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同性恋志愿者，阿强也曾在街头发放安全套，拉同志去做HIV检测。他渐渐意识到，这些下半身的管控是起不了根本作用的，“一个内心压抑、活在灰暗世界里的人，是不那么在乎自己的身体健康的”，同性恋者应该被当作一个有上半身的“人”来看待。

　　在防治艾滋病和保护人权的这个领域，从2000年以来出现了一大批艾滋病活动家及其社区草根组织，它们大多都是中英项目、全球基金等国际组织进入中国后培育和催生出来的，以同性恋活跃人群小组为绝对的主导。而全球基金在中国的管理体制却又恰恰抑制了这一领域草根组织的自主性和成长，它的撤出似乎正逢其时，我们真正的社区草根组织似乎也已在路上。

　　领跑的艾滋病NGO

　　今年的“艾滋病日”快要到了，孟林的工作日程又开始紧张起来。他一边要同全球基金的审查官员见面讨论草根组织参与面临的问题，一边还要去清华大学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讨论创办一个社会企业的可行性，去社科院李楯教授家里商量完“全球基金”在中国的回顾报告之后，又赶着去参加一个公共卫生领域NGO的研讨会。

　　他是民间的中国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联盟秘书处的负责人，中国全球基金项目国家协调委员会(CCM)以社区为基础的NGO代表，曾经的爱之方舟感染者支持组织的负责人，同时也是自1995年发病以来，就被医生和一些病友口口相传为生命奇迹的艾滋病人。

　　他和中国人民大学潘绥铭教授等合作的《中国艾滋病草根组织生存状况调查》，在经历了1年访问26个省100多家机构之后，暂时还未能获得发表，“草根组织内斗的情况写得过多，容易让人产生这个领域复杂、混乱的印象”。

　　11月27日这天，有官方参加的公共卫生领域NGO的研讨会，也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孟林用“这是NGO发展初期的自然生态”来回应。即使如此，当天的研讨会还是艾滋病领域的NGO唱主角，“这个领域的草根组织尽管相对封闭，但从规模到参与国家计划的层次，都走在公共卫生领域的最前面”，孟林说。

　　“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没有一个疾病能花掉这么多的钱。”李楯计算，全球基金承诺给中国三大疾病18亿美元不过没完全兑现，中央财政也每年也投入10亿元防艾资金，加上地方配套就是20个亿。这个领域的“特殊待遇”除了国际资金的大额援助外，还体现在就一种疾病来说唯一一个国家级的《艾滋病防治条例》的出台，联合国专门为一种疾病设立的艾滋病规划署，以及全世界专设的艾滋病日。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提出“筑起一道新的长城拒艾滋病于国门之外”，认为艾滋病还是由资本主义腐朽社会造成的，但1985年就在云南瑞丽发现了100多例因吸毒感染艾滋病的病人，于是提出“严厉禁娼禁毒”，进入90年代开始在河南的卖血输血人群中发现大量感染者，于是1998年颁布和实施了《献血法》以及血站、单采浆站的管理条例。

　　直到2003年、2004年，国家主席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探望艾滋病人，并提出“四免一关怀”政策，才体现了中国承认有艾滋病和关怀其感染者的价值转向，并于2006年出台《艾滋病防治条例》全面保护。参与了这一领域多项政策制定的李楯发现，艾滋病传入中国和中国的改革开放重合，2000年以来国际艾防组织的进入，尤其是2006年全球基金的到来，催生了大量草根组织，尽管它们的独立性存疑，但多少都和人权保护、公民社会交织在一起。

　　10年来，吸毒感染人群、卖输血感染人群、同性恋及其感染者群体中陆续出现了做艾滋病干预的NGO和维权代表，这些艾滋病活动家和民间组织的成长史，是一条遍布荆棘的坎坷路，他们的出发不仅源于对一种病毒和孤独的恐惧，更多地源于对一个平等、自由社会中的种种权利的渴望。

　　脱掉“白大褂”的云南戴托普

　　11月4日凌晨，41岁的云南戴托普药物依赖治疗康复中心副主任王晓光因癌症晚期在昆明病逝。这位1998年就投入到帮助吸毒人群防治艾滋病的先行者和代表人物，同时也是全球基金中国艾滋病项目非政府组织工作委员会的代表，中国药物滥用者服务组织工作网络的负责人。

　　“艾滋病感染者、同性恋群体、性工作者、药物滥用者，为其防艾工作服务的草根组织都有自己的网络。王晓光去世后，谁来负责药物滥用者的网络很成问题。”孟林说。草根组织成长的初期，这种能平衡各种关系的联盟代表型人才尤其可贵。

　　1989年，中国首次在云南瑞丽的吸毒人群中检测发现了成批的HIV感染者。此后一直到1994年，中国才从坚称“无毒国家”、“无艾滋病国家”过渡到承认“云南边界等少数地区有使用毒品的情况”。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戒毒机构———昆明市药物依赖性治疗康复中心也于1989年成立，隶属于云南省精神病院，杨茂彬当时是中心的一名医生。

　　中心在最初5年里收治了3000名吸毒者，但复吸率100%无一例戒毒成功。1994年，悲观透顶的杨茂彬被单位送去纽约的美国戴托普(Daytop)治疗社区机构学习，经费由美方资助。他一到那里就明白原来的干预模式“整个儿都错了”。

　　最失败的地方就在于“我们以医院和医生的名义来做这个事，戒毒者进来后都认为自己不用承担责任，交给医生就好了”。美国戴托普的治疗社区告诉杨茂彬，“戒毒先是个社会问题，而不是医学问题”。

　　最让他受触动的，还是那里的工作人员大多都是戒毒成功者，而且所有工作人员每天都和戒毒者吃住在一起。那是个社区或者说大家庭，而不是个医院，戒毒者在清洁、厨房、修理等功能性的小组里轮换，每天早中晚都有讨论会、对质小组等让大家激烈地交流，每个人都清楚自己在这个家庭中的权利和责任。他明白了必须“先从心理上触动他们生活价值观的改变，然后才能真正建立戒毒的信心和决心”。

　　回来后他在中心里推广戴托普的做法，戒毒者很喜欢这个模式，医生们接受起来却很困难———把戒毒者当成家庭成员一样，还要同吃同住，做小组活动，没几个人愿意这样干，医院最后也把中心的工作停掉了。

　　1998年，杨茂彬从医院出来，自己招兵买马，几个工作人员一起凑了十几万元钱，租了房就干了起来。“刻意撇清了和政府的任何关系”，起了个名字就叫“云南戴托普药物依赖治疗康复中心”，录用的工作人员中很多就是戒毒成功人员，云南戴托普终于脱掉了“白大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