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意与刑法规范“冲突”可调和

　　无论是胡斌案，还是孙伟铭案在网络中都被广泛讨论，法律层面的，道德层面的，应有尽有。从民意的角度看，民众更多的是关注胡斌和孙伟铭的判决结果。显然，两案的判决似乎都不那么令民众满意。今年四月份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意沟通工作意见》指出的“要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衡量人民法院工作的‘尺子’‘晴雨表’，要把人民满意作为人民法院工作的最大政绩”。【21】因而，若是严格依照现行刑法规定来判处两案是否表明了刑法规范与民意之间存在着冲突呢？答案是否定的。首先，我国刑法典的制定过程是经过了全国人民共同讨论而先后形成草案、修正草案，最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的。整个立法过程，全国人民都间接的参与了。因而刑法典本身即是人民意志的体现，又何来冲突一说。其次，笔者认为一个司法判决本身即是要考虑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问题。民意代表的是一种实质正义。但是司法判决并不能完全考虑这种实质正义的要求。过于强调实质正义，而忽视了形式正义。为了迎合民意而放弃了罪刑法定原则，不仅对个案的被告人是不公平的，从长远上来说，破坏了法律的确定性，最终损害的还是民众的利益，违反的仍是实质正义的要求。再次，民意是具有鲜明的导向性。调和民意与刑法规范的“冲突”方法不是一味的使刑法作出让步，对刑法修改。而应该对民意进行善意的导向，使民众更多的理解刑法规范的要旨。民意要求对胡斌、孙伟铭加重处罚的最大理由就是只有这样才能威慑危险驾驶的行为。笔者以为，民意的这种要求本身是我国传统普法教育导向的不正确引发的。“古之普法重在使民畏法远罪，今之普法重在使民知法维权”。【22】事实上，醉酒驾车、超速驾驶等行为正是出于民众当中，而酒文化也是民众中形成的。笔者相信在谈论应该重罚危险驾驶行为的人当中不乏有违反交通法规的人。因而法院的工作不是应该以人民满意不满意为尺度，而是应该引导人民遵守法律，知道法律，不违反法律。最后，针对民意与现有刑法规范的表面冲突，无需任何一方退步，完全可通过第三种途径解决。而这第三种途径就是综合治理危险驾驶行为，采取双管齐下的方式。一方面，加强社会控制力，如严格要求驾照考试、加强行政处罚执行力度、严格追究触犯刑律的交通肇事行为的刑事责任。另一方面，提高公民的素质，增强遵守交通法规意识，加强普法教育力度等。总之，笔者认为民意与刑法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只有因为个案凸显的一些对刑法规范的理解不同而引发的争议就认为不符合民意，有言过其实之嫌。相反，刻意强调民意，片面强调严惩危险驾驶犯罪只会助长刑罚万能的思想，从而陷入重刑主义窠臼，导致情绪化司法，“媒体”审判等不良后果。【23】

　　参考文献：

　　【1】 刘明祥《有必要增设危险驾驶致人死伤罪》载《法学》2009年第9期p10

　　【2】 http://news.sina.com.cn/s/sd/2009-09-09/120918613800.shitml

　　【3】 http://news.china.com/zh_cn/hangzhoubiaoche/11077181/20090720/15567777.html

　　【4】 梅传强、胡江《危险驾驶行为入罪的分类分析》载《法学》2009年第9期p17

　　【5】 赵秉志主编《中国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9月第一版p180

　　【6】 陶文静《孙伟铭之醉驾案之再思量——兼论交通肇事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之区别》载《青年科学》2009年第11期p125

　　【7】 刘宪权《处理高危驾车肇事案件的应然标准》载《法学》2009年第9期p7

　　【8】 于志刚《危险驾驶行为的罪行评价——以“醉酒驾驶”交通肇事行为为视角》载《法学》2009年第9期p24

　　【9】 同上p22

　　【10】 同【4】p17

　　【11】 同【4】p20

　　【12】 http://www.szcorp.com.cn/news_view.asp?newsid=69

　　【13】 同【8】p22

　　【14】 同【8】p23

　　【15】 林山田《刑法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P127

　　【16】 韩嘉毅《加重刑事处罚还是加强执法力度？读公安部〈关于修改酒后驾驶有关法律规定的意见〉有感》载《中国律师》2009年11期p48

　　【17】 同【8】p23

　　【18】 张明楷《刑法格言的展开》法律出版社1999年2月第一版p3

　　【19】 同【1】p11

　　【20】 王民《交通肇事罪立法解读》硕士论文p36

　　【21】 http://yzwb-sp.yznews.com.cn/system/2009/09/08/010007702.shtml

　　【22】 张明新《对当代中国普法活动的反思》载《法学》2009年第10期p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