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青少年药物滥用及社会政策分析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药物滥用问题的形成具有其自身的发展过程。相应的社会政策要想取得成效，必须针对社会问题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和特点，采取相应的对策。伦纳德(Peter Leonard)曾经分析了社会问题的形成和发展的前提(pre-conditions)、原因(causes)、结果(effects)和后果(consequences)等四个环节，并提出了三级干预的策略。就药物滥用而言，初级干预(primary intervention)的重点是改变社会的总体环境，从而消除导致药物滥用因素的积聚；所谓的二级干预(secondary intervention)，则是将重点放在药物滥用的原因及其结果之间，试图通过相应的对策阻止结果的产生；至于三级干预(tertiary intervention)则是一种事后的范围，也就是尽量减小或消除药物滥用对个人和社会的消极影响。[20] 根据上述思想，要想针对青年药物滥用制定有效的政策，就必须深入分析社会问题形成的各个环节及其形成机制。为此，下面我们首先回顾学术界关于药物滥用的一般理论研究，然后具体分析当前国际背景下香港青年药物滥用的具体原因，最后探讨相关的社会政策。

　　1. 关于药物滥用的一般理论

　　关于药物滥用的原因，西方理论界主要有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学三个方面的解释。[21] 药物滥用的生物学分析可以追溯到意大利早期犯罪学家隆布罗索等的研究，其特点是强调越轨行为与行为主体生理特征(如头颅形状、体形和染色体组成等)方面的关系。[22] 具体到药物滥用及其行为主体生理特征之间的关系，西方一些学者通过对酗酒者的研究发现，同卵双生子比异卵双生子更可能同时成为酗酒者，两者的比例分别为65％和25％；即使被非酗酒家庭收养，那些父母酗酒的孩子成为酗酒者的比例仍要比一般的人高6倍。一些学者认为这是一种具有一致性的病症，[23] 也有一些研究人员认为造成这一现象可能与个体对酒精的新陈代谢能力有关。[24] 然而，光从生理的角度出发并不足以解释全部的酗酒行为，更是难以解释其他更多的药物滥用现象。研究表明，60％～70％的酗酒者并不具备上述遗传方面的生理特征，而某些具有上述遗传特征的人也只有在特定的场合才成为毫无节制的酗酒者。[25]

　　心理学研究注重药物滥用行为形成的心理机制以及人格特征的差异。行为主义者否认药物滥用的生理学结论，倾向于从后天学习的角度来解释这些现象。一些研究认为，人们滥用药物是因为他们发现服用药物可以给他们带来正向的激励作用；另一些学者则指出，用药成瘾有助于某些人摆脱消极的感受。尽管这些研究对于药物效应的认识不同，但是它们都将药物滥用行为的形成与某种经历的体验及其对其需要的满足相联系，将药物滥用视为这两种关系相互促进的结果。与行为主义注重外部因素不同，人格理论则倾向于从个体的内部特征出发解释药物滥用行为。但是，究竟那些人格特征决定了个体对药物的上瘾，目前的研究并没有一致的结论。较为普遍的看法是药物滥用者具有被动、缺乏进取和自尊较低等人格缺陷，倾向于借助药物来逃避现实中遇到的问题。尽管人格无疑在药品成瘾的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但上述理论也受到其他一些学者的指责，认为他们只不过是日常生活中对于研究对象偏见的翻版，并得到实证研究的证实。[26]

　　当今对于药物滥用问题较为全面分析源自于社会学的研究成果。传统社会学关于越轨行为的研究为认识药物滥用提供了一种指导，像失范-压力理论(anomie-strain)、差异交往理论(differential association)以及标签理论(labeling theory)和亚文化(subculture)理论等，[27] 都对我们认识药品成瘾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但是从有关的介绍来看，上述这些关于药物滥用问题的理论似乎缺乏实证研究基础。[28] 此外，澳大利亚学者摩尔(David Moore)评论指出，目前关于青年人药物滥用的研究对社会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还重视不足，并且缺乏这方面的综合性研究。[29]

　　对于青年药物滥用现象的分析，笔者以为，青年社会学关于青年文化和亚文化的分析具有特别重要的指导意义。按照结构功能主义的观点，青年必须通过社会化掌握社会规范才能获得成人资格。当代社会的发展对青年人的社会化提出了更高和更新的要求，造成了社会化时间延长的趋势。在这一转折过程中，青年的地位被边缘化，处于成年人以及各种社会组织和制度的控制之下。青年文化为处于这种状态下的青年人提供了一种稳定的价值取向和行为依据，为青年人缓解各种压力提供了可能。然而，由于社会不同阶层利益的冲突性，某些社会阶层的青年并不能借助主流文化实现其需要。青年亚文化往往为这些青年实现其目标和需要提供了选择，只不过这种亚文化的价值目标或其实现手段往往存在着背离主流文化的可能性。[30] 事实上，这种亚文化对主导价值目标及其实现手段的背离并不一定存在于下层青年，它也可能存在于大学生这样的天之骄子；只要其实现社会主导文化的价值目标的行为受到挫折，便存在着亚文化在价值目标或手段上替代的可能性。[31]

　　2. 香港青年药物滥用的社会分析

　　上述理论对于我们认识青年的药物滥用现象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具体到香港的情形，笔者以为应该注意如下几个方面的背景问题：

　　首先，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新特点。世界经济的全球化，使得大量资本从原来一些发达地区转移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地区，从而影响到资本输出地区的经济发展，并产生了大量劳动力的结构性失业。[32] 这种新的形势下的失业具有新的、被称之为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的特点，那些社会弱势群体往往面临着失业、贫困以及其他社会问题的综合性困扰，表现为被全面排斥于正常社会生活领域之外。[33] 就香港的情形而言，经济的全球化，包括中国内地的改革开放以及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对其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带来了挑战，大批工厂北迁导致失业人口上升。失业对那些弱势群体的青少年发展无疑有着极大的负面影响。青少年遇到的这种社会排斥及其相伴随的前途失望，无疑增加了失范现象的可能性。

　　其次，亚洲金融风暴对于香港经济以及青年的特殊影响。1997年，香港遭遇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这一事件对于原本面临转型的香港经济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负资产人士数量大幅度上升，失业人口急剧增加。尤其需要指出的是，1999年青年失业率猛增到4.7％，远远高于总人口的2.9％。[34] 与此同时，香港社会服务联会组织的社会发展指数测定也表明，青年已经成为社会中少数社会发展指数倒退的弱势群体之一。[35] 因此，90年代末香港青年药物滥用人数的增长绝非偶然，它是香港社会发展面临挫折的真实写照，是青年人在这种情景下对前途迷茫的一种反映，是以一种扭曲的形式追求其价值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