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俱乐部，我却经常与吸大麻和吸麻醉毒品的人在一起。一次，我抽了一支接有毒品的烟；另一次，我找了个借口拒绝了。

　　后来我结交了一伙很不错的人。邻村的年轻人几乎都是学徒工，他们受到了压榨。一些人思考问题并提出问题。当我同他们讨论时，我感到有所收获。尤其是他们既不粗鲁，也不好斗。在这伙人中间，气氛总是很平静。

　　一天，我提了个愚蠢的问题：为什么总是需要有一点超脱？他们回答我：这很显然，应该使自己与一天的烦恼分离一下。他们在工作中感到很失望。除了一个人是例外：他是工会会员，并在他的公司里负责青年职工的问题。他认为他一天所做的工作有某种意义。在他看来，人们可以改变社会。晚上，四分之三的时间，他甚至不需要一支烟来寻求安逸。他只喝几口红酒。

　　其他的人下了班总是又失望又窝火，工作在他们看来完全失去了意义。他们不停地说要辞掉工作。当大伙儿凑在一起时，总有一个人讲述他与师傅的争执或遇到的麻烦。于是其他的人就对他说：“别再想工作中的事啦。”大家轮流吸一支接有毒品的烟，晚会这才算正式开始了。

　　一方面，我比他们幸运点儿：我在学校的功课有时还能让我喜欢。另一方面，我们都在一条船上：我也不知道那对我有什么用。为什么要有这些压力呢？我现在明白了，我既不可能通过中学毕业会考，也拿不到毕业证书。另外我很清楚，即使我能得到一张优秀的学习结束的证书，一个过去的女吸毒者也完全不可能找到一个有意义的工作。

　　事实上，我获得的毕业证书确实是优秀的。但是，连当学徒的可能也没有。鉴于有法律规定禁止年轻失业者流落街头，给了我一个临时工作。将近有一年我没有再注射毒品。但是我知道真正戒毒当然需要几年。眼前，这对我来说不存在太大的问题。

　　晚上，当我们这个圈子的小伙子和姑娘又聚在一起，大伙儿围着一支大麻烟和一瓶红酒时，一天的烦恼都被忘掉了。我们谈论刚刚读过的书。我们对魔法。对心理分析、对佛教感兴趣。我们寻找有门路弄到上等毒品的人，想象着他们会给我们一些东西。因为我们用的是劣质毒品。圈子里一个学护士的女学生带来一些小药丸。有一阵子，我重新使用瓦里姆毒品。我没有使用麦角酸二乙基酰胺，我实在害怕死。其他的人，他们使用这个一般还成功。

　　在我们的小城里，看不见过量吸毒后陷入虚幻的人。如果有一个人想吸毒，他就去汉堡沉醉一番。这里也没有贩卖海洛因的人，因此在这里，不像在柏林、汉堡、甚至北爱斯特镇那样，容易吸毒成性。

　　但是，假如有人实在想搞到毒品，也不难弄到。有些家伙有门路。有时甚至有贩毒者藏在角落。他们备有各种货色。只须弄一点儿毒品就可以飘飘然一番，贩毒者会问：“你想要哪一种？瓦里姆、瓦尔隆、大麻。麦角酸二乙基酰胺、可卡因，还是海洛因？”

　　在我们这个圈子里，每个人都以为能把握住自己，不会吸毒上瘾。总之，这里的情形与3、4年前克罗比小区的情况在许多方面都很不同。

　　如果说吸毒同样给我们带来某种自由，它却完全不是一类的。我们不需要“音响舞厅”，不需要震耳欲聋的音乐。柏林库尔富斯特丹姆大街闪耀的广告灯牌在我们看来丝毫没有魅力。所有的人都跟我一样，我们恨城市。我们吸毒是一种本性。每个周未，我们都去横渡史莱斯文一霍斯坦因湖。我们把汽车停在一个地方，然后我们徒步走到一个我们认为绝好的地方。我们在沼泽地里闲逛——那儿，绝对不会碰到任何人。

　　但是最令人惊奇的，还是我们的石膏采石场。这是一个位于田野中的巨大的坑。大约有一公里长，二百米宽，一百米深。坑内有垂直的壁板。坑底部，很温暖，没有风。坑里长着一些我们在别处没有见过的植物。这条奇异的峡谷有结晶岩矿床，峡谷壁上奔流着瀑布。被染成褐色的流水把雪白的岩石涂上了锈色。地上铺满了类似史前动物骨骼的白岩石碎片，也许真是猛犸的骨骼。庞大的挖掘机和传送带整个星期都发出一阵阵可怕的嘈杂声，星期天则没有了动静，鸦雀无声，又好像沉睡了几个世纪似的。石膏也使这些机器穿了一层白衣服。

　　只有我们孤零零的。陡峭的白峡谷壁把我们与外部世界隔离开。听不到一点儿声音，只能听到瀑布声。

　　我们决定等到采石场不再开采时买下它。我们就住在这谷底。我们在里面搭个小窝棚，建一个巨大的花园，饲养一些动物。我们要炸出一条通往地面的小路。

　　无论如何，我们毫无回到地面上来的愿望。

柏林大法庭的起诉书（节录）

　　克丽斯蒂娜，女中学生，并不承担法律责任的未成年人，被指控未经卫生部批准，私自从1976年5月20日起接连不断的非法贩卖麻醉品，触犯有关麻醉品管理的法律条款。

　　被告自从1976年 2月起一直使用海洛因自我注射，起初是间隔性的，后来发展为天天注射，每天用量为四分之一克左右。因此，她必须从1976年 5月20日起承担法律刑事责任。被告曾于1977年3月1日先后两次在动物园大东站大厅和地铁库尔富斯登达姆站受到警方审讯，并被查明身份。这两次都发现其身上带着含有海洛因的物质，第一次为18毫克，第二次为140．7毫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