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这样一个普遍的犯罪学的基本理论之外，毒品犯罪本身还存在一些独特的特征，使得消灭毒品犯罪的理念更是被涂上一层青烟，袅袅模糊而又迷茫。“你能消灭干净吗？只要毒品有巨大的利润，你就消灭不了毒贩。”这是一部电视里面一名毒枭和一名缉毒警察的对话。对，从经济学理论的角度来讲，只要毒品有巨大的利润，毒贩犯罪的动力就显得无穷之大。这是一个经济学的规律。利润可以使人犯法，马克思就说过：“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他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百的利润，他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他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着绞首的危险。”而毒品的利润，特别是在边境线上的利润，远远地超过百分之三百了。在特殊的空间和时间里，毒品犯罪的利润达到了一个我们无法想象的地步。有人论述毒品合法化的时候，遵循了这样的逻辑：“商品的定价方法里，企业最常用的是“成本＋平均利润”法。对于毒品，生产成本是微不足道的。但得益于制度经济学的卓越研究，我们知道在某些情况下，交易成本会大得惊人，以至于原始的物的生产成本已无足轻重，导致生产不是在最有效（生产率最高）的地方进行，而是在制度阻力最小的地方开工。毒品的生产，就是这种情况的典型代表，以至于几乎每个提到交易成本的场合，都有它的身影。在这里，利润不是被当作另外的因素加在价格中，而是作为成本本身的转化凝固在其中的。即，毒品交易的利润来自于对毒品的禁止制度。”和这样的观点类似，英国的一位毒品医学家认为：“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毒品的危害实际上是围绕他们的他们而设的政策造成的。 [9]”

　　这样，我们就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国家的禁毒政策导致毒品的高利润，高利润导致毒贩的存在，毒贩的存在导致国家的缉毒，缉毒又构成国家禁毒政策一部分。于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进入我们的思维，毒品合法化的天方夜谭被在这里无聊地而又貌似合理地提出。我们努力地消灭毒品犯罪的同时是在努力地刺激毒品犯罪的悖论现实地摆在我们的面前。面对这样的现象，弗里德曼曾经讥讽地说：“在毒品方面……说服与示范可能要比使用武力来按照我们的模式塑造别人有效得多。”

　　无论是遵循一般的犯罪学原理，还是遵循特殊的毒品犯罪的原理，我们都得出一个结论，我们的努力不能消灭毒品犯罪。通过我们的努力消灭毒品犯罪的说法仅仅是一个神话。

　　（2）我国历史与现实的考察

　　有的人反驳我的观点，说我们曾经消灭了毒品犯罪，因此我们今天还可以消灭毒品犯罪。我承认我们曾经消灭了毒品犯罪，但是我并不认为我们今天还可以消灭毒品犯罪。我们曾经消灭了毒品那是有原因的，这些原因和那个特殊的时代相联系，这个曾经不代表我们现在可以消灭毒品。任何一个结论，转换了时间的背景，都不一定依然正确。

　　我们曾经消灭过毒品是有那个时代的特别原因的。

　　首先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当时候处在一个闭关锁国的状态当中，毒品的来源处于国家权力可以管制的范围之内，毒品流通的条件有限。

　　第二、当时候世界上的毒品也还有没有泛滥，我们国家的无毒品时期也基本上就是世界上毒品犯罪不是那么泛滥的时期。当时候的英国、德国、美国等国家基本上没有受到毒品的恐怖威胁。这是一个相互影响的问题，并不能夸大我们打击的效果。如果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是毒品的安全安全时期，我们处在无毒的时期也并不奇怪。

　　第三、当时候我们处在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体制当中，人们的革命激情非常高昂，对毒品抵制的精神状态良好。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一个人的烟瘾酒瘾能否戒掉，主要的还是一个人的精神状态问题。一个怀有宏大理想的人，这些毛病在强大的精神动力的支配下是可以被戒掉的，张学良戒烟和朱德戒烟就说明一个人在宏大理想的支配下抵御毒品不是难事。而且社会上的普遍现象也表明，各个领域的精英比起普通人来说更加容易拒绝毒品的诱惑，在吸毒后，也更加容易接触毒瘾。而精英普遍来说有更为崇高和超然的精神状态。而我国无毒的时期，也基本上就是激情燃烧的岁月，大家都在高度理想和超然的精神状态里，时刻准备奉献与牺牲。一部分的欲望被激发到无以复加，一部分的欲望被掩藏到人性的最底层。大家可以在虚无的感召下生活，也可以在非常的精神压抑下生活。人性被挖掘，人性也被扭曲。在这样一个年代里，精神制裁在国家制裁违法行为和不道德行为的时候发挥了巨大的贡献。卖淫嫖娼、盗窃、吸毒等行为都在这么一种亢奋的精神状态里被时刻监视着，时刻惩罚着。于是，我们消灭了妓女，我们实现了路不拾遗，我们也宣布实现了无毒的时代。

　　然而，今天，我们一切都改变了。

　　第一，我们是一开放的国家，与世界同为了一体。现在的毒品来源主要来自境外，“金三角”的毒品、“金新月”的毒品、南美的可卡因、欧洲的摇头丸、还有其他国家制造的毒品，大量地来到我们国家，过去我们是单一化来源，现在是多元化来源。面对无孔不入地毒品来源，我们防不胜防。我们面临的境地和锁国时的情况大为不同。与开放的情势相伴随，犯罪的群体发生了巨大变化，境内外勾结、贩毒国际化、跨国贩毒集团比比皆是。

　　第二、世界作为整体面临了毒品危机，毒品的危害是硝烟四起。任何一个国家都被陷入到毒品的危害当中。依据毒品犯罪独特的经济规律，一个地方的毒品价格和毒品消费很少受当地毒品供应的影响。某地的毒品出现空缺的时候，其他地区，甚至其他国度的毒品马上就会填充过来，这就是毒品犯罪的“缺位填充”现象 [10]。在一个毒品遍地开花的世界上，毒品犯罪的“缺位填充”显得更加及时和明显。

　　第三，我们已经处于一个精神放松和行为自由的时代。言论和行为的自由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和强调。吸毒成为一个个人的行为，没有人可以随便来进行制裁和指责。贩毒的行为在许多合法行为的掩盖下得以进行。以前出门要登记，今天已经成为记忆深深处的遗迹了。以前我们可以对一个人进行品行的道德批判，今天我们就是看到有人贩毒也并不一定理直气壮地去进行斗争。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我们的精神和行为得到了巨大的解放，我们也就给予了毒品犯罪的空间和条件。激情燃烧的岁月逝去了，精神百态的世纪来临。毒品犯罪也在这样一个时代的更替里来到我们的国土和我们安居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