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一个心地慈善的妇人，但她可没有发言权。家里甚至不允许我自己选择我的职业。我梦想成为一个助产士，而我的父亲却强迫我学商业，为的是我能给他管理账目。就是在这时候我遇到了理查德，我后来的丈夫。他比我大1岁多一些，正在接受农业培训。他注定要管理地产，而这也是为顺从我的父亲。起初，我们不过是伙伴。但我的父亲当然要阻止我和他会面，而他越是竭力阻止，我越是顽固。事到最后，我只有用惟一的办法来赢得我的自由：怀孕——不得不出嫁。

　　此事发生在我18岁的时候。理查德马上中断了他的学业。我们离开本地，到北方去，在他父母居住的村庄安了家。我们的婚姻是个彻底的失败。从一开始，我就没能够依靠他。甚至在我怀孕的时候，他都整夜整夜地把我一个人扔在家里。他只想他的小汽车和他那宏伟的计划。好像什么工作都不配他干。他无论如何要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大人物。他总是在唠叨，在战前，他家有钱有势：他的祖父母曾拥有一家报社、一间珠宝店。一家肉店和大片的领地。

　　他顽固地想拥有属于自己的企业。一会儿他想做成一笔运输交易，一会儿又想去销售汽车；还想和他的一个朋友合伙，成立一家园艺——苗圃承包店。但实际上，他从来没有超越过合同的初期阶段。所以，在家里，他就拿孩子出气。我的劝解毫无作用，拳头还是雨点般地落在孩子们身上。

　　过日子所需要的钱大部分是我挣来的。那还是克丽斯蒂娜快4岁的时候，我在一家婚姻事务所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有时候，我不得不在周未加班——因为有些合同要签定——这时理查德就帮我的忙。两年之间，一切还算好。后来，理查德跟我的老板吵翻了，我丢了差事。理查德决心自己开一间婚姻介绍所——一项辉煌的计划，地点在柏林。

　　我们是在1968年迁居的。我盼着这次环境的变化能成为我们这对夫妇的新起点。但是，等待我们的不是预想的漂亮的住房，华丽的办公室，而是克罗比小区两间半房子，而且地处近郊区。理查德没能凑足开业所需要的资本。以往的生活又从头开始，他把他的怒气都发泄在我和孩子们的身上。有一回，那是在偶尔走运的时候，他在贸易界干了一段时间。但是从内心深处，他不能像克罗比小区其他的居民那样，心甘情愿地当一名小人物。

　　我常常想到离婚，但我没有勇气干到底。爸爸留在我身上的不多的自信心已经让我的丈夫摧毁了。

　　幸运的是，我很快在柏林找到了工作，当一名办公室职员，每月薪金整整1000马克。受人尊重，能重新干点什么的感觉给了我某种力量，我不再事事依靠我的丈夫了。我开始发现，他的妄自尊大相当可笑，我们之间的争吵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厉害了。好几次，我们试着分手，但都没成功。我还恋着他——可能因为他是我第一个男人，当然也因为孩子们。我没有为小家伙们在托儿所找到位置，再说，我也付不起托儿费。所以，我得知理查德不时地留在家里也挺高兴，因此，我总想改变我的决心。终于，到了1973年，我觉得自己有足够的力量来挽回我的过失了，我去找律师，并提出了离婚。

　　我希望克丽斯蒂娜将来不会走我的老路，过着我过去的那种生活。从她一落生，我就发过誓：绝不能让她像我那样，为了脱离家庭去嫁给自己所遇到的第一个男人。我要当个模范母亲。而后来，可能正是这些想法使我显得无能为力。

　　离婚一经提出，头一件事就是我得找一间新的公寓，因为理查德拒绝搬走。我找到了一间，月祖金600马克（车库在内。但我没有汽车，车库又有什么用呢？）。对我来说，这太昂贵了，但我没有选择的余地。总之，我想离开丈夫。不论花多大代价，要让我和孩子们开始新的生活。

　　理查德没钱支付抚养费。我只有一件事可做：自己去想办法。我常说“只要需要，我就去加班加点工作。无论如何，一定要让孩子们过上体面的生活。”这时两个姑娘，一个10岁，一个11岁，而在她们的整个童年，她们只见过一问用少得不能再少的家具——而且还都是旧货——布置的住房。我们甚至没有一套像样的沙发，不能为孩子们提供一个舒适的家庭环境使我打心眼里难受。

　　现在，我离婚了，我要改变这一切。总之，我要有一所住我们三人都感到舒适的精心布置的住宅。我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为了能够不时地给孩子们买点礼物，买几件漂亮的衣服，还为了在周未出去走走的时候不必大多记挂着开销多少而工作。

　　我拼命地。狂热地追求着这个目标。孩子们有了一间房子，里面彩色的糊墙纸和家具都是她们按自己的口味选择的。1975年，我还给克丽斯蒂娜弄了一套带音响设备的电唱机。这一切都使我喜气洋洋一我终于能够让孩子们舒适一点了，我感到十分幸福。

　　我经常在下午从办公室回来的时候给她们带一件小礼物回家，都是些小玩艺。我很高兴能在一些大商店里给她们买点东西……那往往是推销品，一个滑稽样子的铅笔刀啊，新奇的小玩具啊，甜食啊，她们跳起来搂住我的脖子。这让我觉得总是在过圣诞节。

　　当然，今天我知道，这是为了使自己心安理得的一种方式，因为我照管她们大少了，这只是一种补偿而已。我真不该那么看重金钱，与其那么工作，不如多照料一些自己的孩子。今天，我还是不很理解我的态度：我为什么要丢下孩子不管呢？礼物不能代替其它的东西。既然孩子们需要我，我本可以靠社会津贴过日子的。但是这样使我觉得不光彩：我的父母早就告诉过我不能这样做，不能靠国家来养活自己。也许我应该要求我的前夫支付抚育金，我不知道。总而言之，为了寻求内心的虚荣，我自寻苦头，却看不到真正的先于一切的东西。我白白地在这方面找原因。思前虑后，我总是这样地责备自己：我过分地让孩子们自顾自了。而克丽斯蒂娜肯定更需要引导和支持。她比她的妹妹更不安稳，更敏感。那时候，我从来没有想到她有着向邪路滑过去的危险，虽然我对我们周围，对小区里发生的事看得很清楚。每天都有争吵、酗酒，在小溪里发现一个醉得要死的男人。妇女，甚至未成年人不算什么稀罕事。但是我没想，假如给他们一个好楷模，假如不让他们由着性子干，孩子们就会有好榜样可学——那么一切都会平安大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