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站在这张用歪歪扭扭的汉字书写的告示前时，“金猪年”的元宵节还没有过，与中国汉族保持着同样春节习俗的这个佤人寨子，却透着令人尴尬的安静。

　　正午，一位始终带着谦卑笑脸的佤族妇女，正在舂糙米。那些对我们这样的“闯入者”有着浓厚兴趣的小孩子，全部围到了她的身边。糙米的颜色看起来比较深，颗粒则比大米更小一点。舂完的糙米谷壳尚未褪尽，那群孩子争先恐后地抓起来往嘴里送。嚼着这些带着谷壳的米粒的孩子，大多都没有穿衣服。

　　1、登俄乡烟民尼赌

　　从2005年3月6日至2007年2月，佤邦登俄乡的烟民仍然无法真正理解，为什么鲍司令与佤邦政府那么坚决地把所有鸦片全都铲除烧毁了。

　　“什么我都试过了，啥都收不得啊。”XXX看起来比他的实际年龄要老很多。他蹲在树下，指了指已经关上了门板的木棚，“去两年开了个小铺子嘛，人家来买东西，都没得钱给。收不到钱嘛，铺子也开不得了。”

　　他周围的村民都附合着发出叹息声。他们接我们递过去的烟时，每个佤族村民都会用左手轻托右手手腕以示尊敬。人聚得多了，叹气声就更大，这使汉语更好一些的尼赌眼圈有点儿发红：“没有人教我们种黄豆嘛，玉米我也试过了，不长嘛。什么都不长嘛。”他的两个孩子现在都在上学，交不起学费使他很为难，因为他很清楚得学点儿什么东西，至少得学会怎么种田。“不懂种田，什么都出不来。一年就收了700多块钱，什么都收不得。”何况，按照联合国粮食计划署的措施，他的两个孩子每天都上学的话，可以为家里换来每天1公斤的大米。

　　他很小心翼翼地表示对种大烟时生活的怀念，因为赶上风调雨顺的时候，他家的大烟地一年可以收入近一万块钱人民币。他的怀念得到周围村民的响应，大家不停点头。我问他，是否因为种大烟土质变坏，能否用化肥改善改善土质时，他却自顾自表示，那样的田天生就只能种大烟，而且“化肥那么贵，没有钱，买不得那么多化肥啊。”

　　按佤邦政府原来的想法，在全面禁种后会有来自中国方面的技术与实物援助，但尼赌告诉我们，虽然在2005年禁种刚开始的时候，政府给他们发过一些替代种植物的种子，但对于世世代代都种鸦片的他们来讲，这些种子该如何开花结果完全是个谜。世世代代种鸦片的佤邦烟民，已经习惯那种完全靠天吃饭，撒了种子就只等罂粟花开收割鸦片的生活。他们甚至无力分辨种子的优劣、不知道播种育苗的基本常识。

　　尼赌将“没办法”翻来覆去地说了很多次。

　　2、李丝美一家

　　2005年2月我们第一次见到李丝美的时候，她正带着女儿小美在大烟地里割大烟。这块罂粟地距离百年前英国人留下的白塔不远，但却并不是她们家的，李丝美带着小美来这里收割鸦片是算打零工。

　　距离这块田步行20多分钟的一个寨子里，每年收大烟的时候，李丝美全家就会在这里开上一个卖米干的小铺子。寨子里全都是种大烟收大烟的人，这个米干铺的生意也并不见得冷清。虽然小木棚四面都透风，晚上睡起来很冷，但一家人还是为收入感到满意。拌有大烟籽的米干和凉粉，是佤邦人人爱吃的小吃。因为拌进米干里的大烟籽需要制熟，炒大烟籽时空气里就弥漫着香气。

　　不光是吃米干，当地人就是在抽烟的时候也喜欢抹一点儿大烟籽到香烟上，当然他们并不避讳我们，在他们习惯的时间里会坦然地躺下吸鸦片。对他们来说，种鸦片收鸦片卖鸦片吸鸦片，是一种顺理成章的生活状态。

　　李丝美有四个儿子(其中一个夭折)、一个女儿，可包括丈夫在内，全家没有一个人能够帮她支撑这个家庭——丈夫很早就吸食鸦片，之后毒瘾加重，开始服化学毒品；大儿子也从鸦片过渡到吸麻黄素；女儿小美基本上也不怎么着家，有点儿钱就会到邦康城里转悠；剩下的两个儿子又太小，整日价只知道吵闹玩耍。对于家人，她似乎没什么意见，每天忙着做米干，每五天登俄乡赶集了就去集市上卖米干，或者四处找有没有人需要请帮工收鸦片。

　　2006年1月，李丝美开在寨子里的米干铺已经关了，因为没有大烟地也就没有烟民。集市上，因为没有鸦片交易，她的米干生意也无人光顾了。为了找口饭吃，李丝美给附近一个家里无劳动力的女人挑水，那个女人能够给她的也就是一顿饭。李丝美每天挑几担水后，就带着两个小儿子一起坐在别人家的院子里吃一顿饭。

　　对禁烟后自己一家人的生活窘迫，李丝美似乎没有什么心理准备。前几年别人欠了李丝美些钱，催一次债走上一小时的路，可去了很多次也要不回来几个钱。

　　2007年春节后再去登俄乡，我们去给李丝美送之前拍的她和她家人的照片。她看起来比以前木讷，并没有像往常那样因为我们的到访表现出丝毫的激动。她看了一眼照片，顺手往窗台上一放，再无言语。

　　返回邦康城里的那一天，在大街上意外遇到小美。小美正搭朋友的摩托车，准备去监狱看望哥哥：“他吸毒被抓起来了。” 当天小美没有见到她哥哥，可似乎也习惯了，又乘着朋友的车走了。

　　按佤邦政府的规定，60岁以上的人吸食鸦片的，进行劝诫；60岁以下的，将强制戒毒。想要达到“无种植、无吸食、无交易”的终极目标，佤邦政府对于禁种后的吸毒人员，措施也变得更严厉些了。

　　版块三、复种可能性调查

　　2007年5月25日，参加东亚次区域禁毒谅解备忘录(MOU)签约国部长级会议的柬埔寨、中国、老挝、缅甸、泰国、越南以及联合国毒品犯罪问题办公室的代表，在北京就有关问题达成协议，共同通过了《2007年MOU北京宣言》。在签约仪式上，各国代表都对全面禁毒表示出了决心与信心。

　　然而，在信心之外，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局长杨凤瑞此前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却表示出了他对金三角地区罂粟复种的担忧：“虽然佤邦政府已经全面禁种了，但由于烟农生活压力太大，难以维持生计，罂粟种植反弹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大。”

　　我们看到的情况映证了这种担忧。

　　1、粮食问题

　　步履艰难的替代种植

　　禁毒是个很简单的问题，但，禁毒后的问题很复杂。

　　这是2005年佤邦全面禁毒前，我们从佤邦政府官员口中最常听到的话。从两年多的佤邦烟农生存现状来看，他们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虽然以勐勖县为代表的替代种植获得了很大成功，但困扰着佤邦政府的粮食问题，还将长期成为佤邦政府的头等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