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从厕所回来的时候，彼埃特一口咬定我把药片扔到马桶里。我焦急地等待奇迹的出现，好让大家相信我真的把药片吞下去了。

　　可是到十点钟，“俱乐部”关门的时候，我仍然任何感觉都没有。我陪彼埃特坐地铁。在那里我们碰见了他的两个同学弗朗克和保罗。他们很安静地呆在那里，真叫人觉得可爱。彼埃特告诉我：“他们刚打完海洛因的针。”当时我并没有留意听他的话，因为药片开始发作了，我已自顾不暇。

　　一坐上地铁，我就感到昏迷不振，没有精神。我完全变得痴呆了。我仿佛觉得自己被装进一个罐头盒里，有人用一把大勺子在里面捅来捅去。地铁列车的声音震耳欲聋，令人无法忍受。乘客的面孔显得疲惫不堪，可能都是刚下班的工人。这些人整天就是地铁——上班——睡觉。我心想：“你可真算幸运！”我看着彼埃特。他的脸孔显得比平常更小、更难看。只是神态还是正常的。

　　到站了。一走出地铁，我就觉得格外高兴。街上五颜六色的灯光显得格外好看。刚才地铁里我觉得冷，可这回却觉得热起来了。我觉得好像来到西班牙，而不是在柏林。街道变成了沙滩，树木也变成了棕榈树，就像旅行社的漂亮广告一样。我没有对彼埃特说起我此时正在飘泊之中，我想独自一人做第一次神奇的迷幻旅行。

　　彼埃特也是飘飘然的。他建议一起到他的一位女朋友家里。那是一位他非常喜欢的姑娘。她的父母可能不在家。我们先到大楼地下停车场去看看她父母的车是否停在那里。停车场的天花板很低矮，那些水泥柱子仿佛被压弯了似的。

　　她父母的车子就停在那里。

　　彼埃特大声地嚷了一声：“多臭的停车场！”突然间，他转过身问我：“你说，你刚才是不是把药扔啦？”他盯着我，然后马上说：“小丫头，我刚才什么也没说。瞧你的瞳孔放得多大！”

　　外面的世界又变得十分美丽。我坐在草地上，看着附近一幢红墙的房子，它看上去像是初升的太阳的反光。黑影在跳动着，似乎想消失在灯光的前面。那道红色的墙好像凹陷下去，并且突然间化成火焰。

　　我们一起到彼埃特家里去。他有惊人的绘画天才。我很欣赏他的画作，并且和他讨论起来。走的时候，彼埃特借给我几张唱片，并对我说：“这些唱片对于帮助你恢复正常有特殊的功效。”

　　我回到了家。妈妈当然一直在等着我，又是一阵习惯的罗嗦：你到底上哪去啦？……可不能老这么下去，等等。看等等。看她穿着那件又肥又大的白睡袍我觉得可笑。她由于生气而满脸怒容，就像地铁里那班乘客一样。

　　我一直闭着口不言语，因为我再也不想跟她说话，除非迫不得已说几句无关要紧的废话。我再也不愿她碰我，也不愿意她吻我。有时候我自己想。我再也不需要母亲和家庭。

　　我们现在生活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里。一边是妈妈和她的男朋友，一边是我自己。他们丝毫不知道我在于什么。他们还以为我是一个完全正常的姑娘，一个正在发育的姑娘。可我又能够对他们说什么呢？

　　无论如何，他们是不会理解我的。他们只晓得给我下一道道禁令。反正这就是我对他们的看法。我一见到她下班回来带着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马上忙于家务，就觉得可怜。可我心里又想，大人过着这种愚蠢的生活是他们自己的过错。

母亲的诉说

　　我经常问自己，怎么没有能早一点看到克丽斯蒂娜身上发生的变化呢？答案是简单的，但只是在和很多家长交谈之后我才能忍受它；我不愿意看到我的女儿是个吸毒者。就是这么简单！只要能够，我就遮住自己的眼睛。

　　我的男朋友——那个从我离婚之后就和我同居的男人——早就有所怀疑。可是我对他说：“你这是在瞎想，她还是个孩子呢！”这大概就是最严重的失误：总是想象着我们的孩子“还不到这步田地”。其实，自从克丽斯蒂娜变得孤僻，自从我发现她越来越避免和我们接触，在家里呆不住，而是与朋友们外出过周末，我就该开始给自己提问题了。至少，我该想想她为什么会这样。我把很多事都看轻了。

　　很可能，当人们要上班工作，便不能有足够的精力照料孩子，总是盼着清静，看见孩子走自己的路，心底便相当满意了。当然，克丽斯蒂娜有几次回家晚了，但她总有合理的托辞，我也只好相信。就像她越来越不听话，让我觉得是年龄关系一样。所以我想：这会很快过去的。

　　我不愿意限制克丽斯蒂娜，因为我早已受够了这种限制。我曾有过一个十分严厉的父亲，在我长大的海斯村里，他是一个显要人物，是一所采石场的场主。他对我们的惟一教育就是禁止。例如我不幸地提到男孩子——仅仅是提到——就会挨上两记耳光。

　　我永不会忘记那个星期日的下午。我和一个女伴在散步，两个年轻人在离我们100多米远的后面跟着我们。而正在此刻，纯属偶然，我的父亲从这里经过。他猛地停下，从车里跳了出来，在大街上就抽了我两个嘴巴，把我塞进汽车，带回家中。而这一切不过是因为有两个男孩子在我们后面走路！这使我愤慨。当时我16岁，我惟一的念头就是：如何溜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