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安、李荣文主编：《吸毒违法行为的预防与矫治》，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4页。　

　　清末及民国时期，毒品的主要种类是鸦片，因此毒品犯罪被多被称为鸦片烟罪，今日所称之“禁毒”，在当时习惯也地称为“禁烟”。
　
　　参见苏智良著：《中国毒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2页。　

　　夏健祥等编著：《缉毒教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79－81页　

　　夏健祥等编著：《缉毒教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80页。　

　　夏健祥等编著：《缉毒教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81页。
　
　　内容包括贩卖吗啡、海洛因等，可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贩卖或拥有鸦片烟具供吸者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栽种罂粟者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开烟馆者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苏智良著：《中国毒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
　
　　只有在禁毒斗争形式严峻了才意识到要加强和完善禁毒法，这种禁毒立法缺乏前瞻性、常态性的工具化倾向，也正是毒品在绝迹近30年后死灰复燃并愈演愈烈，所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和教训。　

　　夏健祥等编著：《缉毒教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89页。
　
　　第24条：有下列妨害社会管理秩序行为之一的，处十五日以下拘留、二百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三）违反政府禁令，吸食鸦片、注射吗啡等毒品的”。　

　　第31条“严厉禁止违反政府规定种植罂粟等毒品原植物，违者除铲除其所种罂粟等毒品原植物以外，处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单处或者并处三千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非法运输、买卖、存放、使用罂粟壳的，收缴其非法运输、买卖、存放、使用的罂粟壳，处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单处或者并处三千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参见沈宗灵主编：《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30页。　

　　参见严其义、赵洪艳著《关于增设吸用毒品罪的立法思考》，载《青少年犯罪研究》，1998年第10期，等。笔者在进入戒毒所工作之前所撰写的学士学位论文《吸毒犯罪化探讨：兼论我国毒品犯罪防治重心的转移与重新定位》一文中（载《犯罪研究》杂志社编：《犯罪研究新论》，专辑之8），亦曾经支持吸毒犯罪化的观点，在戒毒所工作之后，笔者改变了这一看法。　

　　这可以从吸毒成瘾者自愿戒毒的经历中得到说明。一项对1141例吸毒成瘾者有效个案调查显示：有859人自报曾经自愿戒毒，占有效个案总数的75.28%。其中，曾经自愿戒毒3次及以上者有435人，占有效个案总数的38.12%；自愿戒毒21次的有204人，比例为17.88%；自愿戒毒1次的有220人，比例数为19.28%。参见郭建安、李荣文主编：《吸毒违法行为的预防与矫治》，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43页。　

　　一项对426例吸毒成瘾人员的调查表明：吸毒的原因仅为好奇心驱使（65%）和他人影响赶时髦（19%）的，即占了84%的大多数。参见司法部劳教局1999年编：《吸毒型罪错矫治课本》，第70页。　

　　《决定》第1条把贩毒罪的法定刑做了补充：情节特别严重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犯罪的，从重处罚。　
　　1991年第一次全国禁毒会议，国家禁毒委员会明确提出“三禁并举，堵源截流，严格执法，标本兼治”的禁毒工作方针。1999年，将“禁种、禁贩、禁吸”，增加“禁制”，三禁方针改为“四禁”。　

　　国家禁毒委所拟定的调研提纲如下：（1）禁毒法的内容；（2）该法体例、结构；（3）与相关国际、国内条约、法律、法规的衔接，有那些现有内容可放入；（4）领导体制、工作机制和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的职权；（5）吸毒人员认定程序、矫治康复措施、期限；（6）打击毒品犯罪的特殊措施和特殊诉讼程序及财产调查；（7）禁毒保障机制；（8）涉毒违法犯罪的法律责任；（9）其他需要立法的。　
　
    【出处】

　　上海市2004年度禁毒社工培训讲座·上海·2004年7月22日　
　　
    【写作年份】2004

    【学科类别】刑法学 -> 犯罪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