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流行病学研究的的学者和专家普遍认为，云南省早期（上世纪80年代末期至90年代末期）艾滋病主要是在药物成瘾者（吸毒人群）中开始流行[1]。其它研究也证实，红河州发现首例艾滋病也是1995年在吸毒人群中发现的[2]。笔者发现，在这些研究中有一个共同点，确认了艾滋病早期是在吸毒人群中发现的。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没有人继续深入地研究成瘾者人群艾滋病早期主要蔓延的源头究竟出自哪里，是如何流行和蔓延的。似乎艾滋病早期如何在药物成瘾者中蔓延也就成了一个悬而未决的疑案。

　　艾滋病早期是如何在红河州药物成瘾者中蔓延的？要解开这个20多年的谜团，首先就回避不了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红河州一些主要县市的戒毒所和劳教里所戒毒人员与劳教人员所内共用针具注射毒品的问题。

　　戒毒所内使用毒品由来已久，共用针具注射始于1992年后

　　红河州部分戒毒所内，少数戒毒人员使用毒品的由来已久。追溯下去的话，我们会发现伴随着戒毒工作的开展，一直处于被强制的戒毒人员无论在如何封闭的环境里，都在想尽一切办法获取毒品，使用毒品。

　　1990年年底笔者第一次进入红河州G市戒毒所时，同住一室的戒毒人员就曾经通过秘密途径把毒品带入号室。一个半月的封闭戒毒中也屡屡见到其他戒毒人员在号室内使用毒品被监管人员发现后各种处罚的场面。

　　这一时期，因为国家禁毒经费紧张，受毒品影响较为严重的企事业单位也建立了戒毒所，收戒本单位药物成瘾者。这类戒毒所管理更为松散，戒毒人员使用毒品的现象更为严重。

　　1992年8月，国家打响了对云南文山州平远街的禁毒斗争，云南境内毒品低价位的时代结束了。从这一年开始面对不断攀升的毒品价格，多数药物成瘾者不得不被迫由传统口吸改为注射吸食毒品。

　　戒毒所里戒毒人员共用注射器吸毒，红河州G市的吴某最有发言权，吴某说自己吸毒20多年，5次劳教，10多次戒毒，在社会上吸毒的时间还没有在戒毒所和劳教所吸毒的时间多，很多次从戒毒所出来是带着毒瘾出来的。当然，戒毒所里还可以吸毒并不是每一个戒毒人员都可以去想和去做的事情。吴某之所以能够在戒毒所里吸食到毒品，是因为其每次进入戒毒所都会成为戒毒人员的班组长（戒毒人员中最有特权的那部分人）。

　　笔者1994年4月在红河州K市拘留期间也曾经几次目睹过戒毒人员共用针具注射的事情。

　　2008年7月，在K市成瘾者访谈中我们碰到了多次出入该市戒毒所的张某，张某坦诚地告诉我们在戒毒所里自己多次与他们共用针具注射毒品。

　　即使是2005年后，戒毒所和一些机构已经在成瘾者中开展了艾滋病防治预防教育，戒毒所里戒毒人员共用针具注射毒品的现象在个别戒毒所小范围的戒毒人员中依然十分普遍。

　　2004年至2005年笔者在G市戒毒所一年的时间里，曾经见证了很多次几位戒毒人员在一起共用针具注射毒品。

　　2006年G市戒毒所的一次所内清查，就曾经在戒毒人员居住的房间里清查出安定注射液上百支，针具数十支，丁丙诺啡口含片数十板。

　　2009年年初，孙某在G市戒毒所出所戒毒一年出所后，毒瘾依然存在，是在大家的劝说下才走入美沙酮门诊的。

　　监管和两劳教场所成瘾者共用针具注射毒品更为普遍

　　如果说戒毒所里能够时常使用毒品的人只是界定在小范围的具有一些特权的戒毒人员身上，那么用叹为观止来形容劳教所里成瘾者共用针具注射毒品的现象绝不为过。

　　曾经在上世纪90年代两次进入红河州某劳教所的李某告诉我们，劳教所与戒毒所最大的区别就是只要家里还有人管的劳教人员或多或少都有使用毒品的机会，只是有特权的劳教人员这样的机会多一些。

　　李某讲两次劳教中，已经记不起曾经有过多少次与别人共用注射器。记忆最深的一次是劳教所家属接见日结束以后的当晚，整个劳教所近百人排队等待一支注射器注射毒品，最后一个注射完已经是第二天天亮了。

　　G市的感染者王某，也曾经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被家人走关系送入该劳教所，王某的家庭属于殷实之家。父母也比较疼爱，每次去看望王某都会给他相对其他劳教人员都多很多的钱。访谈中王某甚至抱怨当时父母的疼爱致使自己在劳教期间与别人共用注射器吸毒感染了艾滋病。

　　走访红河州几个县市的成瘾者，笔者发现，不管是到红河州任何一个县市，只要是上世纪到过该劳教所劳教的成瘾者，谈论最多的都是在该所劳教时，大家为获得毒品而如何绞尽脑汁，获得毒品以后又是如何一起注射的。

　　曾经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在红河州某市看守所服短刑（刑期1年以下的服刑人员）的包某说，那时在看守所劳动间里服短刑的大多数服刑人员，都是因为一些小偷小摸的小案子，判决下来以后，刑期已经过半，看守所一般是不会再送往劳改监狱了，留在看守所劳动间从事一些看守所的劳动。这些留下来的服刑人员中又以成瘾者居多。劳动间的管理相对来说较为宽松一些，出所到市区的机会也多一些，每次外出看守所，大家都会想方设法把毒品弄到看守所一起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