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自我倾注与临床抑郁的两项重要指标

　　1、概括化自传体记忆

　　有研究者认为概括化自传体记忆是临床抑郁的一个重要指标，因为抑郁患者的概括化自传体记忆明显较高，而且抑郁的预后越差。概括化自传体记忆指持续一定时间或重复发生的个人情景记忆，但却说不出事件发生的确切时间或地点(如“我每个星期都打高尔夫”)。有研究者用短片诱发出消极情绪及中性情绪，然后将被试随机分配入沉思和分心组，用Nolen—Hoeksema发展出来的45个项目的沉思和分心任务将被试的注意力分别引向自身和外在事物，随后让被试在5分钟内回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真实事件或曾经体验的经验。结果发现，与分心组相比较，沉思组回忆出更多消极的概括化记忆，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相一致。Sutherland等采用抑郁症患者为被试，将被试分为高抑郁组、低抑郁组，然后给予沉思或分心任务，结果发现，相较于分心任务组的被试，完成沉思任务后的高抑郁被试回忆出更多概括化记忆内容；进一步给予被试积极或消极沉思任务，然后要求他们进行自传体回忆。结果发现消极沉思后的高抑郁被试的概括化记忆明显增多。而这两种效应在低抑郁组都没有出现。这表明在高抑郁人群中，沉思是引发概括化自传体记忆的调节机制，而消极沉思的内容更容易导致概括化自传体记忆的提取。沉思，尤其是分析性沉思会引起更多的负性记忆及更多消极概括化自传体记忆，而消极的概括化自传体记忆预示着个体更加可能罹患抑郁症。

　　2、较差的社会问题解决能力

　　抑郁患者常常表现出较差的社会问题解决能力。研究显示沉思自我倾注会阻碍有效的问题解决。Ly—ubomirsk等的研究证明陷入沉思自我倾注的抑郁被试会对假设的情境表现出更多消极、失真的诠释，并且对人际事件不能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另外的实验也表明处于沉思自我倾注状态的抑郁患者会认为自己的问题已经严重到不能解决的地步，所以不愿意积极地实行解决方案。由于沉思自我倾注中的抑郁患者在思考自己的问题时往往是消极的、自我批评的，降低了自信、乐观和对事件的可控性，而这些消极的思考则直接与解决问题的意向性相关。

　　Watkins等就抑郁患者的状态指向的沉思自我倾注是否是损害问题解决能力的原因进行了研究。他们以抑郁患者、抑郁康复者和非抑郁患者为被试，并随机将他们分配为无问题组、状态指向沉思组(注意力集中于你为什么有这样的问题)或过程指向组(集中思考你决定如何解决问题)，要求他们完成手段一目的问题解决测试。结果发现，抑郁组被试的问题解决能力明显比其他两组要差，而抑郁患者中过程指向被试的问题解决能力显著提高，而抑郁康复组中状态指向沉思组的被试，其问题解决能力显著下降。这显示把注意力转移到事件过程可以降低抑郁，而沉思自我倾注无论对抑郁患者，还是对抑郁康复者，都会严重影响问题的解决。Donaldson等的实验也表明，对于抑郁症患者，无论其沉思自我倾注是特质性的还是实验诱发的，都会使患者心境恶化，并进而损害其问题解决能力。

　　Raes等就沉思自我倾注和有效问题解决以及自传体记忆之间关系的进行了研究。他们选用24名抑郁患者为被试，要求被试完成自传体记忆测试、目的一手段问题解决任务、沉思反应量表和悲伤沉思量表，分析结果发现，与前人的研究一致，沉思自我倾注与无效的问题解决及概括化记忆呈显著相关。回归分析的研究结果进一步表明，概括化记忆是沉思自我倾注和有效问题解决的调节变量。

　　三、自我倾注与焦虑

　　(一)社交恐惧、社交焦虑与自我倾注

　　除了与抑郁的关系得到最多研究而外，诸多研究表明自我倾注会对焦虑水平有影响，而且私我倾注与泛化焦虑存在显著相关。与此相关的研究集中于自我倾注对社交恐惧及社交焦虑的影响上。

　　社交恐惧是一种常见的情绪障碍，一般指对社交情境的害怕和回避。患有社交恐惧症的人在暴露于不熟悉的人或被他人仔细观察的情境中时会产生显著且持续的害怕，他们担心自己会以令人尴尬或蒙羞的方式行事，从而导致不良后果如遭受羞辱和排斥，这些想法会产生强烈的焦虑情绪。Clark和Wells提出的关于社交恐惧的认知模型认为，自我倾注和自我作为社会目标的建构是导致焦虑的原因。当社交恐惧患者进入社交情境中时，他们的注意力集中于自身而非外在环境。根据Du—val和Wicklund提出的客体自我觉知理论，处于自我倾注状态的个体会根据一些显著标准来评估自身，对于一个社交恐惧或社交焦虑患者来说，社交场合包含着一些社交能力的评估，而社交恐惧症患者极端的自我倾注倾向使得个体更多地察觉到自己实际表现和期望标准之间的差异，从而诱发消极情绪、消极的自我观念以及更差的社交表现。依据Clark和Wells的模型，处于社交环境的社交恐惧症患者会将注意力更多的转向监督和观察自身，这会增加与自我有关的想法、情感及对内部感受的觉知，这些信息组成了社交恐惧症患者的自我印象，而这种印象常常是消极的。

　　另外，社交恐惧或焦虑症患者的自我倾注倾向往往使他们忽视了对于外在积极反馈的觉察。社交恐惧患者这种极端自我倾注的倾向使他们不能加工积极的社会反馈，而只是依靠自己的消极评价来评估其社交表现。而处于自我倾注状态的患者的标准往往不切实际的高，因此他们对自己表现的评价基本都是消极的，从而加深其恐惧焦虑水平。

　　(二)来自实验的证据

　　自Clark和Wells提出社交恐惧的认知模型后，诸多学者从各个方面对该模型进行了论证。很多证据证明自我倾注确实在维持社交恐惧及社交焦虑中起了重要作用。

　　George和Stopa用实验检验了两种不同的自我倾注操纵方式(镜子和摄像机)对社交焦虑症患者的公众和私我倾注、观点采择、焦虑和归因的影响。他们选取31名高社交焦虑个体和32名低社交焦虑个体，分别与一个实验助手进行对话。结果发现，两组的公我倾注都提高了，但高社交焦虑组的更高。低社交焦虑组的私我倾注降低了，而高社交焦虑组没有改变。同时高社交焦虑组的个体更能意识到其周围的环境，较少使用场角度，并体会到更多焦虑。

　　也有研究从自我倾注与消极自我观念、加剧的焦虑 以及较差的社交表现的关联，特别是与社交表现的消极自我评价的关联方面进行了论证。Abbott和Rapee让焦虑和非焦虑个体发表即兴演说并告知将立即或在一周后评估他们的表现，然后评价他们一周内出现沉思性自我倾注的频率，结果发现，社交恐惧组在这段时间内维持了他们的消极评价，而非恐惧组则增加了评价的正向性。Spurr和Stopa的实验也证明自我倾注与社交恐惧、负面自我评价及不良社交表现有关而治疗社交恐惧往往要降低患者的自我倾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