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月后，一个星期一的早晨，我收到了我久等的电话：克丽斯蒂娜在弗里特里兹斯特斯警察局。尽管克丽斯蒂娜大吵大闹，给我打电话的人却表现得出乎意料的理解，我求他把她置于他们的监督之下，下午我就去接她。我们马上乘飞机离开柏林。

　　我去买机票，一张往返的给我自己，另一张单程票是克丽斯蒂娜的——说这句话可真使我难过。接着，我给我家打了电话。

　　我要我的男友陪我到收容所去。我想，我们两个人总能防止她逃跑吧。

　　克丽斯蒂娜一言不发，我也是一样，我觉得自己没有说话的气力。

　　在办理登机手续时，我觉得膝盖发抖，心脏乱跳。克丽斯蒂娜总是沉默着，看都不看我一眼。一直到飞机降落，一直沉默不语，呆坐在座位上，咬着手指或看她带的一本小说。她没有试图溜走。

　　当飞机飞上高空，她开始从舷窗向外看，这时黑夜已经降临了。我对女儿说：“好吧，到此为止。毒品这本书该合上了。你到你埃瓦丽娜婶婶家去住，开始新的生活。”

　　克丽斯蒂娜自述

　　在祖母家过的前4天我处于因中断毒品而发瘾的病态中。刚一能起床，我就穿上了瘾君子的大礼服，兔皮上衣、超高跟皮靴，然后带上我婶婶的狗，到树林里去。

　　每天早晨都是同样的节目：像过去到动物园地铁站之前一样的打扮、化妆，然后到树林里去闲逛。高高的鞋后跟总是陷到沙地里，每隔十米就会绊倒一次，由于跌跤，膝头上磕得紫斑累累。祖母建议我穿旅行鞋，我十分厌恶地拒绝了——单是“旅行鞋”这个词就让人恶心。

　　慢慢地，我发觉我的婶婶——她正好30岁——还是可以谈一谈的。可就是跟她我也不敢说起我的真正的问题。再说，我也没有心思谈，甚至想这些问题。我的真正问题叫作毒品和与它有关的一切：戴特莱夫，塞纳区，古丹姆大街，过瘾，不被逼着动脑筋，自由自在。实际上，我只想一件事：你很快就会溜走的。但是，这次与以往不同，我没有制定一个逃跑的计划。这只是个念头：有朝一日，你会逃走的。可能我并非真有这种愿望。我对最近这两年里被叫作“自由”的东西太害怕了。

　　我的婶子用一张禁令之网紧紧地把我箍住了。我15岁了，可是当我要出去的时候，我必须准时在9点半前回家。从11岁起我就没经受过这种事。这使我恼火，可奇怪的是，我几乎总是照办的。

　　我们到汉堡为圣诞节去买东西。一大早出发，朝着大商店冲去，在那一群群抓住货物不放或者乱翻漂亮钱包的市民中间开辟出一条路来。奶奶、婶子、叔叔和表兄试着新衣服，买不到给埃瓦丽娜婶子。伊达婶子和齐什姆的礼品，也找不到给玛琴狄斯夫妇的礼品，叔叔要买一双放在自己鞋里的鞋垫，再有，他还想给汽车买个什么东西，而且非得在大商店买，因为价格比较便宜。

　　奶奶又瘦又小，还挺起劲地东看西问，不断地迷失在人堆里，这时，就得去寻找她。不时地，就剩下我孤身一人。这时，我当然想到乘机溜走。我已经发现了汉堡的“大舞台”。只要我走到街上，与2、3个吸毒者模样的家伙搭上话，过去的一切就会继续下去。可是，我下不了这个决心。因为我不知道我到底要的是什么。当然我又一想：“瞧那些人：惟一能使他们沉醉的就是买东西。逛商店。我宁愿倒毙在肮脏的厕所里，也不愿意像他们那样。”说实话，如果有一个吸毒者过来与我攀谈，我就会溜走。

　　但是实际上我又不愿意溜走。我甚至多次央求我外婆家里的人把我先送回去：“我受不了了。让我们回去吧。然后你们再独自回来买东西。”可是他们惊讶地看着我，好像我突然疯了似的：对于他们，采购过圣诞节的东西无疑是一年中最激动人心的时刻。

　　晚上，我们找不到我们的汽车了。我们跑了一个又一个停车场，还是没有车。可我很欣赏这种处境：突然间我们变成了一个共同体。人人都在说话，每个人都有一个主意，但是我们的目标是共同的：找到那辆该死的汽车。然而我觉得这一切很可笑，我不停地在笑，可其他人却越来越生气。天气越来越冷，除了我以外，其余的人都冻得直哆嗦：我的身体早已领教过比这更厉害的环境。

　　后来我婶婶干脆就站在卡尔斯坦进门的暖风口下，拒绝再挪动一步。我叔叔不得不费九牛二虎之力把她从这处安乐窝里拉走。最后，我们终于还是找到了汽车，于是这场风波就在大家一阵大笑声中结束。回家的路上，气氛活跃极了。我的自我感觉良好。我觉得我已成了这个家庭的一员。

　　我有点适应了。至少在努力这么做。真难呀。我说话时必须时刻留心。每句话，每个字都要注意。我一不小心冒出一句“他妈的”，我祖母立刻就说：“这么脏的活出自一张那么漂亮的嘴。”这样一来我就紧张了，我很想与别人讨论，但最好别这么做，因为到后来我总是惹得别人生气。

　　圣诞节到了。两年以来这是我第一次与亲人在圣诞树下吃年饭：去年和前年，我都是在塞纳区度过圣诞节之夜的。我不知道我是否应该高兴。总之，我决定至少在分发礼物的时刻，要努力做出高兴的样子。可是到了那时候，我却无须装样子，礼物的确使我高兴。我第一次得到如此多的圣诞节礼物，以至我惊讶地计算了好一阵子，这些礼物要花多少钱，相当于买多少海洛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