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仍较为重视禁烟立法。初期所颁布的禁烟法令主要有：《禁烟暂行章程》（1927年9月）、《修正禁烟条例》（1927年11月）、《中华民国刑法》（1928年）第271－277条之鸦片罪 、《禁烟法》（1928年9月，共7条，主要内容为限令自1929年3月1日后，全国一律禁止吸食）、《禁烟法施行条例》（1928年9月，共7章19条）、《厉行禁绝鸦片及其它代用品实施办法》（1929年6月）、《修正禁烟法》（1929年7月）等。　

　　1935年，国民政府推出“六年禁烟计划”，在六年禁烟时期（1935－1941年），发布了大量禁烟法令。仅在六年禁烟初期(1935－1937年)所颁布的重要禁烟法令就有近30项，如《禁烟实施办法》（1935年4月，对鸦片的种、运、售、吸四个方面，做了详细规定）、《禁毒实施办法》（1935年4月，对吗啡、海洛因、红丸等毒品限禁最重，规定吸食烈性毒品者必须在1935年内自动投戒，违令者送戒毒所；如1936年仍有吸毒者将处5年以上徒刑，制造、运输、贩卖毒品者处死刑）、《检举烟民登记办法》（1936年）等。在六年禁烟后期（1938－1941）颁布的重要禁烟法令也有十余项，如《修正禁烟治罪暂行条例》（1938年4月）、《修正禁毒治罪暂行条例》（1938年4月）、《检查各省市烟民暂行办法》（1939年10月）等。抗张时期迁都重庆后，国民政府又制定了“三年禁烟善后计划”，在此期间继续完善了有关禁烟法令。　

　　不管是严禁还是弛禁，至少从表面上看，民国时期历届政府均坚持了禁烟政策。由于毒品日益泛滥的严重现实，以及禁烟立法技术的日趋成熟，不管是数量还是质量，这一时期的禁烟立法较之清代，都有较大的发展。然而，遗憾的是，由于政府腐败、外患、内战等各种原因的交织，到1949年，国内罂粟种植面积竟高达2000万亩，吸毒者达2000万之众。 严酷的现实表明，旧中国无法解决沉重的毒品问题。　

　　（四）建国初期至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禁毒法　

　　中国共产党历来坚持严厉禁毒的方针，早在根据地时期就发布了不少的禁毒法令，如陕甘宁边区《禁烟禁毒条例》（1942年）、《查获鸦片毒品暂行办法》（1942年）等。新中国成立后，立即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禁毒运动，并制定发布了不少禁毒法令。1950年2月24日，发布《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规定了全国的禁毒纲领。1952年7月30日，中央批准了公安部的《关于开展全国规模的禁毒运动的报告》。同年10月，政府院又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毒犯条例（草案）》18条。在中央禁烟立法同时，各大行政区也配套发布了相关禁毒法令，如《西南军政委员会关于禁绝鸦片烟毒的实施办法》（1950年7月31日通过，1950年12月19日修正）、《西南区禁绝鸦片烟毒治罪暂行条例》（952年12月28日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布）、《内蒙古自治区禁绝鸦片烟毒实施办法》（1951年4月14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颁发）、《关于严禁鸦片烟毒及其它毒品的命令》（1952年2月9日东北人民政府发布）、《西北军政委员会关于禁绝鸦片烟毒的实施办法》、《华北区禁烟禁毒暂行办法》、《东北禁烟禁毒贯彻实施办法》等。　

　　建国初期禁毒法体现出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全国法与地方法结合，紧密结合禁毒斗争形势需要的显着特点，并以运动式的方式全民践行。尽管由于历史的原因，当时的禁毒法较为粗糙，但为禁毒运动的开展和打击毒品犯罪分子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1953年，中国政府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无毒国。新中国能在短短三年内禁绝毒品，禁毒法功不可没。　

　　20世纪60年代初期以后，私种罂粟和贩毒在部分地区出现反复。针对这一现象，1963年5月26中共中央为颁布了《中央关于严禁鸦片、吗啡毒害的通知》，规定严惩私藏毒品、吸食毒品、种植罂粟、私设地下烟馆、贩卖毒品等犯罪行为；规定对吸毒犯应强制戒毒，对已吸食鸦片或打吗啡针等毒品成瘾者，必须指定专门机构严加管制，在群众监督下，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地限期强制戒除，在吸毒严重的地区可以集中戒除；规定凡自己吸食毒品，但自动交出毒品并坦白交待其犯罪行为者，可从宽处理。1973年1月13国务院又颁发了《关于严禁私种罂粟和贩卖、吸食片等毒品的通知》，通知重申1950年《关于严禁片烟毒的通令》，要求发动群众同私种罂粟和贩卖、食鸦片等毒品的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规定严惩偷运、贩运毒品犯罪行为，对吸毒者实行强制戒毒。　

　　总体而言，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后期，由于对毒品的有效控制及法制建设的滞后，我国禁毒立法的数量不多。在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的立法思想下，禁毒法规还明显具有粗而不细的特点。　

　　三、现行禁毒法律体系　

　　从上文对我国禁毒法发展的历史回顾中，可以发现禁毒法与禁毒工作之间所存在的密切关系：禁毒立法是禁毒工作的基础，禁毒斗争形式的严峻化必然促进禁毒法的完善与发展 ，而禁毒立法是否完善并得以较好的执行的则是禁毒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志。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我国禁毒法的发展，同样印证了这一规律。　

　　1979年，云南省永德县明朗乡破获被认为是我国自1952年禁绝毒品以来的第一起毒品案件，此后又陆续在全省查获鸦片1.6万两 ，毒品的大量查获，标志着我国无毒史的悄然结束，毒品再次成为曾经毒害深重的中国不得不正视的问题。同时，毒品死灰复燃的趋势，也促进了禁毒立法工作的再次展开。从1979年《刑法》规定制造、贩卖、运输毒品罪，1981年《国务院关于重申严禁鸦片烟毒的通知》的发布，到199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禁毒的决定》、1995年国务院制定《强制戒毒办法》，再到1997年新《刑法》专设毒品犯罪章节、2003年司法部发布《劳动教养戒毒工作规定》，20余年来，我国禁毒法律体系重新得以初步构建，并日益完善和发展。目前《禁毒法》已经列入本届人大立法规划，预计2006年颁布实施。这一禁毒专门法典的通过，必将使我国禁毒法制建设跨上新的台阶，极大的促进我国禁毒工作的发展。　

　　从不同角度，可以对我国现行禁毒法律体系的基本构成作不同的分析：　

　　1．从立法主体不同的角度，可以把禁毒法分为国际公约、法律、行政法规与部门规章、司法解释及司法机关规范性文件、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五个基本构成部分，这是对禁毒法的最基本分类。　

　　（1）国际公约　

　　1909年2月，第一次国际禁毒会议“万国禁烟会议”（又称“国际鸦片会议”）在上海召开，中、日、英、法等13个国家参加。会议虽然没有签署正式条约，只是形成了决议案九条但是这次会议拉开了国际禁毒合作的序幕。1912年，第一个国际禁毒公约《海牙公约》签订。此后，国际禁毒合作与国际禁毒立法发展迅速，国际社会先后制定了一系列禁毒国际公约。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际社会有关毒品和毒品犯罪的国际公约、协定及议定书共约17个。其中最重要的有三个：《经<修正19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的议定书>修正的19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1971年精神药物公约》和《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品和精神药物公约》。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我国已经分别于1985年6月12日（前两个国际公约）、1989年9月4日（后一个国际公约）参加或者批准了这三个国际公约。因此这三个国际公约属于我国禁毒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有责任和义务遵守和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