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铃并不介意爱上一个汉奸，这说明她视自己的个人幸福重于国家民族的命运，看自己是一个女人超过了是一个中国人，她也不认为对自己的国家需要承担什么义务——这些在她的小说《色戒》里面也有很充分的表现。她虽然没有公开出任伪职，但却出入于汪伪政权三号汉奸周佛海的公馆。她在上海的汉奸小报上的喁喁情话，在客观上也成了“顺民文学”、“皇民文学”的一道风景，为日寇的暴虐统治装点了太平。

　　有人说这叫“遗世独立”，是一种风度。就算是这样吧，但在我看来，在国家处于危急存亡之秋，遗世独立其实就是一种资敌、助敌行为。中国的文学批评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即既谈文，又论人，把“文”和“人”相统一。特别是在涉及民族大义和民族气节时，一点也不含糊，态度鲜明，立场坚定。所以，尽管明末阮大铖在文学上颇有成就，但因他降清却不齿于后人。以这个原则来看张爱铃，我们能够得出怎样的结论呢？

　　易卜生说：“有时候我真觉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的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你自己。”这像是在说张爱铃；唐德刚教授说：“在我民族存亡绝续的年代而能无动于衷，吾终不信作家之无灵魂者而能有文学也。”这也像是在说张爱铃。

　　结语

　　“张爱玲热”仍然在延烧之中，《色戒》的获奖和热映，无疑又为这种“热”浇了满满一勺油。无论是作为“纯文学”视野中的作家，抑或是“大众文化”的符号，张爱玲都有不少热烈的拥趸，他们用很多词来形容张爱铃和她的作品：温馨的凄楚、优裕的感伤、惨白的月亮，深浓的夜蓝色、高贵、恬静、绝望，还有用得最多最滥的华丽和苍凉，等等。但我觉得，所有的描绘和评价都不如着名评论家李子云女士的一句话说的到位：“好像是在未经清扫的战争废墟之上长出来的一株罂粟花，妖艳炫目却又象征着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