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香港青年药物滥用现状

　　广义上说，药物指的是所有能够改变人类身体功能的物质。[2] 但是，从社会问题的角度出发，药物又特指那些直接影响人类大脑和神经系统、并造成习惯性依赖的物质。或者更确切地说，药物指的是那些能够影响人的心理功能、情绪、感觉和意识，具有被错误使用可能，并对使用者和社会造成危害的化学物质。而所谓的药物滥用，则是指使用不被社会认可的，或过量、不合适地使用社会认可的药物，并导致生理、心理和社会伤害的情形。[3]

　　以国际公认的标准来看，具有被滥用可能性的药物范围比我们以往关于毒品概念的界定更为广泛。它既包括非法的大麻、海洛英和可卡因等毒品，也包括通常被社会认可的香烟、酒精饮料和部分处方药品。尽管它们的社会认可程度不一，但对人的伤害程度却有一致性，许多研究甚至认为香烟和酒精饮料的危害程度远远超过某些毒品。[4] 在香港，被认为具有滥用可能性的药物包括麻醉镇痛剂、迷幻剂、抑制剂、兴奋剂、镇静剂和包括烟酒等六大类。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非法药物分别为海洛英、氯胺酮(俗称K仔)、亚甲二氧基甲基安非他明(俗称摇头丸)和大麻，它们在滥用药物者中的比例分别为74％、17％、9％和8％。[5] 对于21岁以下的青年，经常被滥用的药品主要为氯胺酮、亚甲二氧基甲基安非他明、大麻、甲基安非他明(俗称冰)和海洛英，其2003年的人数分别为1099、599、499、136和114。[6] 而学生的情况又有不同，根据2000年的调查，除了海洛英，主要滥用的精神药物为亚甲二氧基甲基安非他明、大麻、氯胺酮、止咳药、有机溶剂和甲基安非他明，其比例分别为45.6％、41.7％、36.5％、26.1％、23.2％和16.0％。[7]

　　那么，香港药物滥用者的数量究竟有多少，其变化趋势如何？根据香港药物滥用资料中央档案室的汇总统计，1997～2004年药物滥用者分别为17635、16992、16314、18335、18512、17966、15708和14714人。按年龄组别计算，其中20岁及其以下青少年药物滥用者占总数的比例分别为1997年17.9％、1998年16.7％、1999年15.2％、2000年21.9％、2001年21.1％、2002年16.8％、2003年14.0％和14.4％。[8] 尽管中央档案室汇总统计的青年滥用药物者人数及比例有所下降，但与90年代末相比绝对数字还是较大。并且，由于滥用药物人数往往呈现周期性的波动，因此我们难以对未来青年滥用药物的趋势作出过于乐观的估计。例如，2004年因触犯毒品罪行被捕的青少年人数上升，同年因严重毒品罪被捕的青少年505人，而上一年仅474人；因轻微罪行被捕的青少年979人，上一年为739人。[9]

　　近年来青年学生滥用药物问题不容乐观。根据刘德辉等人的研究，尽管学生服用某些药物的人数较少，但在另外一些药物上却呈增长趋势。例如，尽管吸烟的学生人数从1992年、1996年的26.8％、23.7％下降到2002年的22.2％，但同期饮用酒精饮料者的比例则由73.9％上升到79.7％。尽管与1996年相比，2000年使用大麻、止咳药和有机溶剂者的比例明显下降，但服用亚甲二氧基甲基安非他明(摇头丸)、甲基安非他明(冰)和海洛英的比例则上升；而其中使用摇头丸和冰的青少年比例更是分别从5.2％和10.3％上升到45.6％和16.0％。在1996年的调查中俗称K仔的氯胺酮还没有引起研究者注意，但2000年滥用者的比例则达到36.5％。[10]

　　当然，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香港药物滥用的问题并不是最为突出的。根据联合国药品控制和犯罪预防处(United Nations Office for Drug Control and Crime Prevention)的研究，世界各大洲几乎都受到药物滥用问题的困扰。在亚洲，药物滥用问题比较突出的地区为中亚和外高加索、东南亚、南亚以及中东和西亚的一些国家。与上述国家和地区相比，在鸦片、可卡因、安非他明和摇头丸等药品上，香港滥用者的百分比或者在中等水平以下，或者没有排上名单。[11] 2001～2002年期间，全球非法药物滥用人数为2亿，占总人口比例为3.4％；[12] 而在香港，2002和2003年滥用药物的人数分别为17966和15708人，[13] 而这两年的人口分别为678.7万和680.3万，[14] 药物滥用者的比例仅占总人口的0.26％和0.23％，远远低于全球的比例。然而，药物滥用不但对本人及其家庭具有重大消极影响，而且还常常与犯罪等现象纠缠在一起，演变为复杂的社会问题。因此，作为国际化大都市，香港的药物滥用问题不可轻视。事实上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政府一直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值得我们借鉴。

　　二、香港青少年药物滥用问题的社会政策

　　药物滥用问题的严重性，使得各个国家和地区政府，以及国际性、地区性和地方性的非政府组织，都将铲除这一社会毒瘤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问题作为自己的重要课题。在这方面，政府组织承担着特殊的使命。在香港，政府在保安局设立了由禁毒专员领导的禁毒处这一具有统筹性质的专职机构，与其他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协同处理药物滥用问题。其职责涉及的领域包括立法和执法、预防教育和宣传、戒毒和康复治疗、研究和对外协作。同时，政府还设立了禁毒常务委员会和毒品问题联络委员会。前者属于非法定的政策咨询组织，由1名主席、17名社会工作、社区服务和其他方面具有专门知识和实践经验的非官方专业人士以及禁毒专员和卫生署代表2名官方代表组成，下设由禁毒常务委员会常委任主席的禁毒教育及宣传、戒毒治疗及康复和研究等三个小组。后者则是政府与各志愿组织之间起沟通作用、鼓励社会参与的机构，包括戒毒治疗和康复界的代表、药物教育专家、青年团体和机构代表，以及政府有关部门的代表。[15]

　　有关药物滥用问题的对策涉及范围十分广泛，其划分方式也各有侧重。在西方一些国家，有的将其区分为防范(prevention)、治疗(treatment)和法制(leagal repression and decriminalization)等方面，[16] 有的区分为防范控制(control strategies)和立法执法(law enforcement)等，[17] 甚至有更为具体的划分；[18] 但总的来说包括事先的防范教育和事后的惩治矫正两个方面。香港政府关于药物滥用的社会政策也基本相同，下面着重从宣传教育、立法与执法、治疗和康复服务以及研究等四个方面作简要的介绍。[19]

　　首先，关于宣传教育。由于青少年阶段是初涉药物的关键时期，因此借助宣传教育和预防工作帮助他们了解毒品的危害、促使他们远离毒品显得十分重要。香港政府在教育机构、新闻界和其他组织的协助之下，着重在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两个方面做了大量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