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道山梁之下，就是金谷家族的领地，256平方公里。”云南宁蒗彝族自治县的跑马坪乡，人均年收入600元左右，在上世纪90年代成为国际毒品通道的要冲处。金三角的毒品通过瑞丽、德宏，就到达跑马坪。汽车行驶6小时后，进入最重要的两条贩毒通道——滇系进入集散地大理，川系进入西昌。小凉山地区人口最多的彝族大姓“金谷”就聚居在这里，有男丁1269人，1999年查出20人吸毒，2002年增长到32人，更多人参与小规模毒品交易。金谷家刚用6年时间修订了15代人的族谱，负责此事的是头人嘉日姆几，他的另一个身份是云南大学人类学教师。他说:“300年前黑彝贵族和白彝女子私通，生下了我们的祖先金谷，繁衍成小凉山最强大、宗法制最严格的家族。现在，这个家族正用自己的方式，避免被毒品毁掉。”

　　鸦片经济与奴隶社会

　　“我们彝族人对毒品并不陌生。”金谷忍所家族最德高望重的老人金谷五斤，是解放前参加共产党的大头人，后来曾担任宁蒗县副县长。他说，“解放前，这里漫山遍野都是白色、紫色的罂粟花。我傍晚去将罂粟果割开一个小口子，第二天早上，去采集流下来的汁液。制成拳头大小的球，黄白色为最佳”。小凉山彝族在解放前只是名义上隶属于中央政府，真正的统治者是五大黑彝家族，奴隶社会等级森严。鸦片战争后，云南、四川、贵州的少数民族地区开始大面积种植鸦片，贸易改变了社会等级。黑彝贵族只收税和吸食鸦片，对于奴隶和田地的管理，都是交由白彝负责。金谷家作为仅次于黑彝的第二等级，和其他强大的白彝一道，实际上逐渐掌握了经济命脉。“我父亲就是小凉山的鸦片商人，他将鸦片运到内地，换回粮食、布匹、盐巴。但最重要的是枪支，最好的价格是，5斤鸦片换一支美国造的大花牌步枪，值300两银子。”

　　小凉山同样发展起来的白彝家族有十来个。“一切以自己家族利益为重，就是我们最大的法律。因为白彝各家族夺取地盘、扩张势力，战争时有发生。在彝族的宗法制中，最严格的是婚姻制度，不同等级间不容许通婚，保障了血缘的纯净。我们只认自己的父系亲属，家族之间的矛盾靠战争解决，家族内部问题靠家规解决。”金谷五斤的父亲已经敢于反抗黑彝贵族，家里还有一个奴隶种植鸦片有术，甚至过上了富裕生活，每天吃肉，“但是我们这里的生产力很低下，互相劫掠妻子和奴隶，然后复仇。绝大部分人不依靠家族力量无法生存。清政府和民国时期的军阀，离我们太远，根本管不着。黑彝也不问我们的死活，我们的法制就是家族制度”。

　　金谷家的宗法制

　　1956年，宁蒗解放，建立彝族自治县，鸦片被禁。除了废除奴隶社会的等级身份和规划土地，彝族人按照父权关系处理家族事务的习惯依然保留下来。“这里的人，识汉文的不多，懂法律的更是几乎没有。我们只知道，姑娘被抢、耕牛被偷要告诉家族。”现任跑马坪乡长也是金谷家的头人吉伙体子说，自己上任5年，用民族习惯法处理过的人命案有6条。《刑法》在老乡长嘉日万格眼中并非解决命案的最佳方式。派出所的一位姓陈的民警说:“我们这里的派出所去年才建立，之前只有县上有公安局，下面的彝族乡村虽然也有司法人员，但可以说是按照民族习惯法在管理。比如杀了人，公安却抓不到，整个四川、云南的凉山地区，遍布他的家族势力，他要隐藏起来太容易了。”但是彝族家族宗法的基础是道德，吉伙体子说所有金谷族人都明白这一点，“彝族有自己的《道德经》，一代代口传下来，4岁的孩子就会背了。和汉人写的完全不同。无论何种罪行，祖先早已立下规矩。过去，不同等级之间，或者同一家族的通奸要烧死，偷窃自己的族人要判处死刑，可以自缢，不自缢的则让他吞吃鸦片。远走他乡的人永远开除出籍，也不再追究。但很少有人选择逃脱，因为对于彝族人来说，尊严比性命重要，被判离开自己的姓氏家族，是最大的屈辱”。

　　在这样的逻辑下，有的案例按照现代人的观点看来匪夷所思。老乡长嘉日万格说:“有人被怀疑偷了族人的一头牛，我们就让他吊死，丢牛的这家再赔给死人的这家一头牛和500块钱。”怎么算两边都亏的这笔账，在嘉日万格看来，“道德上就要这么做”。金谷、嘉日、吉伙是金谷忍所家族内的三个小家支，是并列的兄弟关系。嘉日万格是被三个家支推举出来的“德古”，也就是彝语中“办事公道、善于辞令”的人，是公认的大头人，在跑马坪做了10年乡长。“我们处理内部的问题要两方面都点头，全族人来做证。谁不服，后果就是遭到全族排挤。每个人从小都会背6代家谱，知道自己的言行关乎父辈的名誉，所以没有打击报复，没有后患。”即使在“文革”期间，家族依旧牢不可破。过去的奴隶阶级起来批斗金谷等大家族和黑彝，但同等家族之间绝无斗争。人口众多的家族，一如往常担负着保护族人利益的职责。

　　海洛因归来

　　靠山吃山，海拔2600米以上的小凉山遍布着冷杉和松木，是彝族人放弃鸦片种植后的重要谋生手段。“在山地种土豆、苦荞，有时连自己吃都成问题。”嘉日阿伙是个高大的彝族汉子。1997年洪灾以后，国家禁止林木砍伐，大小凉山范围内林业局、造纸厂、木材公司和大量做木材加工的当地人失去了饭碗，嘉日阿伙就是其中一个。缅甸、老挝的海洛因大量入境。跑马坪有层叠的大山做屏障，又是一个岔路口，自然成了毒品交易场。“那几年，凉山彝族又恢复了赤贫状态，很多原本做木材生意的个体户，开始盯上了毒品。在我们看来，毒品没什么可神秘的，我们彝族人没有药，都信巫术，鸦片曾经是祖上传下来的感冒、止痛药。”

　　90年代末，巨额利润改变了当地的经济模式。“一个人去金三角背一趟毒品回来，不走公路，翻山越岭只用23天时间，能得到运输费4万元。”当地人介绍。尽管只出产土豆和苦荞，跑马坪的畸形繁荣却日益增长。在乡里最繁华的一条不足500米长的街道上，每一个卖烤土豆或者粑粑的彝族老大妈的口袋里，都有高纯度的海洛因。“你可以买200块钱拇指盖那么大的一克，也可以买10块钱的掺着头疼粉的一点点。”于是，到处是成群吸毒的年轻人，乡长吉伙体子的儿子、嘉日万格的儿子也加入了瘾君子行列。“没有买不到的，没有卖不掉的。”嘉日阿伙说，很多人一开始都是小规模参与家族联网式毒品贸易，“比如有老板出20万元去金三角买毒品，就有人加几千块的本钱，回来能翻几番。很多人希望挣些钱就搬到海拔略低的华坪县去，那边土地更适合耕种”，但是能得利的是极个别。到2005年5月，宁蒗县共有在册吸毒者917人，其中820人是农民，804人为彝族。云南大学的嘉日姆几在1999年曾经走访过昆明的一个女子戒毒所，“一共300来人，有100多人是我们凉山籍的彝族女人。戒毒所里挂满了她们精美的手绣，那些原本属于她们的男人的东西。身为金谷家的头人，我心里很不是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