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概述
　　
　　物质也称精神活性物质或成瘾物质、药物，通常是指能影响人类情绪、行为、改变意识状态，并有致依赖作用的一类化学物质，包括违禁物质如麻醉药品（阿片类、可卡因、大麻等）、精神药品（苯丙胺类、镇静催眠药、致幻剂等）及非违禁物质（烟、酒精等）。物质不仅能引起令人愉悦欣快的意识状态，而且还会引起人出现对欣快感的强烈渴求，迫使人们无止境地追求用药，导致人们非医疗目的自行反复、大量地使用，即通常所说的“物质滥用”或“药物滥用”[1]。世界卫生组织2002年度全球健康报告的调查数据表明，2000年8.9%的全球疾病负担是由物质滥用所导致，其中吸烟、饮酒分别占总量的4.1%、4.0%，而非法违禁物质为0.8%[2]
　　
　　尽管半个世纪以来，各国神经科学研究者为破译人类物质成瘾的密码进行了艰苦不懈的努力，但到目前为止，物质成瘾的机制尚未阐明，物质滥用尚无有效的治疗方法。这就使我们不得不反思：在对物质滥用的本质认识上是否存在着不足之处？但就像其他的医学分支一样，我们所看到的只是病因中的近因，并未从整个疾病的进化过程来认识其存在的原因。比如，为什么大自然所塑造的人类大脑精密到连目前最先进的计算机也无法完全仿制，却对无法抵制各种成瘾物质的诱惑？给现代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物质滥用，为什么经历自然选择后并没有被淘汰？由此出发，笔者对物质的特性，以及在生物进化，特别是人类历史中的物质滥用发展过程，探讨人类社会中物质滥用存在的原因，使人类更客观、深入地认识物质滥用。  
　　
　　2. 物质滥用与生物进化
　　
　　生物的两种本能在其发生、发展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即个体保存和种族保存。在生物进化过程中,行使与两种本能有关的行为(饮食、性、哺乳等)使行为者得到快感，未能完成上述行为则可能出现渴求感，激活个体趋向这些目标。在行为学中,与快乐有关的事件称之为“犒赏(reward)”，犒赏被认为是管理行为的最基本的要素[3]。
　　
　　海洛因、可卡因、酒精、大麻、苯丙胺以及它们的人工合成物，均能激活中脑边缘多巴胺神经通路，并与哺乳动物大脑的阿片受体相联系，这一系统是动机调控的神经结构，也是犒赏的共同神经环路。经研究证实，物质的犒赏效应在一些较低等的生物中也有体现。如鸽子、鹌鹑、斑马鱼( zebrafish)、果蝇(Drosophila)等都被运用于物质滥用的各种研究领域中[4]。存在于犒赏通路中的某些神经递质可追溯到十亿年前。例如，软体动物、节肢动物等等的无脊椎动物中也有多巴胺(DA)、5-羟色胺(5-HT), 去甲肾上腺素(NE)等神经递质的存在，而这些无脊椎动物早在6亿年前是由原脊椎动物进化而来。在鸟类与哺乳动物脑内，多巴胺系统中突触前后的基本特征是相似的；鸟类的多巴胺系统有与哺乳动物相同或相似的受体亚型，而且这些受体亚型的分布区域都与哺乳动物的类似。许多的脊椎动物大脑内存在内源性 μ 阿片受体样的DNA序列，甚至非哺乳动物大脑中可以发现由多巴胺神经元组成的中脑边缘系统，多巴胺神经元由中脑投射到纹状体腹侧及背侧区[5]。这些神经解剖学和神经生化的证据表明，物质滥用可能是随着动物本能的进化一同获得的。
　　
　　尽管这些神经受体所行使的功能可能不尽相同，但神经递质在不同的生物体中所起的作用是相同的。从单分子生物体到灵长类动物，多巴胺均起调控进食作用；一种类似去甲肾上腺素的分子——鱆胺（octopamine）能调节蔗糖对蜜蜂的犒赏效应。与其他受体的多样性不同，犒赏相关的神经递质功能相对保守，这可能是因为一个神经递质的变异可能会扰乱整个系统，而由于基因多样性使得受体能逐渐变异并被赋予新的功能。导致滥用的物质和行为的多样性以及物质滥用在自然界的广泛存在表明物质滥用可能是脑长期进化的一个后效，与生物适应性生存密切相关。
　　
　　3．物质滥用与人类历史
　　
　　从某种意义上说,精神活性物质使用的历史与人类史同样长。考古发现，世界上最早的精神活性植物是在伊拉克Shaidar 洞穴距今5万年的第Ⅳ期堆积中发现的，在所发现的8种花粉中有7种有致幻作用。我们虽然没有证据说这些植物就是致幻剂，但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目前发现最早的精神活性物质的实物见于北美得克萨斯的Bonfire Shelter遗址的一种灌木名为侧花槐树（Sophora secundiflora）的麻醉性果实，碳14测定的年代是公元前10440-10120。致幻性的植物佩约特仙人掌（Lophopora williamsii）遗存的时代距今也有9000年[6]。
　　
　　在所有现有的物质滥用中，酒滥用的历史最为久远。最初的酒是含糖物质在酵母菌的作用下自然形成的有机物。在自然界中存在着大量的含糖野果，在空气里、尘埃中和果皮上都附着有酵母菌。在适当的水分和温度等条件下，酵母菌就有可能使果汁变成酒浆，自然形成酒。酒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史前时期。人类酿酒的历史约始于距今4万～5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新人”阶段。当时人类有了足以维持基本生活的食物，从而有条件去模仿大自然生物本能的酿酒过程。真正称得上有目的的人工酿酒生产活动，是在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出现了农业之后开始的。这时，人类有了比较充裕的粮食，尔后又有了制作精细的陶制器皿，这才使得酿酒生产成为可能[5]。自从人类饮酒，就有了人酗酒、狂饮滥醉、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7]。
　　
　　阿片也是极为古老的物质。原产地大约在欧洲和西亚一带。欧洲最早的物质是在距今6000年的瑞士湖边桩屋村的遗址中，出土了新石器时代人工种植的鸦片罂粟（P. somniferum），这些可以证明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已经在使用精神活性物质。公元前1550年的埃及纸草书文卷中已有对阿片的记载。古希腊的医学鼻祖波克拉底（公元460-377年）已经开始用阿片治病。古罗马医学家盖伦（公元129-199年）在书中抱怨说，罗马的阿片用得太无节制，江湖游医也沿街叫卖。由此推测，阿片的滥用很早就已出现。而近代大规模的阿片滥用却是在中国，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的失败导致了阿片在中国的泛滥，百年间受害之深，不堪回首[8]。
　　
　　4. 人类社会中物质滥用存在的原因
　　
　　人类文明从诞生时起就一直利用致幻剂之类的物质产生欣快和陶醉的幻觉。精神药理学家罗纳德·西格尔（Ronald Siegel）认为，人类从精神活性物质中追求陶醉状态是一个主要的激发动力。人类的神经系统可以用同种方法被安排来回应化学陶醉品，而“陶醉像饥饿、口渴或性的驱动一样作为贯穿我们整个历史的一个种类别起着作用，有时在生活遮盖了所有的其他活动。” [6]
　　
　　4.1 药物与食物
　　
　　正常人体内的神经递质是处于不断的新陈代谢中，需要源源不断地获得外源性营养物质参与新递质的合成。同样，在物质滥用中最经常提到的大脑内神经递质，包括NE、DA、5-TH和乙酰胆碱（Arch）等等，都是依赖于外界营养供应，必须从摄食中获取。由于神经递质的不足，这个机制就会被激动，引起一系列在外界环境寻觅代偿性化学物质过程。
　　
　　在远古时代，精神活性植物作为神经递质的化学同型物是随处可见的，并参与了模拟神经递质结构的进化过程。以麦角生物碱和神经递质，如5-HT，DA，NE在结构功能上的联系可以说明这一点，麦角生物碱已进化为能结合到上述三种神经递质受体的结合位点，并干扰中枢神经系统，产生一系列效应，如从血管收缩到幻觉等。中枢神经受体和精神活性植物中生物碱的生化相容性证明了远古时代物质参与神经机制的进化是可能的。
　　
　　远古时代的人类祖先经常处于恶劣或复杂多变的环境中，高营养的食物经常不容易获得。在食物匮乏时期，相对从食物中获得神经递质原材料而言，类神经递质结构的精神活性植物可能更容易被获得、运输及储存。事实上，考古学上物质滥用的历史均取自恶劣的环境——沙漠（衣索比亚和澳洲内陆）、不毛的高原之地（秘鲁）和热带雨林（印尼、马来群岛）等地区。由此而见，在远古时代中，人类使用类神经递质的精神活性植物的目的在于不是感觉愉悦，而是为了保存能量[9]。
　　
　　4.2 宗教与通灵
　　
　　    在西方或者原始宗教盛行的地区，回到“神圣”是宗教的主要目的，人们采用的主要方式是修行，在仪式和宗教性的节日之中，更为简便的方法，就是服用产生幻觉的药物以感受神圣，致幻性的药物是属于精神活性物质范畴。致幻性物质可以为服用者带来精神状态的转换，使之有神圣的感觉，因此在人类文明社会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世界各地民族志的材料显示，所有的社会形态都存在回到神圣时刻（千年王国、伊甸园、蓬莱仙境）的母题，采取的方式都是通过巫师、祭司或者其他神职人员的引导和规范。这些导人回归神圣的专家们自身必须以各种神秘体验向社会验证“神圣”的存在。埃利亚德（Mircea Eliade）指出，他们为了显示自己通神的力量会使用精神活性物质。因此，原始社会的信仰体系中一定有对精神活性物质的崇拜，这使这类物质本身具有了神圣意义。印度的苏摩祭、西伯利亚的蘑菇祭和美洲的佩约特祭等仪式都是证明。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凡是能够改变人的意识状况、使人感到欣快的药物都被早期的人类当作神圣崇拜。甚至最理性的希腊，从公元前13世纪的迈锡尼女神直到古典时代，鸦片都在丰产女神得墨特尔（Demeter）的仪式中起重要作用[10]。
　　
　　精神活性物质对大脑产生的幻觉使自身具有神圣性，并导致了世界各地的传统社会都存在着对致幻性药物的崇拜，这是世界各地文化中把它们看成能够通神和神圣的科学原因。例如，美国康涅狄格州卫理斯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的考古学家德·波尔（Jelle De Boer）和同事对希腊的特尔斐神谕（Delphic Oracle）被认为“神圣”的原因调查时发现，特尔斐神庙神谕的神圣性就来源于庙内地下水中含有令人产生欣快，虚幻感觉的甲烷、乙烷和乙烯气体[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