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马关镇西沟村因寡妇众多而远近闻名。

　　这个村大约有400多户人家，历史上有着经商的传统。改革开放初期，西沟村人率先走出山门，下山闯广东、上云南，长途贩销发菜、皮毛、羊绒、甘草等土特产，倒卖布料、电子产品等，村民们因此发了家，成为当地的第一拔“万元户”。他们搬出了山沟，在公路两旁盖起了一座座崭新的砖瓦房和一栋栋气派的小洋楼，形成的新村落被当地人称为“广州村”。

中国三大毒品集散地(3)

　　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受暴利驱使，“广州村”开始染指毒品，逐步走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昔日红火富足的村子如今变得空旷和凄凉。

　　几年来，这个村因贩毒被判处15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有40多人，1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有80多人，被枪毙的有10余人，总共有130多人犯罪，全村三分之一的家庭受到了直接牵连，村里的男人几乎都被毒品那个东西害了，毒品制造了新的“寡妇村”。

　　在西沟村，当你打听“掌柜的干啥去了”，女人们大都回答说“打工去了”。有的男人确实到城里打工去了。而有些男人所谓的“打工”，不是在监狱里服刑，就是在戒毒所里劳教，还有一部分人正慌忙地奔走在贩毒的路上。西沟村的女人们守寡分为两种，即死寡和活寡。死寡是丈夫因贩毒被枪毙了。活寡一种是丈夫正在监狱服刑；另一种是丈夫在外贩毒，几年不回一次家，有的贩毒发了财，就在外面找个小老婆，过起了小日子，几年回一次家。

　　李晓霞是个新婚不久的村妇，她的丈夫因涉嫌吸、贩毒被判处6年有期徒刑，年仅19岁的她已独守空房两年。她的公公因贩毒已被执行死刑，包括她丈夫在内的4个兄弟皆因吸贩毒被判刑，偌大的院子，只有婆婆和几个女人领着一个不满10岁的小侄子相依为命，全家没有一个支撑家庭的男人，80多亩耕地无法下种，生活陷入困境。

　　张桂花老人常常跺着脚骂道：“家里的男人都被毒品那个东西给害了，本想靠贩毒致富，结果贩了个家破人亡，当初他们要是不贩毒，既使吃苦受累也比今天的日子好过得多。”她的丈夫马学明因贩毒被“枪崩”了，四个儿子也因贩毒、抢劫和吸毒被判刑和劳教，剩下三个儿媳“守活寡”，十几间大房子，平日里只留下一个孤独老妇人在家看门。

　　在通往韦州镇公路边的一个回族家庭，一家老俩口生了4个儿子，父亲和大儿子早年因为贩毒被判死刑，老二被判刑15年，老三被判6年，老四被判3年。老四媳妇说，自己刚结婚不久，丈夫就被送进了监狱，他苦苦等了3年，丈夫回来了，但整天无所事事，她估计自己的丈夫没几天又要去贩毒，她不知道这种日子还要过到什么时候。

　　在下马关南27公里处的预旺镇，是一个新形成的贩毒区。在下马关镇和韦州镇一带的青壮年男子因贩毒、吸毒而减少之后，预旺镇周边村子里的部分男子成了贩毒“替补队员”。毒贩交易的地点在预旺镇，参与人员来自预旺镇和下马关镇，两个镇的毒贩走向了联合贩毒的道路。

　　下马关、预旺、韦州三镇南北相通，有一条刚刚修好的公路相连，在宁夏东部的沙漠、戈壁上形成一条狭长的毒品走廊，成为中国北方一个重要的毒品来源地。

　　●临泉――能闻到空气中毒品的味道

　　地处安徽省西北边陲的临泉县西、北、南分别与河南省的平舆、项城、新蔡等5县接壤，省内则与颍上、阜南、界首等四县为邻，故有九县通衢之说。这里地情、民情也相当复杂，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使这里成为中国三大毒品集散地之一。

　　临泉的庙岔，地处安徽、河南两省三县交界处，清末民初，这里就是买卖鸦片的集散地，在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曾一度绝迹的毒品随着皮张市场的兴起再次出现。当时皮张生意之盛，可以用“商贾云集，异常热闹”来形容它，每天的凌晨3、4点钟的时候，来自全国包括新疆、东北的商人就开始进入市场，每人2元的门票收入多达数千元。

　　很快，这种繁荣和茂盛及众杂的流动人口刺激了庙岔毒品的沉渣泛起，再度猖獗，并且迅速蔓延。云南和临泉毒品通道的形成大致也是在那个时候。

　　临泉现有人口近200万，人多加之积年的穷困，这里的民生艰难。上世纪８０年代，地少的农民多外出务工，不少人长途跋涉到云南，帮助当地人承包土地种西瓜，工资多是根据当年西瓜的收成，当遇到年景不好的时候，几乎拿不到工资，当地有些人就拿出毒品代替。

　　而这样的“工资”带回临泉后，竟然比丰收的年头还要丰厚。一来二去，暴利牵引，就有人走上了贩毒的道路。而且，临泉农民有不少人和云南当地人结婚，定居云南。这样的血缘关系构筑的毒品通道具有一般渠道没有的稳固性，打击起来、尤其是斩断特别困难。

　　在刚开始的时候，一些贩毒分子确实得到了毒品的好处，不少人赚了钱后在村里盖房起楼，眼热的群众就群起仿效。一时间，以庙岔为龙头的乡镇农民纷纷走上贩卖毒品的不归路，毒品日渐泛滥。据说，在离庙岔还有10公里远的地方，就能闻到空气中毒品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