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张爱铃的地位便越升越高，动辄被人和鲁迅相提并论。比如刘再复将张爱玲称之为“残酷的天才”，说“如果要在鲁迅、张爱玲、沈从文、李劼人、萧红这五个作家中挑选一个最卓越的作家，我肯定会在鲁迅与张爱玲之间彷徨”；于青则在《张爱玲传》中说：“如果说，鲁迅毕生致力于国民性的批判，是对民族文化心理建构的一个贡献；那么，张爱玲对女性意识里‘女性原罪’意识的展露和批判，则是张爱玲对民族文化心理建构的一个补充”。还有论者放言，作为小说家，张爱玲“一出发即踏上巅峰，一出手即成经典“。今天重读《金锁记》与《倾城之恋》，把它放在“五四”以来任何一位“经典作家”的名着之林，只有“谁能企及”的问题而不存在“是否逊色”的问题。

　　应该承认张爱铃的确是很有才气的，但如傅雷所批评的，她的作品除《金锁记》写得成功外，其他的并没有多高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傅雷在《论张爱玲的小说》中说，《倾城之恋》与《金锁记》相比，已经低了一大截。傅雷认为，《倾城之恋》“勾勒得不够深刻，是因为对人物思索得不够深刻，生活得不够深刻，并且作品的重心过于倾向顽皮而风雅的调情”。“总之，《倾城之恋》的华彩胜过了骨干；两个主角的缺陷，也就是作品本身的缺陷。”至于张爱玲的其它小说，如被收入《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的《花凋》、《封锁》、《桂花蒸阿小悲秋》、《留情》等等，没有一篇是上乘之作。所谓张爱玲的已达到了“所达到及所能达到的历史水平”，更像是“粉丝”的呓语，不能算是严肃的文学评论了。

　　张爱玲之所以能够在1943-1945年红透了上海，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抗战爆发后，绝大多数的优秀作家或到到解放区或到大后方。被迫留在沦陷区的，有的忙于做地下工作，有的隐居，加之敌伪政权“把新文学传统一刀切断”（柯灵语），上海成了“一个低气压的时代，水土特别不相宜的地方”（傅雷语），然而这样一种状况却成就了张爱玲，这也算是一种历史的吊诡吧。

　　政治的张爱铃

　　“张爱铃热”的第一把火，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教授点燃的。1961年，夏志清出版了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张爱铃在其中占了41页，这也是张爱玲第一次被写入文学史。夏志清评价张爱玲“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但他最为推崇的却不是被公认为是文学水平较高的《金锁记》，而是两篇带有明显反共色彩的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他认为，《秧歌》“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已经是本不朽之作”，在另一篇文章中他还说：“隔百年读《秧歌》、《赤地之恋》，更使我深信张爱玲是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也是五四以来最优秀的作家。”

　　但这两篇小说却是张爱铃1952年到香港之后，在美国驻港总领事馆新闻处处长理查德.麦卡锡“直接指导”写成的。麦氏后来颇为自得告诉他人：是我们提供资料，张爱玲便坐在书房里写出来的。张爱玲自己也在后来坦言，故事大纲预先已经定好，她是在“授权”的情形下写成的。当年曾经发表过《金锁记》的老作家柯灵曾直率地说，《秧歌》、《赤地之恋》是“坏作品”，“致命伤在于虚假，描写的人、事、情、境，全部都是似是而非，文字也失去了作者原有的光彩”。

　　最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在从新中国成立到她去香港之前短短的两、三年间，她写了一部中篇《小艾》和一部长篇《十八春》，其字里行间处处流露出了对新政权的拥护和对共产党的热爱，说是热衷于为政治服务也不为过。在《小艾》中，小艾和金槐最后结了婚，苦尽甘来，“那是蒋匪帮在上海的最后一个春天，五月里就解放了”。《十八春》中的主人公则说出了“我也不是个共产党，我还没有那个光荣。我不过想着，像我们这样一个工程师，在这儿待着，无论怎么样努力，也是为统治阶级服务。还是上那边去（指解放区）或者可以真正为人民做一点事情”这样有觉悟的话。诸如此类的句子可谓比比皆是，让人感到不解的是，那些口口声声说张爱铃“远离时代与政治”的评论者，却偏偏对这两部小说绝口不提，不知究竟是为什么？

　　更让许多人料想不到的是，张爱铃在沦陷区的有些作品是公开歌颂日本的，比如在《双声》一文中她说：“同西洋同中国现代的文明比起来，我还是情愿日本的文明的”。但当时“日本的文明”正天天在中国的土地上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抗战胜利后，她又努力在作品里向国民党政府靠拢。在她1947年发表的《华丽缘》中，主人公意外地看到孙中山的遗像和两边挂着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对联。便感叹“我从来没知道是这样伟大的话。隔着台前的黄龙似的扭着的两个人，我望着那副对联，虽然我是连感慨的资格都没有的，还是一阵心酸，眼泪都要掉下来了。”这个情节因为和整个故事没有任何逻辑联系，所以只能看作是一种政治表态。这样频繁地更换立场，也真有点难为她了。

　　“遗世独立”的张爱铃

　　1944年，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夜。国民党政府在豫湘桂战役遭到惨败，一溃千里，日寇在占领区加紧搜刮“战略物资”，人民连吃一口米饭都可以被当作“经济犯”处决，张爱铃对此没有过多注意，她在她的小说集《传奇》再版序言中，表达的是“呵，出名要趁早啊！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的热望和急切。

　　除了出名，她关心的另一件事就是她和文化汉奸胡兰成以及护士小周的三角爱情了。张爱铃对胡兰成是倾心爱恋的，她赠给胡兰成一张照片，背面写着两行小字：“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胡兰成是什么人呢？他是汪精卫汉奸集团开始时的“十一人”之一，汪在南京成立伪政权，胡兰成为宣传部政务次长兼《中华日报》总主笔。发表在《中华日报》上的卖国社论，多出自胡氏手笔。汪精卫的卖国“三演讲”，以及后来的几次对日献媚宣言，也都有胡的参与。日本投降时，胡还向日本政府献策，不投降，打下去，还要日本将搜刮的金银秘密保存以谋东山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