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服务的专业化
社会服务在向专业化、职业化的方向发展，社会工作者成为社会服务不可或缺的重要专业力量，承担着一线社工实务和社会工作的管理、政策策划等工作。
20世纪50年代后，为了保护公众接受优质的社会服务，同时也为提升社会服务的专业水平和权威，各国通过社会工作者法案，陆续开始了社会工作者注册，有了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制度。社会工作者经过培训取得资格证书。一系列社会工作学校或院系成立。各个国家的社会工作者队伍日益走向联合，如从儿童服务单一领域到整个社会福利领域的社会工作者协会的联合，从地方层面到国家层面的社会工作者的同盟。
北欧的社会服务教育开始得很早。战争导致儿童失去父母，于是孤儿看护机构建立。1918年，芬兰理工学院替代以前教堂的类似工作，开始第一个固定的社会服务教育计划，为儿童照护机构培训管理者。芬兰20年代和30年代，芬兰设立儿童福利课程；50年代实施家务服务培训等中等职业教育课程。后来，培训教育计划发展成为更加全面的照护培训，包括社会和健康照护的基础知识和技能。
现代社会服务专业化的标志是一系列社会工作学校或院系成立。美国早在1898年便致力于社会服务专业培训工作。1893年，布法罗城的慈善组织协会认为要制定机构的目标，从业人员要具备处理贫困、社区、家庭、儿童成长问题等知识。他们对由牧师承担机构服务工作提出质疑，认为有必要找接受过特殊训练的职业人员承担助人的工作。1898年，一些慈善组织开办了暑期训练班，提供 “友善访问员”独立上岗前的培训，培养和神职人员不同、领取薪水的专业服务工作者。1904年，哥伦比亚的纽约慈善学校（即后来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工作学院）把训练项目发展成为一个为期一年的课程，陆续其他学校的社会工作课程也陆续发展起来。
1929年，悉尼和墨尔本为社会服务人员提供社会工作培训课程，标志着澳大利亚社会服务工作专业化的开始。随着对受过专业培训的社会工作者需求的不断增长，1939年，阿德莱德市也开展了类似于悉尼和墨尔本的培训。20世纪40年代，社会工作在澳大利亚被认可为一种专门职业。1946年，澳成立联邦社会工作者协会。20世纪50年代，社会工作者开始致力于提高社会服务的专业化水平。从20世纪60年代起，社会服务的专业化、职业化进程不断加快，社会工作者队伍日益成为社会福利制度运行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支重要专业力量。澳大利亚社会工作者大多就业于公共部门服务机构，工作在联邦政府、州和地方政府各级的社会服务、健康和矫正服务部门，承担社工实务和社会工作的管理、政策策划等工作。提供社会服务的各类公益类社会组织也是澳社会工作者就业的一个重要部门。
20世纪的四五十年代，社会工作逐渐明确，逐步实现专业化、职业化，发展成国家社会福利制度的重要支撑。为配合政府福利服务改革，社会工作者在做好服务的同时进行了大量社会研究，为立法提供可靠、翔实的依据。美国联邦政府的健康和人类服务部负责社会福利服务的有关法律条文的制定，引导专业社工从事社会工作。各级地方政府的社会服务部门聘用了绝大多数专业社工。所以，美国社会工作者的管理是政府和专业团体共同推动的结果，特别是社会工作专业团体对专业化、职业化建设作用巨大。
新西兰社会工作者有了职业资格。1949年，新西兰成立了儿童福利工作者协会。1957年以后，地区性的社会工作者协会不断涌现。1964年，新西兰社会工作者协会成立。新西兰社会发展部（前身为社会福利部）于1999年确定了社会工作者注册制度的框架，2001年起草社会工作者注册法的草案，2003年通过。这个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就开始被新西兰政府和社会服务界日益关注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制度，经过20余年才开始实行。2003年10月，新西兰成立了社会工作者注册局，建立注册制度。
1971年，英国建立社会工作教育和培训中央委员会，负责常规社会工作者的培训。以专门研究社会政策而显著的英国的肯特大学，建立了社会服务的专门研究机构：欧洲社会服务学院。这是一个集社会政策、社会学和社会研究为一体的学院。目的在于研究欧洲范围内的社会政策，特别是社会服务。它对国际领域的社会政策和社会服务实践做比较研究，并且建立研究和实践之间的关联。
社会服务生产提供的多元化
社会服务不仅仅是政府提供的服务，还包含了社会部门如非政府组织、社团、社区、家庭和个人的所有正式和非正式部分的服务。所谓的福利多元化，就是朝向社会服务社会化。
从政府为主到提倡社会参与
在欧洲，公共部门是社会服务的主要责任承担者。地方政府有强烈的法定的责任来提供基础的福利国家的服务和社会服务。这些福利支出占地方政府预算的3/4。
芬兰地方市政府提供不同方式的法定服务：第一，自己生产服务；第二，和其他的市政府一起生产服务（称为市政协会）；第三，从其他服务生产者，非政府组织（第三部门）或者私营服务企业那里购买服务。市政府自身产出大约71%的社会服务。大概18%从志愿组织部分购买，另外11%从私营企业购买。社会服务靠地方市政府、公司企业和协会提供。
澳大利亚，国家财政支持社会服务主要方式有两种。一是由政府机构直接提供社会服务，如政府所属的老年福利机构、残疾人福利机构、儿童福利机构、家庭服务机构、学校、医院、监狱等。例如澳大利亚综合服务中心（Centerlink）是联邦政府为国民提供综合服务的政府机构，成立于1997年，有640万服务对象。该中心有26000名员工，该机构任职的工作者必须受过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主要对家庭暴力受害者、家庭破裂者、无家可归者、精神健康病人、处于危险中的青少年、吸毒者、赌博者以及受灾者等领域提供服务工作。二是由政府购买公益类社会组织提供的社会工作服务。
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遭遇了经济危机和老龄社会的到来，导致了政府社会服务资金的紧张。一方面，地方政府税收减少，市政资源降低；另一方面，失业率增长，老龄化加剧，需要增补津贴和服务的家庭增加。社会服务出现了尴尬的局面。为了避免地方政府削减服务和福利，芬兰国家承诺给地方市政提高金融支持的同时，出现了社会服务多元提供的普遍现象。更多的社会组织、非正式部门、私营的企业、志愿部门的服务机构在增长，它们加入社会服务，许多是为老人、居家的儿童、给酗酒和毒品滥用者提供康复、给残疾人提供支持的照护服务。
一些大的私人国际公司也进入各国的社会服务，特别是老人服务领域。日本继2000年的改革之后，出现了以市场为导向、以混合福利体制的模式来提供个人社会服务。在服务消费者和服务提供者之间基于合同契约来维护消费者的权益。2005年，《法国个人服务业发展纲要》颁布，以促进私人商业企业进入社会服务业。
国家对社会组织的支持和管理：购买服务
许多专业社会服务社会组织成为生产和提供社会服务的重要力量。西方发达国家大都建立起一套政策完善、制度健全、程序规范的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政策制度体系，大量的公益类社会组织也因此获得了政府的财政支持。2006年，苏格兰政府拨付给社会照顾综合委员会6400万英镑，由政府部门通过购买服务、直接补助和社会保险金转移支付等方式，大量购买社会工作者提供的专业社会服务，从经济上有力地推动了社会服务的发展。
政府在社会服务中依旧发挥其主导作用。英国社会服务的志愿组织部分的资金绝大部分来自政府的预算。小规模志愿组织活动不要报酬或者有来自义卖和其他途径的资金。但是，大多数自愿组织得到地方和中央政府的资助，有的被政府的免税所代替。1999至2000年的缴税期间，人身社会服务部门有112亿英镑的税务被免除。在英国，志愿组织服务获得的资金中，政府的资助占第一位，达到了志愿组织全部收入的54.4%，其次是个人缴费部分，占26%（Harris,2001）。
所以，私人和志愿组织的社会服务实际依旧在政府的计划和支持之内。只不过是政府不再具体操办，交给志愿组织和私人机构执行，政府仅仅作为政策法规制定者和监督者。这样，腾出活动的空间给志愿组织和私人的同时，也增加了社会服务内容的多样化和个性化，为社会服务注入了活力。2001年英国有590万非正式的志愿老年服务护理人员，大部分来自社区自愿组织。
社会组织参与形式：社会企业
在社会服务业领域，有效的方式是非营利组织以社会企业方式运转，它具有社会使命，采取商业化的企业运营技巧。
例如，荷兰养老服务机构采取社会企业方式实现规模化经营。养老服务机构为企业法人，采取连锁化经营方式，保证服务质量持续优化。每个企业内部有固定的工作流程、工作方法及评估系统。养老服务机构组成行业协会，员工组成工会，工会与行业协会分别代表劳方和资方。双方一起讨论员工的薪资标准、休假和培训等福利，最后形成统一的标准。标准一般使用1-3年。企业规定为：企业2％的利润必须用在员工培训上。
法国的UNA机构是法国的老年帮助、照护和服务的国家联盟，提供居家养老服务，包括18种类型的家务、照护、心理求助、临终关怀等，有送餐、购物和各种需要家庭帮助家庭护理员；提供外出交通陪护、社区活动中心活动陪护和帮助；提供给家庭护理人员的心理支持和技术培训等帮助。该联盟有法国各地的1200个会员服务机构加盟，管理了全国1/3的从事社会服务的社会企业。2008年该组织有170万个雇员。1.5万多名家庭护理员拥有证书，满足600万法国有护理服务需求家庭的需要（Verny，2010）。
社会服务在金融投入、组织管理、生产程序和控制过程的增长程度上都已经变成了公共事业中一个独立负责的部分。在上个世纪70-80年代的西方，没有其他任何主要的工业产业能够像社会服务业一样飞速地发展膨胀。
积极有效的社会服务
在上个世纪70年代，由于受到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国际上有一种倾向，认为社会服务，特别是福利国家的政策造成了社会支出增长，带来了经济负担，导致了社会发展的不可持续。于是，在西方国家出现了缩减福利和政府的社会支出，提倡社会服务的多元化的趋势。这导致了方向性的变化：私有部门的投入占更大的部分；而且在一些国家，社会服务变得和商品有关和市场有关，这种倾向带来了偏差。例如，政府失职，不给予基本的资助等等，社会服务的无标准，企业以营利为目的，老年人受虐待，甚至在英国，拍卖公办的养老院为私有，造成服务的缺失等等。出现了服务的提供仅仅和个人的收入有关，接受服务的人仅仅是一部分能够付得起钱的人，服务内容也仅仅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背离了根据人们的基本需要而提供社会服务的基本宗旨。有一系列的书籍、文章批评社会服务的混乱，诸如英国哈德利教授和克劳夫教授合著的描述英国社会服务的《照顾在混乱中——社区照顾的挫败和挑战》一书，芬兰克罗格教授撰文分析芬兰社会服务管理：《重返北欧福利直辖市管理，中央监管下的芬兰社会照顾改变》。前者批评英国的社会服务的混乱现状。后者分析，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瑞典中央调控衰弱以后，瑞典地方当局行使紧缩措施，引起全国普遍性的老年护理服务疲软。北欧学者认为，社会服务的地域不平等，挑战着普遍主义的福利国家的观念（Kro¨ger, 2011)。
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
提倡社会服务的多元化，是指服务的生产和输送方式，而不是指社会服务的国家责任退出，而放任社会服务完全的市场化或者私有化操纵。国际社会的社会政策学者批判了以上的倾向。克罗格教授说，1993年的虚弱中央权力分散到地方导向的改革，是一个有计划的行动的结果，这种改革削减了大量的服务经费，破坏了中央的督导，破坏中央的调控服务，破坏了服务的普遍性和服务的均等化，因此重新要求中央政府制定宏观决策（Kro¨ger, 2011)。对于弱政府、强市场、大社会的做法带来的社会服务的偏差，学者们强调中央政府的决定作用，强调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和社会组织社会服务执行政策监管和财政支持，强调对市场和私有机制的监管。政府依旧要有宏观战略规划，制定政策、制定标准、资金支持和检查监督。
发挥市场与准市场的作用
当然，市场在社会服务领域有其特定的作用与功能，因为国家的社会服务只提供基本的社会服务，只有符合条件的人可以减免服务费用，所以收入高的和有特殊需求的客户，可以自费在市场上选择和购买服务，这给社会服务开拓了广阔的空间。私有的、营利的商业服务在社会服务的标准下和政府的监管下准入。
但是，在社会组织和政府的关系方面则更多地是运用社会服务内部的准市场规则，根据标准竞标提供服务。说是市场，因为机构竞争的方式替代了垄断的国家提供；然而，又不是市场，因为这些组织不以必然的利润最大化产出为原则，同时也不是必然地为私人所有。在准市场的条件下，需求方的消费购买力不直接地表达于金钱的概念，而最终体现为服务的使用。准市场不是以自由竞争，而是根据服务的标准和质量来选择和决定社会服务，通常以指定的预算费用或者以代金券的限定方式来代替现金（Grand 1993）。
积极的社会服务政策
社会服务本身作为社会产业也逐渐成熟。社会政策专家越来越把社会服务和社会投资联系起来，逐渐认知到：投资社会服务，就是对人力资本的保护和开发。生产型的福利国的理论在英国肯特大学的人身社会服务研究组出现。在戴维斯（Bleddyn Davis）主任的带领下，该研究组研究人身照顾服务和肯特社区照顾的经验，分析社会服务模式的管理运作，发现根据不同的投入，即正式与非正式的投入和一系列福利服务的产出，可以以低廉的价格提供最佳配置的服务，实现资源最大化的有效使用。这一研究探索了“福利的生产性”，强调了结果、效率。这些理论和实践为发展社会服务管理提供了基础，并提升为对改革公共部门和促进社会服务的讨论。
社会福利已经被认为是一个积极的经济投资，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积极的老龄化政策。制定政策，首先，确保公民工作的时间更长，延长工龄或者重返工作岗位。其次，促进老年人健康独立的生活，减少负担；第三，发挥更多的老年人参与社会服务领域，充当志愿者，如德国的老年合作社较年轻的老年人照料老老人。
发展社会服务业，促进劳动力就业。和传统产业相比，服务业的比重上升。而在服务业中，社会服务占相当大的比重。社会服务特别促进了妇女就业。
残疾人就业指导。欧盟许多残疾人长期离开劳动力市场，欧盟已经开始分析研究，要为长期残疾的人建立有效的就业指导和咨询服务体系，包括康复、培训、职业整合和职业挽留等一系列的制度建立（李兵等 2011，第236页）。
儿童照料。欧盟一直认为，儿童照料是对未来的投资。特别是北欧的社会服务的成效显示，其具有明显的社会投资的意义。它们的成功政策已经出现了效益。同时儿童照料的社会服务介入，促进了妇女就业。
社会融合。社会服务促进了欧洲的社会融合。例如进入欧洲的移民，相当数量的亚裔和非洲裔的移民进入了社会服务领域，他们接受了语言和技能培训后，为欧洲的社会服务贡献力量。
这些社会服务的投资和积极作用无不对中国有启示。最后一点，作为一个大国，社会服务不仅在城市吸纳和培训了农民工流动人口的就业，同时在农村发展社会服务，也将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