢里，这些包厢普通人很难有机会进去。在我的记忆中，曾经亲眼看到的只有香港明星张XX，当时是2004年下半年，在Z市迎宾路的一家高级迪士高内。当时张XX与Z市的一些黑社会老大在包厢里玩，刚好我和我的朋友也认识该黑社会老大，所以也能进到包厢，大家一起喝酒，吃摇头丸，当时还不流行麻古和冰毒。在这家迪士高内，也是在2004年，我还曾经遇到一名台湾人，自称是陈水扁的弟弟，也在此吃摇头丸。

　　据我观察，来娱乐场所消费的，拒绝毒品的人其实比较少。一般来说，大家将吸食毒品当做一种开心的方式，就像洗脚、按摩或者找小姐一样普通。毒品的种类大致有几种，前几年比较流行摇头丸和K粉，但是现在都没什么人玩了，大概是玩腻了，不新鲜了。这两年比较盛行的是麻古和冰毒。通常来说，我们会将吸食麻古称作“打鼓”，一伙人说声“我们打鼓去吧”，也就是去宾馆或迪士高开房，围着一起吸食麻古。冰毒也不叫冰毒，而是称作“猪肉”。对于黑社会混混来说，吸毒是一种款待朋友的娱乐方式。比如说，如果有老大过生日，他会将兄弟们集中起来，在宾馆或迪士高开房，一起吸毒找乐子。当然小弟还不够格吃毒品，他们得保持清醒状态，等老大们吃high了，得负责搀扶照料，端茶倒水，不能有闪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