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们是艾滋病感染者，与患者同病相怜、互帮互助，是政府和患者沟通的桥梁
●从草根组织到NGO，一路坎坷，但他们如野草般“春风吹又生” |
【开篇语】
2000年，当“艾滋病”还不是一个公众词语时，一个中英合作项目在云南悄然展开，十年后的今天，这个项目的影响力已经超脱了艾滋病本身。为此，今年的艾滋病日，我们抛弃了宏大的叙述，关注点也从艾滋病群体转到了为他们服务与呼吁的人群。
在过去的10年里，云南成为了“中国NGO首都”，特别是在艾滋病领域，防艾的NGO组织和团体已经开枝散叶。吸收了社会科学家的参与，还促使了非国家部门，如社会团体、NGO的加入，这同时也促进了公民社会的发展。
公民社会雏形初见端倪，除了政府和企业家以外，很大一部分人也得到了活动空间，并积极参与到公共安全卫生体系中来。
“中英项目留下的是无价之宝。”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副主任沈洁说，但中英项目也只是云南NGO发展现状的一个缩影，NGO的影响力已经超脱了起初“遏制中国日益增长的艾滋病毒传播，提高中国对艾滋病的有效应对能力”的目的。
10年的变化对于很多人而言都有一种难掩的兴奋，相信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都曾对它感受至深。10年了，云南曾经历过什么，感受过什么，关注过什么，又曾有过怎样的迷惘与不舍？当这一个个问题迎刃而解后，云南十年的防艾史也将跃然于纸上。
我们相信，它不仅仅是云南一个地区的NGO的“个人史”，它也代表着中国民间力量参与防艾十年来的锐意探索的历史缩影。从黑暗的角落中走出，却希望带更多的人走出黑暗，于是拿着低保的他们走到了一起。
组织中缺少精英人才，没有宽敞的办公室，没有庞大的资金支持，甚至没有自己的合法身份。他们却是和社会中最隐蔽的一个群体--艾滋病人距离最近的人，知道艾滋病人的需求、顾虑，了解他们的病情，关注他们的生活，帮助他们接受检查、治疗。很多官方或者非官方的关于艾滋病的统计数据可能就有他们长期工作汇聚的成果。
草根组织--他们这样介绍自己，也有人称他们“草根NGO”。仅在云南地区，关注艾滋病群体的草根NGO已经超过了200个，他们之中有的刚出生就夭折，有的在一个项目结束后解散，还有因管理不善退出，不过留下来的依然如野草般坚韧生长。
他们和艾滋病患者有着特殊的沟通方式，能读懂这些人闪烁的目光、欲言又止的唇动，因为他们中大多数和交流对象有相同的身份--艾滋病毒感染者或者患者。从黑暗中走来，却又转身投入黑暗之中，来回的游走使他们身影变得模糊。我们关注艾滋病人，也应该关注长期关注艾滋病人的草根NGO，让其不再黯淡。
上
晋军说，他们现在主要的工作就是动员艾滋病人做定期检查、对目标人群入户关怀。这些都是政府难以完成的工作，抛开人手不够的因素之外，艾滋病人是一个敏感的群体，他们不愿意别人知道自己的情况或者抛头露面，当然更不会因为政府的一纸公文而去排队接受检查。 几乎所有关注艾滋病的草根小组都说，自己是政府和患者之间的一座桥梁。
同伴教育
2003年，在参加彩虹中心戒毒项目之前，晋军（化名）已经戒毒几次，但都没有成功。吸毒十几年的他认定毒品是没办法戒的，即使参加这个项目也是怀着忐忑的心情，“他们一直宣传毒品可以戒掉，而我的经历又给出相反的答案。”
座谈、相互倾诉、做游戏等，晋军经历了一场和原来不一样的戒毒过程，而让他最受触动的是“同伴教育”，已经戒毒成功的人讲述自己的戒毒历程，帮助正在戒毒的人除去毒瘾。“直到看到别人确实把毒品戒了，我才彻底下决心戒毒。”晋军说，当他戒毒成功，并成为同伴教育中的“老师”时，感觉就像变了一个人，“觉得自己在做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从吸毒到帮助别人戒毒，我不再是被人看不起的角色，而是对社会有用的人。”晋军说，直到现在他都保持着这种欣喜的感觉，这样能让他平和下来。
黄英（化名）和晋军有着相同的经历。她在中国云南戴托普药物依赖治疗康复中心戒毒成功后，也成为了同伴教育活动中的讲师。据了解，在2000年左右，云南几家大的戒毒机构都采用了同伴教育的模式，效果显著。而这一过程中，一部分戒毒成功的人开始接触NGO组织的日常工作，学习到了与吸毒人员的沟通交流技巧，甚至一些人被吸纳到这些组织中来。
与吸毒常常伴随着的就是艾滋病。晋军说，当时很多人在戒毒过程中就检测出为艾滋病毒携带者，包括他自己。相比前者，艾滋病是一个更让他们难以启齿的事情，其中涉及的道德观念、家庭因素等都让这些人藏得更加隐蔽。这种情况下，同伴教育在艾滋病的防治方面显得更加重要，如晋军、黄英等曾在戒毒过程中成长起来的“讲师”，就充当了与艾滋病患者交流的最佳桥梁。
草根组织
“一个项目结束可能孵化出几个草根组织。”中国云南戴托普药物依赖治疗康复中心副主任王晓光介绍说，云南现在关注艾滋病方面的草根组织都或多或少受到了成熟NGO的影响，他们或者曾接受过帮助，或者曾协助过工作、做过志愿者，学到一定的经验，然后模仿NGO的工作方式。