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飞机里的时候，我装作专心致志地看我的恐怖小说，实际上我也真的看了几页。妈妈一直像条鱼一样一言不发，她甚至都没告诉我，我们要到哪里去。当空中小姐开始那一套惯常的花言巧语时——您的旅途愉快……希望尽快地再次为您服务，等等——我发现妈妈哭了。接着，她开始说话，用机关枪的速度。她一直是为我好。最近，她总是梦见了我死在了公共厕所里，四脚抽搐，到处是血。是让个毒品贩子害死的，而警察通知她去认领尸体。

　　我总是觉得妈妈有心理玄学方面的特殊才能。假如某天晚上她对我说：“孩子，不要出门，我有一种古怪的感觉。”这时，就会发生某些意外：在一次紧急搜查中被抓住啦，上当受骗啦，一件讨人嫌的事故啦，等等。听她述说她的梦境，我马上想到了比科，他的威胁，和他的那些充当保护人的地痞朋友。可能这回是妈妈救了我的命，我不让自己想得太远。自从我错过了出去的机会，我就不再思索了。

　　我的婶婶在机场迎接我们。我们和妈妈一起吃午饭，因为她要乘下一个航班回柏林。我想要一瓶“弗罗里达男子酒”，可是在这个豪华级的饭店里却没有这种牌子的汽水。虽然我渴得要命，可是我什么也没喝。

　　我妈妈和婶婶给我上了一大堂课。她们二位在半个小时之中，为我描绘了今后年代中我的生活计划：上学，交新的朋友，学会某种有益的技能，然后带着职业教育证书回柏林去。这并不复杂。妈妈流着泪向我们告别，而我，我克制住自己不去受影响。

母亲的诉说

　　白天真难过。我克制着自己，紧张得快要裂开了。从飞机场回来的路上，我终于能够流泪了。我又难过又心安：难过的是克丽斯蒂娜离开了我，放心的是终于让她从海洛因中脱身了。

　　这一次，我肯定自己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戒毒中心的失败教训使我觉得，惟一的办法是把克丽斯蒂娜带到弄不到海洛因的地方去。这是使她活下去仅有的机会了。当她父亲把她领到他那去后，这给了我一点时间进行判断，我得到的结论是，只要她留在柏林，她就算完了。我的前夫多次向我保证她会戒毒，我根本不相信。很久以来我就为克丽斯蒂娜的生命担忧，但我们没想到事情会变得这么糟。而在巴普西死后，我就没有一分钟的平静。

　　我知道片刻都不能等，马上就得把克丽斯蒂娜送到我自己家中去，但她父亲不同意。因为克丽斯蒂娜正生活在他的屋顶下面，他就取得了对她暂时的监护权。我说服不了他，他不能理解我。可能他没有我的经验，也可能他不愿承认他的失败。

　　这时，我收到了克丽斯蒂娜因触犯麻醉品法而被控告的通知，这是反麻醉品警察署的西克夫人打电话告诉我的。依她之见，我没有什么自责的：“怎么办呢？谁要想注射，他就注射——每个吸毒者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她知道很多吸毒者都像克丽斯帝娜一样，出身于正派的家庭，却出庭受审。她劝告我，不必自寻烦恼。

　　当看到为指控克丽斯蒂娜而收集的罪证中有一小包在她房间中找到的海洛因时，我被刺伤了。这是我找到的，在疯狂中我把这个用电话告诉了西克夫人。她请求我——虚伪！——给她寄去进行化验，我当然没有想到我的这个发现有朝一日会用来指控自己的女儿。这个西克夫人还向我说：“别写邮寄者的姓名，这样，别人就证明不了什么了。”

　　我认为，因为用毒成瘾便对像克丽斯蒂娜那样的年轻人进行审判是不公正的。克丽斯蒂娜没伤害过别人，她不过是自我毁灭而已，谁能审判她？更不用说谁都知道监狱是治不好白面鬼的。

　　起诉书的宣读更加强了我的决心，我鼓足勇气，我找儿童监护部门，向他们介绍了所有的情况。从我在各种管理部门奔来走去以来，这是第一次有人认真听我讲话。负责我这件事的社会工作者蒂尔曼先生也认为最好让克丽斯蒂娜远离柏林。在把对她的监护权归我之前——这可能需要一段时间——由他来照管此事，到一家治疗中心去找床位。我的前夫会很容易地同意的，这肯定无疑。我感到，至少这次人们不是空许愿，蒂尔曼先生真的把克丽斯蒂娜的事挂在心上了。

　　就在这次会面后不久的一个下午，有人敲门，是克丽斯蒂娜。她刚从反毒品咨询处回来。她筋疲力竭，带着海洛因，大谈她要过量用毒来自杀。我先是让她安静下来，让她睡下。接着，我打电话给蒂尔曼先生，他很快就到了。于是，和克丽斯蒂娜一起，我们3个人制定了一个行动计划：她先到精神病医院住上几天，实行肉体戒毒，然后从那里直接到治疗组织去（在此期间，或者由反毒品组织，或者由蒂尔曼先生为她找一个床位）。

　　克丽斯蒂娜显得心甘情愿。蒂尔曼先生负责种种手续，而且进行得很快。我们见了精神病医生和社会安全部医生。蒂尔曼先生拿着诊断证明去见我的前夫，劝说他在自愿申请床位的申请书上签字。这样，我就能把克丽斯蒂娜领到精神病医院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