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 应激机制
　　
　　当人们暴露在生理、心理应激下，单胺类和胆碱能神经递质系统就会被激活。对来自环境中的挑战，应激是一种适应性反应，但如果应激持续存在，就可能会导致适应不良行为、衰竭甚至死亡。神经递质的缺乏会导致动物出现适应不良的行为，而维持神经递质正常水平的治疗可能有助于动物避免出现应激后的适应不良行为后遗症。现代研究进一步证明，处于应激状态下的个体，往往增加了烟、酒和镇静剂的用量[12]，这在众多的物质滥用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共病现象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在人类早期，利用外源性神经递质类似物——精神活性物质可能与防止神经递质的匮乏，使使用者更能忍受恶劣条件下、长期的不良刺激。在澳大利亚土著部落的记载中认为应激条件下使用皮特里茄（pituri，一种类似烟草的物质）是有帮助的。以1879年Bancrof的报告为例，他在报告中回忆到：在漫长的旅程中若没有皮特里茄他们根本不可能继续下去，不断使用这种物质后可消除疲劳、抵御饥饿[13]。
　　
　　尽管当今的社会状况与我们的祖先时代有着天壤之别，没有了猛兽的袭、食物的短缺，但代之以紧张的人际关系、快速的工作核生活节奏以及知识更新、强烈的竞争等，这些应激比起原始社会有过之而不及，所以现代人类可能较之其祖先更多地暴露于各种应激中。而且当今社会中所使用的精神活性物质一方面都具备能够耐受疲劳、饥饿、缓解压力和应付紧张、焦虑等应激的特性，比如第二次界大战期间，德、日、美、英等国部队士兵用以驱除疲劳、缓解压力、增强战斗力，而大量服用苯丙胺类物质，名曰“大力丸”。战后，这些战争剩余物资首先在日本市场上出售，引起滥用流行，形成两次滥用高峰。据1954年估计，日本滥用苯丙胺者约50～150万人。此风随后波及欧美，如20世纪60年代在英国涉及的范围占人口的1%。另一方面随着现代合成成瘾物质（提纯的海洛因、可卡因、摇头丸等）的出现和新的吸食方式（肌肉、静脉注射）不断地推陈出新，更加剧了新奇药物的强刺激性，使人类古老的神经系统对新奇物质更缺乏相应的应付机制，从而更容易发生物质滥用。
　　
　　4.4 情感机制
　　
　　行为理论认为，多数精神活性物质能增加正性情绪的作用，如“酒逢知己千杯少”，吸毒后的欣快、满足等快感；同样也具有消除焦虑、提高情绪和对抗其它负性情绪，如“一醉解千愁”“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等。物质对犒赏系统的作用正是物质滥用行为的根本动力。犒赏反应是人类所固有的情绪反应机制，这种机制及发生是很原始的，但却有巨大的潜力。人类之所以滥用的精神活性物质，正是对这种潜力的刺激和不断的激发而产生作用的[3]。
　　
　　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往往负性情绪的数量远远大于正性情绪，这与情感的形成其本质是为了应付各种机遇或更多的挑战等特殊状况相一致的。然而遗憾的是，人类对负性情绪的认识是非常肤浅的。焦虑对人体是有用的，但往往被忽视；嫉妒是否有利还存在一定的争议；情绪低落或抑郁的功效也开始被认识。详细探究情感进化功能的定量研究已经开始启动。例如，新的证据表明，困窘和内疚可以调整个体在群体中的等级地位。一方面，我们对负性情绪的重要意义的研究发展很慢，而另一方面新的精神活性物质的发展却以惊人的速度前进。在适当的时候给予情绪低落个体，以详实有用的建议，在这方面我们显然是缺乏科学依据支持的。再者，负性情绪即使是一种适应性行为，但是在现代社会中人类往往希望能尽可能地远离负性情绪的影响。首先，许多现在社会中的痛苦情感的存在不见得是那么有用的。恐惧的发生可以使得远古时期的人类逃离野兽的危险，但如果恐惧突然降临于高速公路上开车的司机的话，那可能会使他死于非命。其次，机体具有一些多余的防御机制，正如降温不一定会延迟感染的恢复一样，因此消除负性情绪未显示出明显的不良后果。再次，负性情绪的加重很可能会危及个体的生命，如导致抑郁症、甚至自杀行为[9]。
　　
　　正因为情感的趋利避害作用使得情感得以进化，提高了个体的适者生存能力。然而人类进化并不是以快乐为终极目标，于是人类在追逐与情感相联系的目标时，所享受的快乐往往是片段的，而体验了太多的、不必要的痛苦。调节情感的神经生化机制使个体在成瘾物质存在的环境里很容易倾向于物质滥用。
　　
　　5. 结语
　　
    物质滥用不只是人类现代社会所存在的特异性现象，早在人类出现前，其他物种中，如从单分子生物体到灵长类动物，就具有物质滥用易感性的神经结构基础。物质滥用伴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并在漫长而寂寞的古代、中世纪，曾为人类的繁衍、进化提供过帮助。即使发展到现代文明社会，远古时代促使其存在的部分原因，如食物匮乏，宗教崇拜等已经弱化了，但是诸如社会应激，情感本能进化机制，则构成了现代社会的物质滥用存在的主要推动力。由此可见，不管人类是否愿意，物质滥用与其他人类疾病一样，已经并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伴随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尽管我们没有足够的把握，预测人类能够在这场物质滥用的战争中获胜，但我们能够运用我们的知识发展明智的预防、治疗和公共措施政策，做好长期、艰苦的作战准备，以应付这个涉及人类神经系统基础结构的顽疾。
　　
 　　参考文献：
　　
　　[1] 张开镐 精神活性物质滥用的危害性及相关问题 药物不良反应杂志 2005, 1: 32-36
　　
　　[2] WHO Global status report on alcohol 2004[M]. Geneva：WHO，2004，1-2
　　
　　[3] 郝伟 精神病学 第五版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4，75-76
　　
　　[4] 肖琳 谭北平 李勇辉 成瘾现象中的奖赏效应和神经系统适应性 中国药物依赖性杂志 2004，13 (4)：241-244
　　
　　[5] Nesse, R.M., Berridge, K.C. Psychoactive Drug Use i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Science, 1997, 63-66
　　
　　[6] Siegel, Intoxication: Life in pursuit of Artificial Paradise. New York: Dutton, 1989. 95-141
　　
　　[7] 酒的起源http://www.ru-21kgb.com.cn/info.asp?infoid=65&sortid=6
　　
　　[8] 姜佐宁 万文鹏 主编 药物滥用 临床·治疗·检测·管理[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92，115-116
　　
　　[9] Sullivan, R.J., Hagen, E.H. Psychotropic substance-seeking: evolutionary pathology or adaptation? Addiction, 2002, 97, 389-400
　　
　　[10] Whitley, D.C. The Art of the Shaman: The Rock Art of California. Salt Lake City：University Utah Press. 2000.123-124
　　
　　[11] John, R. Delphic Oracle’s Lips May Have Been Loosened by Gas Vapors. National Geographic News. August 14, 2001.
　　
　　[12] 郝伟 精神病学 第四版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1，145-146
　　
　　[13] Watson, P. This Precious Foliage: A Study of the Aboriginal Psycho-active Drug Pituri. Sydney: University of Sydney. 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