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班主任从来不让我们对未来——，对如今等待补习生的未来报幻想。他丝毫不掩饰这个未来是很艰难的。但是他认为，只要我们稍稍用点心，就能在某一方面比公立中学生们强。例如，在拼写方面——如今那些中学毕业会考及格者已经不会拼写了。我们能正确无误地起草一份求职书，就将使我们多得到一张王牌。他试图让我们学会那些自认了不起的人的处人处事的方法。而且他总是要引用几句格言，通常都是上一个世纪的格言。学生们对此总要报以笑声——再说大多数学生从不克制笑声——但是我觉得每个格言多少都包含了一点真理。这位老师的看法我还不是都赞成，但是这位老师让我喜欢的地方就在于他似乎还能分辩黑白。

　　绝大多数学生不太喜欢他。他们觉得他过于苛求，他时常进行道德说教，使他们感到紧张。总之，我的大多数同学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有几个人学习稍微用心点，为的是想得到一个好点的毕业证书。以为这样他们就可以在上完补习课后找到一个工作。他们老老实实地做作业——确切地说是按照所要求的去做。读一本真正的书，对课程以外的事情感兴趣，他们连想都不去想。当班主任或一个青年教师偶尔试图发起一场讨论时）老师得到的是一阵愚蠢的冷笑。我们班的同学对未来的打算不比我多：再说，一个补习生怎么可能有长远的打算呢？假如他有机会找到一个学徒工的位置，不管他是否喜欢，他都不得不去干。

　　实际上，很多学生对他们今后干什么完全不在乎。他们的理由是：总之，在这个国家谁也不会饿死。从补习校出来的人在生活中没有任何成功的机会，因而何必担忧呢？有几个学生是未来的匪徒——已经看得出来——其他人则开始喝酒。而女孩子们呢，她们也不自寻烦恼：总有一天，她们可以找到一个满足其需要的配偶。在等待的过程中，她们总还可以当售货员，工厂女工——必要时在流水线上工作——或者还可以闲散在家。

　　并非人人如此，但是这个学校的总的气氛就是这样。没有幻想，更没有理想。我也士气低落：这并不是我所想象的戒毒后的生活。

　　我经常问自己，为什么年轻人的处境如此艰难。再没有什么能使他们高兴的事。16岁有辆摩托车，18岁有辆小汽车，这是理所当然的。如果谁没有这个，就会感到太不幸了。我也是如此，在我的所有梦想中，我总是梦想有套房子和一辆小汽车，这点很明确。像我母亲那样为了一套住房或一间新客厅而绞尽脑汁，真是无能。按照我母亲过去的理论，这对他们来说还不错。对于我来说——我认为对于我这一代的许多人来讲——这些物质，这点舒适，仅仅是“维持生活的最低要求。”我们需要更多的东西。这才能赋予生活一个意义。但是生活的意义哪儿也找不到。然而一部分年轻人——包括我——总是在寻找能赋予生活意义的东西。

　　我们在课堂上讨论民族主义时，我有一种矛盾的心绪。一方面，我深深厌恶所有这些残暴——想一想一些人居然能干出这类事！但是另一方面，我认为总还是存在能让人相信的事情。有一天，我甚至从正在上课的课堂里走了出去：从某种观点看，我情愿生活在另一个时代。至少那时候的青年知道他们所处的位置，他们有理想。我认为对于一个青年，即使理想是错的，也比什么都没有好。我当时这么说也不太严肃。但是有那么点意思。

　　甚至在乡下，年轻人也已经开始各种各样的吸毒，因为他们对成年人所提供的生活图景不满意。我住的这个小村庄也没有幸免于暴力：人们好斗而不忍让。旁客运动（传到柏林还晚两年）在男男女女中都有信徒。看见一些人从来没有吸过毒，却把旁客当作了不起的吸毒者，我总是感到害怕，其实旁客只是纯粹的粗暴行为者。甚至连他们的音乐也完全缺乏创造性，只是嘣嘣的声音。

　　我有一个伙伴成了旁客。在他把一枚别针别在脸颊上，把拼板游戏装在口袋里，到处游逛之前，他的确是一个可以与之交谈的伙伴。有一天，村里的小酒馆里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殴斗：打架的人把两把椅子砸在他头上打断了，他肚子上又被一个瓶子狠狠砸了一下，在医院里，医生及时把他抢救过来。

　　对于我来说，最难以忍受的，是小伙子和姑娘们之间那种粗野的关系。人们告诉我许多关于妇女解放和开化的乱七八糟的事情。对于我，我简直无法相信小伙子们能如此粗野地对待姑娘们。什么样的粗俗行为、无礼举动都出来了。他们渴求权威和成功，就去找女人，因为他们在别处得不到这两样东西。

　　大部分这类家伙都去光顾我住的村子里的迪斯科舞厅，把我吓得够呛。大概是因为我有点与众不同的缘故，他们总是凑在我身边。他们的口哨声，“怎么样，我的小妞，去溜一圈？”这类的话语，比柏林库尔富尔斯特大街顾客的伎俩还让我恶心。库尔富尔斯特大街的顾客们握着方向盘坐在汽车里向你打招呼时，至少还冲你微笑一下。可是这帮村里的痞子甚至懒得这么做一下。我认为柏林的大多数嫖客显得更客气些，尤其对我比较温和，比这帮小痞子对他们的女伴要好。他们想亲吻一个女人，连一句话一个可爱的动作都没有，更谈不上丝毫的温柔举动——当然，他们更不会想到这样做是要付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