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望的张爱铃

　　实际上，早在1980年代，张爱铃就已经被“重新发现”一次了，1990年代至今，又出现了持续的“张爱铃热”——所有这一切，在我看来，都不是没有来由的，而是和时代的大背景密切相关的。

　　从1970年代末开始，20世纪漫长的中国革命终于开始退潮了，与之相应的革命文化，也迅速地被边缘化了，缠绵哀怨的邓丽君取代了激昂雄壮的进行曲，人们厌倦了无休止的斗争，看淡了乌托邦理想，只想过自己“甜蜜的生活”了。而到了1990年代，延绵不绝的五四启蒙文化也忽然被打上了一个休止符，“被压抑的现代性”这时总算可以肆无忌惮地呈现出来了。这种现代性规定了人的真实本质：欲望。性欲、消费欲、占有欲，无边无际的欲望，因此而兴奋、而颓废、而犯罪、而反抗、而改革、而开放，这一切又由于“现代”一词而合法，而可以被传承、实践。一切的故事都要以此为动力，才能被圆满地解释。

　　张爱铃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一个欲望的符号被顶礼膜拜的，因为她最擅长的就是表现个人是如何以现代性的欲望来反抗古典性的道德的。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说：“一般所说‘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尝试……，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认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的确，综观张爱玲的作品如《封锁》、《红玫瑰与白玫瑰》、《沉香屑第一炉香》、《连环套》等，整个来看描述的无非是偷情和姘居以及其中的绝望和痛苦。从张爱玲的视角看，“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王国维语）

　　叔本华说过，人生是痛苦的，其痛苦的根源乃在于欲望的不可餍足。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我们看到佟振保舍弃了他的“红玫瑰”王娇蕊，娶了“白玫瑰”孟烟鹂，结果忍受不了没有爱情的婚姻生活，又在外面宿娼。其实，他娶了“红玫瑰”又怎么样呢？“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无法忍受的依然是无法逃避的日常生活，还是要渴望新鲜而强烈的高级刺激。但欲望总归是无法满足的，新鲜的会变得不新鲜，刺激的会变得不刺激，人无可挽回地要堕入到单调、平庸的深渊里去，于是欲望又总是和绝望、忧郁、焦灼、苍凉、惶惑等纠缠在一起，难分彼此。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这是张爱玲的名句。张爱玲笔下的人物总是落落寡欢，他们的生命中流淌着永远不妥、不安、痛苦的旋涡，生命指向了虚无、渺茫、琐屑。《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主人公葛微龙看到的生命是“无边的荒凉，无边的恐怖……她的未来也是如此——不能想，想来只有无边的恐怖，她没有天长地久的计划，只有在眼前琐屑的小东西，她畏缩不宁的心能够得到暂时的休息。”生命在没有生气的死人世界里自顾自地走了，生命是痛苦的恒久，欢乐的虚无，个体的脆弱无奈，张爱玲因此感叹：“生命是残酷的，看到我们缩小又缩小的怯怯地愿望，我总觉得无限的惨伤。”

　　这样的感叹的确拨动了许多陷于同样处境的当代人的心弦：除了追逐像海上女妖的歌声一样的欲望，当代人已经无法再证明自己了。

　　“品位”的张爱铃

　　张爱铃的热销，应该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在消费主义成了主流意识形态，“中产阶级神话”被许多人所迷恋、所向往的双重背景下，她意外地满足了一些在物质上已经达到了好莱坞电影中“标准的中产阶级生活”的人群和更多的物质上虽然还不够格，但精神上却提前中产阶级起来的人群对“中产阶级气质”的一种想象。

　　“张爱玲热”正是在这种想象的狂热中诞生的，如今我们已经难以分辨究竟是张爱玲其人及其作品恰到好处传达了这种想象的需要，还是这种需要为“张爱玲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21年，张爱玲出生在上海公共租界的张公馆。她的爷爷张佩伦是晚清翰林院学士，外曾祖父更可谓大名鼎鼎，乃是稍微了解一点中国近代史的人就知道的李鸿章。可以说她是地道的贵族后裔，血管里流淌着“贵族的血液”。她的父亲是满清遗少，但她的母亲却是一个洋派的新式女子，几度与她的姑姑一起远赴法国留学。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又长在上海这样一座中国最西化的大城市里，张爱铃的血液里便与生俱来的流淌着精致生活的情调和怀旧的贵族气质，所以让人们一提起张爱玲，便会想到“华丽”和“苍凉”这一类的词藻，这构成了张爱铃作为文化符号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张爱玲的作品中，有很多关于在上海滩是如何穿衣吃饭、看戏听曲的，这很容易在中产阶级的意义层面上引起人们的欣赏仿效。自我界定为是中产阶级的人，也常常会津津乐道她的作品的文字意向所带来的生活想象。此外，张爱玲自身的“贵族血统”和没落贵族的身世、体验凝聚成她真实与想象双重空间的贵族气质，她的作品中也常常自觉不自觉流露出对“上层社会”的华美与排场的艳羡与渴望。正如王安忆所论，在“张爱玲的樟脑丸气味底下还有一大堆旧衣服”。

　　这种怀旧的贵族气质正好迎合了当代人、主要是小资、白领们对于1930年代大上海的想象和对消费主义中产阶级生活的向往，张爱玲就这样成了成了一种时尚。大学生枕头边放一本《张爱玲文集》也是一道能够展示品位的风景，“张爱玲”变成某种趣味的象征而被争相仿效。在当代文学界流行的新写实主义、新市民文学特别是小女人散文中，依稀都能闻到张爱铃的气息，看到张爱铃的影子。

　　文学的张爱铃

　　1994年，有海外归来的新锐学者声称要“以纯文学的标准”，“力排众议，重论大师”，为作家重排座次。金庸、张爱玲一跃上了榜，茅盾则落选，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一事件后又披露于多家媒体，在社会上闹得沸沸扬扬，张爱玲在座次评定中以“冷月情魔”的称谓位居第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