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组织与外部环境的视角

　　1.资金链条的打造：项目筹款、小额信贷及社区基金

　　资金之于NGO正如石油和汽车的关系。对于中国农村社区扶贫类NGO来说，在政府尚未在较大层面上向NGO采购服务之前，很多社区扶贫类NGO主要依靠向一些境外非政府组织申请项目来获得资金支持⑧。这种现状使得这些组织必须在资金上处理好组织和外部环境的问题。然而，如何获得较为宽裕的资金？

（一）

（二）

（三）

（四）

　　从上述四个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四种筹款模式。如果将图中的劝募者视为农村社区扶贫类NGO，图（一）类似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开展的“一对一”捐资助学活动。该模式可以调动大多人的公益意识，但其筹款较难实现组织化和长久发展；图（二）是以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针对某个需要帮助的对象进行的筹款。这种筹款方式只能在特定场景针对特定对象在短暂时间内进行。可以想象这种模式很难持续，因而效果也较差；图（三）则成了NGO目前最通行、组织员工也最为满意的筹款方式，即动员某富有的慈善家或企业给NGO捐款。这种模式的特点也是很难实现筹款的可持续性；图（四）则最优。该筹款模式能将最多数人的钱用于最多的弱势群体之上。但是，这种最优的筹款方式也是最难实现的，它需要一系列透明的制度来保障。

　　目前，很多社区扶贫类NGO将很大的精力用于申请项目，也就是说，采用图（三）的形式筹款。但是，许多项目结束之日就是一些社区扶贫类NGO解散之时。因此，纯粹以申请项目资金来达到扶贫的艰巨任务则殆矣。而且，很多NGO疲于应付找信息、找关系，只要是钱就要而忽视了组织的宗旨和使命。这对组织本身来说更是一个打击。因此，许多立志于扶贫事业的人将眼光投向了资金链条的打造上。

　　从国际经验来看，人们开始对商业领域的伦理问题以及公司的社会责任予以越来越多的关注。道德和经济之间的鸿沟也被许多理想人士在实践中不断消除。最早始于美国的伦理基金就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领域。它的发展“既起源于使金融关系道德化的努力，也起源于国际层面上对社会和环境的广泛关注”[4]。而另外一个导致发展经济学产生挫败感的领域就是小额信贷。

　　小额信贷始于1970年代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Yunus）的乡村银行。目前，乡村银行向超过200万人发放了贷款。其中95％是妇女，她们平均借款100美元。大多数贷款期限为1年，名义利率20％。2000年，该银行通过其1200家地方支行覆盖了近40000村民。据该组织估计，乡村银行如今在孟加拉GDP中所占比例超过了1％[5]。

　　小额信贷通过社区联保机制有效降低了拖欠债务的风险。目前，小额信贷的资金拖欠率低于5％⑨。此外，小额信贷不仅使村民获得了必需的生产资金，而且还调动了他们的参与意识。但是，小额信贷也存在着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首先，小额信贷为了能持续在社区滚动下去而不得不收取较高利息。例如，乡村银行为了经济上生存下去，需要收取32％左右的较高利率；玻利维亚的索尔银行收取的利率高达45％；印度尼西亚的BKK之类的高利率机构收取的利率达60％。这些利息和还贷时间的限制还会导致债务负担等后果。但是，一些人认为为了重新锻造贫困社区人们的参与意识、诚信，付出较高的利息是可以接受的代价。此外，小额信贷易受到不可预测的自然灾害的攻击。再者，小额信贷导致很多村民过度依赖捐赠机构而增加金融风险。最后，最贫困的借贷者通常为了生存只借极小数额的款项，而几乎不能将这些款项用于投资和接受新的理念[4]。也就是说，小额信贷也依然面临着瞄不准穷人的挑战。

　　因此，为了培育社区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提高贫困社区村民自我管理的能力，一些实践者在主张社区外小额信贷资金注入的同时，也鼓励贫困社区内民众的小额入股分红试验。例如，世界宣明会就曾住云南永胜县开展过类似的活动。就我们对云南省永胜县羊坪乡落雪坪村阿木湾下社、大安乡大安村大安下村、六德乡玉水村云盘村民小组三个自然村的调研发现，尽管存在一定的不完善之处，但村民进行了许多创新，而且也调动了许多村民积极参与⑩。这种从社区内生发出来的资金筹集模式不仅可以重新塑造社区团结，在资金运作上也可以逐步摆脱对外界的过度依赖，从而为基层自治奠定基础。

　　综上，笔者认为农村社区扶贫类NGO不仅要积极申请项目经费支持，也要从真正意义上的参与式角度考虑资金链条的锻造。小额信贷和社区入股分红均是值得努力的方向。

　　2.NGO网络与信息共享

　　NGO网络组织是一个依据多元目标在多层级上构成的两家或两家以上互为承担一定权利义务关系的NGO构成的合作交流框架。

　　我们可以将中国的NGO网络组织大致划分为以下几种类型：国务院审批的免于登记的社会团体网络，例如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孵化型组织网络，例如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基于项目建立的NGO网络，例如覆盖全国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反对家庭暴力网络；基于某个事件或共同目标建立的NGO网络，例如绿家园、自然之友、地球村等9家组织组成的河网；不受法律限制的境外NGO的网络组织；惠灵式连锁服务NGO网络以及基于论坛建立的松散联盟(11)。尽管除了上述7种类型，我们在实践中很难看到稳定成型的、基于信息共享、共同合作的扶贫类NGO网络，但是我们在基层调研发现很多NGO都有诸如此类的想法。

　　从交易成本理论的角度我们可以认为NGO组织结成网络的原因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但从资源依赖理论出发我们可以更有效解释中国目前草根组织发展网络组织的动机。除了解决资源共享的作用之外，网络联盟的形式还可以起到“行业”自律的重要作用。

　　3.适应当地文化的沟通和变通策略

　　由于我国尚无针对境外非政府组织的专项法律，目前的社团登记管理条例对草根组织的合法身份的获得来说门槛很高。因此，对于在农村社区开展扶贫工作的非政府组织来说，需要通过一系列变通的策略才能将提供公共产品的服务有效传输到目标人群之中。

　　首先是处理好和政府的关系。非政府组织首先要将自己定位于政府扶贫上作的重要补充这一角色。一些资金较为雄厚的NGO采取救世主般居高临下的姿态肯定很难获得政府和民众的认可。还有一些境外NGO负责人对一些政府官员的热情招待视为腐败而拒绝合作，这样都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也就是说，为了获得一定的行政合法性，NGO需要采取一些不失原则的变通策略。至于如何获得目标人群的社会合法性支持，非政府组织的员工有必要随时调整组织目标，将当地的文化认同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的可持续战略。

　　三、结语

　　以上从NGO的内部治理以及组织和外部环境的关系两个纬度进行了分析。笔者认为，NGO首先需要从树立组织公信力、组织发展策略多元化的社会企业发展模式、理事会治理模式以及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练好内功。这是一个组织可持续发展的立身之本。正如周雪光所说：“鼓励低层次组织在不同方向上的实验、允许变异阶段的充分实现、容忍甚至扶持组织内部的有条件的松散结构，这些都是提高组织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对策。”[1]

　　构成一个农村社区扶贫类非政府组织的可持续发展机制的要素可能还不仅限于此。就组织和外部环境来说，尽管相关法律的改进并非朝夕之书，但2005年12月19日启动的中国扶贫办、亚洲开发银行、中国扶贫基金会、江西省扶贫办“非政府组织与政府合作实施村级扶贫规划试点项目”等一系列实践也给在基层社区开展扶贫工作的非政府组织带来了希望。开放的政府社会资源将为非政府组织的扶贫事业注入新的生机。这些实验都值得我们关注。从最近的调研中笔者发现，一些非政府组织正在尝试新的可持续发展机制。例如，一些草根组织采用举办慈善晚宴、与公募基金会合作等方式开展本地化筹款活动以拓展资金渠道，与政府人员合作成立社团以争取政治合法性和行政合法性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