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艾滋病感染者”

　　在龙溪镇一街边小店，一对正在做*的男女被逮了个正着。面对突如其来的警察，卖*张欣连忙称：“我是艾滋病感染者。”并自称已吸毒五六年。这番话把在场的那个嫖客吓得面无人色。

　　重庆警方立即将此情况上报，重庆卫生部门有关人员紧急赶往当事地点，结果发现张欣所言属实，并指示重庆市传染病医院接收艾滋病感染者张欣。

　　两天后，当地一名女记者来到重庆市传染病医院，准备采访此事，结果意外地发现张欣并没有到这里就诊。她马上与重庆卫生部门联系，对方得知此事后也非常惊讶：“怎幺可能？出事当天就已经指示了市传染病医院，要求立即对张欣进行治疗。”

　　原来，处理此案的派出所属于基层单位，条件相对简陋，没有专门的隔离房或留置室，也没有必需的防护措施，在卖*“口吐鲜血”并又哭又闹、难以应付的情况下，就把她给放了。卖*也正是抓住了人们“恐艾”心理要求离开以逃避惩罚。

　　根据卖*被抓后还吐血的状况判断，她可能还患有肺结核，是个非常危险的艾滋病传染源，如果继续从事卖淫，可能会使更多的人感染，而这些人又会传染无辜的家人，因此必须找到卖*才能有效切断艾滋病传染源。为此，由政府出面，组织公安、卫生部门在全城拉网式地寻找艾滋感染者张欣。

　　警方北碚区一餐馆内，找到正与男友吃饭的“张欣”，将其连夜送往传染病医院。但这个“张欣”坚称警方抓错了人：“那天我一直在北碚，没去龙溪镇，肯定没被警方抓过。”她又说：“我的身份证丢了，肯定有人冒用了我的名字。”但是医院对她进行的艾滋病病毒检测却让人大吃一惊：结果居然也呈阳性。但找到的此“张欣”非彼张欣，并不是那名卖*张欣。

　　这位张欣，今年３５岁，她是因为吸毒共享针管感染艾滋病的，已有六七年了。她说：“我知道自己染了病，但是从来没卖过淫，一直规规矩矩地呆在家里，要真做了那种事不是害人么。”医院在对她做的相关检测结果也表明，张欣尽管是个艾滋病感染者，但是肺部正常，并没有卖*被抓时的肺结核症状。

　　当警方终于抓到那名冒名艾滋卖*时，她大声地喊叫：“我要出去，我有艾滋病，我要见所长！”随后，一个穿着牛仔服、留披肩发、高挑瘦弱的女子从派出所里冲了出来，后面跟着民警和穿着白大褂的医务人员，她就是几天来广受关注的冒充艾滋病患者的卖*。

　　她叫李林，手臂、手指上全是针眼，血都抽不到。她吸毒已有１０年，手臂上布满的针眼全是通过静脉注射毒品时留下的。在派出所，她表现得情绪激动，她用打火机割开了自己的左手腕扬言：“哪个不让我出去我就咬哪个。”

　　经确诊，这个卖*也是艾滋病感染者。虽然她是艾滋感染者，但她目前并没有症状。当警方问她为什么要冒充张欣的名字时，她说：

　　“因为我和她很熟悉，我晓得她有那个病，说她的名字我就可以出去了。”

民族之危--新的鸦片战争(1)

　　在对中国毒品进行调查的几年中，听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汇就是“战争”两个字。在中国过去的历史上，有以毒品命名的战争，这是让中国人感到屈辱的一场战争，直到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天，才让中国人感到雪耻之快。而在半个世纪之后，中国人又面临着一场新的鸦片战争的威胁。

　　在云南边境，一个个家庭正成为绝户，一片片田园正成为荒地，一个个村庄正在断墙残壁中陷入死寂。当地有识之士感叹：那不仅仅是德宏的不祥之兆，那是整个中国的不祥之兆！

　　“这和战争有什么两样？”来自云南宏德的全国人大代表曹明强激愤地说，“被毒品和艾滋病肆虐的德宏，留下大批的孤儿和寡妇，在一些边境村寨，已呈现'千村霹雳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状况！”

　　从云南瑞丽回到北京后，我又跑了几家大图书馆，查询了一些资料，更加证实了毒品与战争这两者的破坏力，从而形成了“民族之危――新的鸦片战争”这个观点。在北京图书馆，我看到了一篇题为“敌人已经登堂入室”的文章，发表在美国《新闻与世界世界报道》杂志上，我觉得，它对毒品的认识很有洞察力和深刻力。现录下一段：

　　“毒品对文明威胁之大，绝不亚于30年代的法西斯主义者。在算毒品这笔账时，必须乘上今天毒品造成的家庭破裂、健康受损、生产力损失、公路及工作意外事故、家庭暴力、虐待　配偶及子女、婴儿先天染有毒瘾或智力低下等问题所带来的损失。连较低价格也负担不起的瘾君子，只会是增加犯罪。凡此种种已经够可怕的了，毒品还可以导致后果更难估计的种种危害。如果熟视无睹，就等于宣布人类道德已全面投降┉┉”

　　在中国，一场新的“鸦片战争”果然来临了。

　　●中国处于被毒品包围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